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三女生创办的这项足球赛，靠什么走到了第八年？

2024年4月30日下午，一场高中校级联赛的小组赛在北京三十五中足球场打响。

在北京高中生校际足球冠军杯的整个赛程中，这只是一场普通的小组赛，然而对走过八年办赛历程的北高杯而言，则是一个新的起点——这一学生自创赛事迎来历史上首次真正意义上的主客场比赛。最终，坐镇主场的三十五中以5比3击败人大附中第二分校。

这一天，北高杯真正走进校园赛场

未来回想起2024年4月30日这一天，北高杯组委会、参赛双方的视角都会披上一层特殊的滤镜，而不仅仅将其视作4月的最后一天、一个等待假期到来的普通工作日。

严格意义上讲，这并不是北高杯第一次入校办赛：2018年，该赛事由21世纪国际学校承办；因赛程调整，北京京西学校也曾在校园作战，与其他球队一较高下。但正如北高杯组委会副主席、北师大大四学生徐泽惠介绍，此前入校办赛的时间都安排在周末，学校只是提供了场地，场边几乎没有观众。这一次三十五中主场作战，校足球队早早就在校园里张贴了海报，邀请老师和同学前往助威，北高杯第一次有了主客场氛围。

两支参赛球队也亮出了更认真的态度。

由于升入高三，身为三十五中队长的王健宁今年踢球的时间并不多，但在这场比赛前，他和队友特意加练了一周，目标是“一定要表现得非常好”，毕竟主场作战是这支校队此前从没经历过的大场面。赛前一天，他仍有些忐忑，“之前我们在学校里参加的最大规模比赛就是班赛，头一回有这种跨校的比赛，还是当着老师、同学的面。”

下课后从学校赶来的人大附中第二分校队同样感觉新奇，作为球队主心骨，读高二的段琪泓专门在赛前动员时提到，“不管是高一还是高二的队员，大家都是第一次经历客场作战，都精神一点儿，打出气势来！”北高杯以往的比赛，基本都是在组委会租用的中立场地举行，三十五中提出本场比赛可以在校内进行后，组委会需征求该场比赛对手的意见，人大附中第二分校队很痛快地答应了。

怎么就成了北高杯第一支“客场作战”的队伍？场上队长、高一学生白语桐给出了答案，“我们平时就在校队训练，比赛机会很少，所以很珍惜。客场比赛确实压力会大一点，但关键要看我们能不能打好。”

这场在校园里的比赛给予了赛事组委会和观赛者相同的触动，大家在意的早已不再是记分牌上的结果——尽管只是学生赛事，但录入球员信息、数据统计、场边实时转播与解说……正式比赛该有的环节一个都不少；三十五中的球迷会专门借了三面大鼓，在场边擂鼓助威的气势甚至能让人窥见一丝工体北看台的影子。虽然观众人数并不算多，但徐泽惠说：“这种氛围让我们感觉很震撼。”

这几年，一直在做高中生需要的比赛

为了“感觉震撼”的这一刻，北高杯组委会努力了很多年。

今年3月16日，第八届北高杯召开领队会，组委会再次向各个学校参会的领队发出了“进校园”的倡议，由领队与学校沟通。4月中旬，三十五中与人大附中第二分校的小组赛确定在前者的校内足球场举行，组委会随即开始针对这场比赛进行筹备工作，从赛前踩点、准备会，到最终确定流程都极为用心。徐泽惠说：“我们为这场比赛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希望把每个方面都能做到最好。我们非常珍惜这次机会，感谢三十五中学校的配合，希望以后能逐步与更多学校达成合作，如果每场比赛都能办成主客场赛事，感觉会更有意义。”

将时间再往前追溯，这份意义是北高杯成立之初的追求。2016年，当时年仅17岁的师大附中高三女生刘一鹤和两位朋友一起策划并举办了首届北高杯，并通过家里关系拉到10万元赞助，以保证赛事质量。至于办赛原因，极为简单，刘一鹤时任校足球队经理，但球队比赛机会较少，即使可以约到友谊赛，场地费用还是令中学生有些难以负担，更遑论是连续比赛。

确定办赛后，刘一鹤用“挨个拜访”的笨法子去各个学校邀请，最终有30多家学校的球队表示愿意参加，至此这个由学生主办、组织，学生参加的赛事在2016年顺利结束了首届比赛。接下来的一切仿佛顺理成章，刘一鹤后来说，“第一届比赛结束的时候，看着那些失利的球队喊着明年还要踢回来，我就觉得有责任办下去。”

责任感是有传承的。彼时，还是初二学生的徐泽惠通过北京中学生通讯社，担任了首届北高杯赛事摄影，之后成为志愿者，第三届比赛时加入组委会……刘一鹤出国留学后，北高杯依然准时在每年4月至6月进入高中足球爱好者们的生活。在徐泽惠看来，她与组委会坚持下来的伙伴们“更像是守成”，“我们要把这个比赛给一鹤姐留着。”

