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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冯天瑜先生的遗作。书名取“周制与秦制”,既说明全书内容有关中国的制度史,也说明了冯天瑜进入耄耋之年把毕生所究的题目作了一次总结。
上世纪70年代末是他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开端,从那时起,他对观念史、思想史、社会史和制度史均有涉猎。拿本书来说,这也不是他首次把周制和秦制同时作为专著的研究内容,此前为学界熟知的有《“封建”考论》和《中国文化生成史》两书。“周制”和“秦制” 虽以朝代命名,却不是单指周代的制度、秦代的制度,而是由此形成的制度及其传承和革新。宋人欧阳修说,“自汉以后,帝王称号,官府制度,皆袭秦故,以至于今虽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自宋,古代中国又经历元明清等朝代,也可以说“大抵皆秦制也”。周制的宗法精神也在这期间若隐若现。当然,当秦制产生,周制的大部分内容已经被替代了。我们也才有三千年周制、两千年秦制的说法。
人们进入历史深处去探究细节会发现,周制和秦制的边界可能也并不如我们认为的那样明确,其关系也不是简单的“替换”“延续”。冯天瑜要处理的是周制和秦制是如何形成的,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以及两者的关系。这就需要他在正式制度之外,也得去考究非正式的、民俗性和习惯性的制度,他过去做的观念史则为这一工作奠定诸多基础。周制的诞生、周制到秦制的变革、秦制到近世的变革,凡此三场,皆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制度演变。每场变革都有关键人物的出现和推动,如周公于周制,而每场变革也将体现在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中。冯天瑜发挥他擅长的文化史分析,也在文化生态的层面为周制和秦制找到了根由,尤其是东亚大陆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农耕型自然经济和宗法式社会结构等。凡是关于制度的比较研究,最终似乎都会无可避免地通往这个方向,是否是一种地理环境决定论,不是一句评论、一篇文章或是一本书能讲清的。冯天瑜的“终极聚焦”还是从周制和秦制的演变来思考现代制度建设。对近代制度转型和后单位制的思考都是他的“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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