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大众看到传统文化的独特审美，北服梁燕带领团队复原四朝婚服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中国自古以来便有“礼仪之邦，衣冠上国”的美誉，服饰文化源远流长。在近期播出的《中国诗词大会》节目舞台上，北京服装学院教授梁燕带领团队带来了古代婚礼服饰复原展示，展现了汉、盛唐、宋、明四个极具代表性朝代的婚礼场景。

中华传统婚服体现了中国婚礼服饰的独特文化魅力与深厚文化底蕴。复原婚服有什么难点？如何看待现在的“新中式”“国潮”热？针对这些问题，新京报记者采访了梁燕。

完成以汉民族文化为主导的四个朝代婚服复原

新京报：团队为什么选取这四个朝代的婚礼服进行复原展示？

梁燕：我们选择了汉、盛唐、宋、明四个朝代的婚礼服进行复原展示，因为这四个朝代本身为汉民族文化为主导，朝代持续时间长，对我们当下文化影响较大。复原时，我们也要考虑具体朝代的官阶区分和社会背景差异，我们在做婚服的时候发现，官阶不同，婚服型制、色彩、形貌也会有所差异，当然，也要考虑到复原后服装的整体视觉效果和当下社会的大众心理认知。

比如，在复原宋代婚服时，选择南宋时期五品官员，该品阶官员按照官服用色“服绯色”，七品以上官员官服“服绿色”，九品以上“服青色”。 新郎婚服以官服型制为基础，且到了南宋时期，婚服已异于从唐延续至北宋时常见的“红男青女”形貌，加之“女子可从夫”用色来看，我们可以将南宋女子婚服复原为红色。当然，红色代表着喜庆，也是一种延续下来的心理符号。到了明代，我们更可见大红色在婚服中的延续和至今的影响。

新京报：现在年轻人穿的古代型制婚礼服和之前的朝代有什么联系吗？

梁燕：需要强调的是，现在许多年轻人喜欢穿的古代型制婚礼服，在展示上有的或许是有错位的，比如，朝代错位、装饰错位。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现在的古代型制婚礼服展示的是一个大的文化形象，年轻消费者不是特别在意具体属于哪个朝代，也不用过多关注所谓的官阶，只要能够保留传统婚服的典型型制要素，并且展示出华丽、华贵，和盛大场景下的仪式感就可以，当然现代中式型制婚服中也出现了年轻人喜欢的一些设计元素，我觉得这就是当下复原和婚服创新结合中常看到的普遍现象。

结合出土文物、图像、史料，多重证据反复推演

新京报：在复原婚服过程中，难点是什么？

梁燕：最大的难点是信息的残缺，以及图文记录相矛盾的情况。

从史料记载来看，明代服装的参照史料要多一点，也可以通过一些文字记录推出婚服的大致型制，但是目前也没有一手出土文物明确注明“这件衣服就是婚礼服”，所以只能通过多重证据法，结合出土文物、图片、资料记录，不断反复推演，以求越来越接近历史真相。

在这次项目中，我带领11名研究生分为4个执行小组工作，参考了全国40余所博物馆馆藏的110余件文物、200余册古籍及文献资料、300余张书画及壁画图片，从接到项目到服装成品完成，历时两个多月，力求达到最大限度的专业性、真实性、准确性。

在复原婚服过程中，古籍记录的主要作用是从官方视角明确婚礼服的型制、用色，缺点是文字描述过于简单，比如，《大唐开元礼》中有关于婚服的描述信息仅为“花钗、大袖连裳，青质……”

中国古代的青色并不特指某一种具体颜色，而是一个范围色彩的统称。“青质”体现在很多图片或壁画中，包含青绿、青蓝、青红、青黑等色相。盛唐婚服复原时用“青”，到底应该是什么颜色？我们就需要去查找古籍书画等文献记录佐证，以此推测“青”在当时应该倾向于哪种颜色。

另外，在执行环节中我们也需要不断反复沟通细节，比如，宋代女子身高平均大概一米五几，男子一米六几，宋代出土实物的大袖袍通袖长均值约170多厘米，南京高淳花山墓出土的最长一件实物的通袖长为220cm，而我们展示复原服装的模特女生为1.75米，男生1.85米，所以就要推算出穿在现代人身上的衣服尺寸，最后复原的宋代婚服女性大袖衫通袖长为176cm，男子圆领袍通袖长240cm。

新京报：在四个朝代婚服中，哪个朝代的复原过程比较复杂？

梁燕：复原盛唐婚服的过程比较复杂。从官方古籍比如《大唐开元礼》中有关于婚服的简约文字性记录：“花钗、大袖连裳，青质，素纱中单，蔽膝，大带，以青革带，韈履……六品已下九品已上妻及九品已上女嫁则服之……”。

在制作唐代大袖连裳的婚服时，团队发现盛唐敦煌壁画《婚嫁图》中新娘的婚服为襦裙制、新郎的婚服为圆领袍服制形式，这与古籍中的文字记录有所不同。我们分析其原因，一方面，绘画者有可能真实记录了当时婚礼的服装样式，但也有可能加入了他的对婚礼服的期待或设想，但无论是哪种情况，还是有比较大的客观存在性。

另外，考虑到当时的唐朝受多元文化影响，处于非常开放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人结婚不一定遵循古籍里明确记载的婚服型制穿着而可能选择当时更为流行的服装样式，尤其是在庶民阶层更可能不受礼服制式约束，这个现象更加突出。