从某种角度讲，北高杯的出现也填补了校园足球赛事的一块空白——有官方背景赛事的主角，是拥有诸多足球特长生的足球传统校，对仅仅是喜爱足球的普通高中学生吸引力并不大；社会上一些商业比赛则是与成年人“混编”，不仅报名费偏高，比赛时间也经常与学生的期中、期末考试冲突；百队杯赛事则是自由组队，少了一份代表学校参赛的荣誉感……而经过学生调查后的取精去粗，让大众看到了如今的北高杯：7人制、单循环小组赛和淘汰赛模式、每支队伍1599元的报名费。与此同时，组委会在开赛前的领队会上会通过问卷形式收集各个学校研学、考试的时间，以在制定赛程时回避这些日子，确保不与学业冲突。

从2016年一路走到今年，曾有不少官方机构和社会团体注意到这个高中生们参加的草根赛事，然而面对抛来的橄榄枝，赛事组委会最终还是选择“自己干”，即使资金有些紧巴巴。例如今年北高杯的参赛规模达到空前的38支球队，场次增多的同时，场租和裁判成本也在增加，组委会需要严格控制支出，避免“一不小心就花超了”。

徐泽惠回忆，“我们第一届打的是很富裕的仗，因为有10万元赞助嘛。报名费是我们的唯一收入，此外就是一些有限的物料赞助，好在这笔费用可以覆盖租借场地、请裁判和为大家买运动险的支出。本来人力成本是一项最大支出，不过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困扰，因为组委会的工作人员都是义务的。”坚持“自己干”是出于组委会的初心，“其他机构接手，我们是轻松了，但可能没办法给高中生带来更好的服务与体验，我们的目标和初心或许也实现不了。所以，大家商量后，觉得苦点儿累点儿没关系，就是希望做不一样的、高中生真正需要的比赛。”

北高杯的赛事宣传语是“热爱大于一切”，每到赛季中，义务工作的组委会成员都有着满满当当的时间表：周末两天在赛场进行组织、转播、拍摄、数据统计的工作，周一在公众号发布当轮战报和数据，周二推送新一轮预告，周三处理各支球队的需求，周四和周五召开准备会，分派新一轮的赛场服务工作……徐泽惠说，这就是对赛事宣传语的最好诠释，“不仅我们自己热爱，也希望能给热爱足球的学生提供一个更好的踢球平台。”

这些人，因为足球迎来不同的人生

很多人说，做一件事不能只靠“为爱发电”，但对于北高杯的参与者来说，这句话并不完全正确。

“假如北高杯没有进入你的生活，你现在的人生会是怎样的？”当新京报记者把这个问题抛给徐泽惠时，她有点儿不可置信，“我很难想象生活里没有北高杯会是什么样。每年三四月，爸妈就会问我，‘是不是该去足球场了？’感觉已经是人生的一个固定程序了。”

有人评价，北高杯是“普通人生活中，足球改变人生的最好诠释”。在如今北高杯组委会的13个人中，有高中生，有高中时代参与过北高杯，被这个赛事吸引、留下的大学生，也有在学通社接触到北高杯、如今全心投入于此的年轻人，细究起来，每个人的生活似乎都因北高杯发生了改变。

目前就读于香港中文大学的侯嘉起将自己定位于“足球爱好者”，他从小学就开始接受足球训练，一直到高中毕业。几年前在北高杯赛场上，他曾有过极为亮眼的表现。即使如今身在距离北京两千余公里外的香港，将足球列入人生规划的侯嘉起也没有离开过北高杯，一直负责赛事解说的统筹工作。

徐泽惠上大学之后开始踢足球，几乎是从零开始的她在大一时成为校队首发门将，由足球比赛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这是北高杯给予其生活的变化之一，“我还去北京市足协和青训俱乐部实习过，从另一个角度看到了很多青训的故事。如果没有北高杯，我可能压根不会接触足球这项运动，更不会选择参与其中。”

2023年，向来对与同学竞争有点儿发怵的徐泽惠迈出了勇敢一步——通过北师大体育学院为北高杯申请了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成功的奖金为两万元。之后的一个月，她和同学们完成了13万字的材料，其中包括成熟的运营方案、详细的调研、理论体系和分析。申请得到批复的那一刻，徐泽惠松了口气，“当时组委会的资金很紧张，这两万元资金是我们自首届比赛后得到的最大‘赞助’，资金充裕一点，我们也能将比赛办得更好。”

甫一接触北高杯时，徐泽惠只是一个“小白”摄影，与赛事一同成长的她在日后点亮了“活动组织”“人际沟通”等多项技能，甚至保研升学还获得了加分。这个大四姑娘感叹着：“北高杯和我们是互相成就，我们的目的是为它付出，但在未来的某一刻，会因此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高中生足球爱好者之间会有“你踢过北高杯吗”“我踢过”的交流，当然，他们更习惯称呼北高杯的英文缩写BGBC，似乎是在分享彼此心知肚明的小秘密。他们从北高杯走出，又尽己所能去回馈，或许北高杯赛场无法培养出职业球员，但对他们来说，这个草根赛事意味着更多。

2017年第二届北高杯决赛前，刘一鹤在朋友圈写下这样一段话：“离开赛场后，我们就是我们，足球就是足球，输赢这些东西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球场上遇到的这些人，这些事。我们的笑，我们流过的泪，这些才是比赛的意义，也是足球的意义。”徐泽惠在几年后也给出了她的答案：“北高杯带来的不仅是对足球事业与产业的关注，还有因此建立起来的友谊与羁绊。”

这些一路陪伴北高杯走来的人，在这里挥洒着青春，并在绿茵场外迎来了被足球改变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