所以，我们将盛唐婚服复原定位为庶民阶层婚服样式，女子婚服为“花钗礼衣”，即通过华丽的“花钗”保持婚礼的隆重感，并根据敦煌壁画中出现的戴花钗冠者多是四支到六支不等的记录，我们选择了六支花钗的发式装扮；同时也遵循了服装的“青质”，对比壁画图像发现，大部分盛唐时期的新娘婚服色彩偏绿，晚唐时期则偏蓝，两者皆为“青色”。因此复原时，女子婚服选择了以偏绿色的青色为主色的襦裙装束，虽然未选择文献记录中的“大袖连裳”样式，但上襦、下裙、半臂搭配帔子的服饰形式在盛唐时期极为风行，既可日常穿用，亦可作为礼衣出席礼仪性场合。综合各类文献，“花钗礼衣”作为唐代民间女性婚服装束这一点是可信的。

因此结合以上考量，复原时既保持了当时婚礼型制以及用色倾向，又结合了当时的社会审美和流行因素；男子采用的则是官服的袍服样式，因为在那个时候庶民也可以假借九品官服，这在古籍里有记载，庶民新郎婚礼当天着官服样式是完全被允许的。

唐朝婚服上的宝相花纹样也是采用推演的方式确定的。实际上，我们无法完全确定当时婚礼服上纹样到底是什么样，但是，根据古籍资料和出土文物碎片可以确定一定少不了当时的典型纹样——宝相花。宝相花是一种综合了各种花卉要素的想象性图案，宝花内包含元素众多，包括常见的牡丹、莲花、忍冬、卷草、葡萄等等，亦有与鸟、蝶、狮其他题材纹样组合装饰。宝相花整体造型丰满，色彩绚丽，形式丰富，装饰性极强，其华贵、庄严，是吉祥富贵、幸福圆满的象征。

进一步，我们根据纹样的寓意推断出与“喜庆”相关的纹样样式：比如半臂使用的就是日本正仓院馆藏的“葡萄纹半臂”上的纹样样式，“葡萄”被喻为多子，葡萄枝蔓缠绕，又象征绵延不断。同时还结合日本正仓院天平胜宝四年馆藏笛吹襪上的宝相花纹纹样、幡脚端飾宝相花纹样，以及青海都兰热水、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织锦中的纹样，最后确定了男女婚服中使用的多款宝相花。以这些盛唐时期的出土织物为参照进行复原，既保证了相对真实的还原度，同时又考虑了纹样的美好寓意，我们认为是比较适合在婚礼服中使用的。

“新中式”正在成为独立的设计体系

新京报：目前你所带领的团队在从事哪些文化项目的研究工作？

梁燕：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作为北京服装学院的二级学院，去年成立了9个科研平台，我们研究团队所在的是服饰文化与设计创新研究中心，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相关研究和在此基础上的服装设计创新研究。中心研究任务主要是围绕服装历史变迁、制度规范、美学风格、传统技艺等展开；设计创新研究中，包括创新方法、创新路径和创新评价等。此次完成的婚服复原项目就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系统性工程研究中的一个部分。

在服饰文化研究中，我们希望能够以守正创新为导向，旨在真实还原服饰的历史风貌，探究服饰文化嬗变的内外动因，尽可能做到准确呈现中国传统服装型制和脉络发展，发现服饰研究的人文价值、艺术价值、创新价值。从院校的角度来讲，我们有义务做好这件事。

另外，学校的“课程思政”建设中，也要求研究生队伍通过科研训练来提升自己的实践动手能力以及学术研究能力，就是在“实题实做”中认识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断强化设计者的社会责任和产业责任。历代婚礼服复原项目就是典型的“实题实做”课题。在此过程中，可以锻炼学生的文献分析能力、科学研究能力、实践执行能力、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在此次婚服复原展示中，团队共完成了秦汉10件服装、8件配饰，唐代12件服装、8件配饰，宋代11件服装、7件配饰，明代13件服装、9件配饰，共计8套婚服、46件服装的婚礼服饰研究与复原，对团队也是一次系统而充分的锻炼。

新京报：近些年“新中式”“国潮”特别火，你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梁燕：2018 年出现“国潮”热，再到后来的以“马面裙”为代表的新中式服装的爆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接受、并愿意消费“新中式”服装，这体现了在更广的民众层面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与接纳。这也说明，文化自信的建立，不仅仅是设计者的责任，更是社会民众群体对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认知、认同、理解、接受，文化一定跟产业和生活真正链接起来，才是有效的。

婚服复原项目让大众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审美基因，同时，我们也一直在推进中国传统文化创新设计的项目，思考如何将“中国风”和现代服饰结合起来，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真正走入大众生活中。

有一次我给研究生上课，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下的“新中式”或许正在悄悄地改变西方固有的服装设计体系、穿衣体系规则。

比如，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老百姓知道，在汉民族服饰中穿衣规则是右衽，像穿旗袍，扣子是从左向右扣过来，左衽多存在于一些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服装中。而在西方穿衣规则中，男士服装普遍是右衽，女士服装是左衽，在现代着装里持续了很多年。

虽然到今天，西装等服饰依然遵循西方的穿衣体系，但是大家在“新中式”创新服装中看到女装如果出现左衽甚至会质疑：这样穿对吗？而且，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新中式服装品牌的产品中都会采用“右衽”。我觉得，普通民众无形中已经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服装体系影响至今天的设计体系或者穿衣秩序，甚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中国式”设计体系和叙事体系，这个意义才是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