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的脆弱：老子论无为而治的智慧丨在宥译文

《庄子·在宥》其二译文

上一讲提到，君临天下、莫若无为。那么问题来了，不治理天下，怎样安顿天下人心呢？有一位叫崔瞿的年轻人，也有同样的困惑，于是他便去请教无为政治的倡导者老子。

老子回答他说：“还是谨慎些吧，千万不要去扰动人心。人心可以说是这世上最脆弱的东西，磕不得碰不得、夸不得骂不得。遭到排挤和倾轧时，人心便低落；受到鼓励和夸奖时，人心便亢奋，如此这般七上八下地折腾，心性就会变得焦灼困苦。人心争斗起来捧高踩低，几番折冲之后，那些性子软弱的人只好屈从于强者。游走于名利场中，总免不了被尖利刻薄的人情所伤，或一时怒起、生出焦火之热，或万念俱灰、令人心寒如三九凝冰。人心是这世间变化最迅速的，一时还欢天喜地，一时又跌落深渊，俯仰之间便心猿意马，驱驰于四海之外。人心不动的时候，如潭渊般静默深沉；一旦活跃起来，又如飞龙般腾旋高飞。正所谓‘心如不系之舟’，在这个世界上，最渴望放纵奔跑、不受约束的，恐怕就是人心了！”

事实胜于雄辩。讲完了自己的论断，老子便举起了例子。他说：“咱们的老祖宗轩辕黄帝就是第一个用仁义来扰乱人心的为政者。一统华夏之后，他‘职道义，经天地，纪人伦，序万物，以信与仁为天下先’，在治世的同时修身证道，以德行教化百姓，于是他的继承者们便也有样学样起来。尧、舜躬行仁义，为百姓的福祉而奔走劳苦，结果累到大腿上没了脂肪、小腿上没了细毛。他们就这样心神劳顿以供养天下万民，殚精竭虑以推行仁义之道，耗费心血来制定规则法度，可哪怕劳心劳力至此，仍不能令天下万民臣服。”

在《尚书·舜典》里，记录了尧帝晚年，舜代替尧摄政的功绩，如制定各种典律刑法、惩治“四罪”，也就是四个罪人，包括“怒触不周山”的共工、共工的同党讙兜、作乱造反的三苗地区首领，还有治水不力的鲧（也就是大禹的父亲）。不过，在这段对话中，老子只提到“四罪”中的三名罪人，没有提到大禹的父亲鲧。老子说，尧将讙兜放逐到崇山，将三苗的首领流放到三峗，又把共工发配到了幽都。之所以说这三人都是尧流放的，是因为当时舜还没有即位，只是代尧摄政。哪怕是尧、舜这样的上古明君，也无法征服天下所有人心，可见人心之不可约束。

老子接着说：“到了夏商周三代，情况变得更复杂、天下万民也更加惊骇莫名了。下有夏桀、盗跖这样残暴无道的暴君和大盗，上有曾参、史䲡这样的忠臣孝子，政治圈里更是儒墨相争、议论纷纭。在这些意见领袖的引导下，社会矛盾被彻底激化了：过得开心的人和愤世嫉俗的人互相猜忌，头脑聪明的人和心性愚钝的人互相欺骗，行善之人和行恶之人互相指责，荒诞之人和诚信之人互相讥讽，天下就在闹哄哄一片中元气大伤、日渐衰落了。无法用天道使人心归于恬淡，民众各行其是、人心散乱；全民追逐智巧，在对名利的追逐中、心神竭丧。这时又有法家的人跳将出来，搬出了一套刑名之术，就像木匠扛起斧头、锯子一样。对付不够直的木头，木匠用的是绳墨、锥凿；对付不听话的百姓，官府用的是严刑峻法。人们互相欺骗、互相踩踏，天下被蹂躏得一片乌烟瘴气，其罪责就在于扰乱了人心。

所以说，世道昏乱，贤德之人为了明哲保身，便纷纷隐居山林。居于庙堂的万乘之君的位子坐得也是诚惶诚恐，生怕来个窃国大盗，丢了江山。更不用说庙堂之外的天下万民了，多少人被砍了头，尸体堆积如山；多少人戴上枷锁，一个个推搡而行；还有多少人被割去了鼻子、砍掉了手臂，举目所望、血泪斑斑。此时竟还有许多儒墨之徒大摇大摆地游走于朝堂之上、殿陛之间，妄图用仁义之道挽救当世流弊，真是太过分了！简直是恬不知耻！谁能证明圣智不是戴在头上的枷锁？谁能证明仁义不是镣铐上的卯眼和锁头？谁又能证明被呼为贤臣孝子的曾参、史䲡之徒，不是暴君夏桀、匪徒盗跖的先遣部队呢？

战国时期的诸侯争战，常常借“治天下”之名而行“乱天下”之实。在这种“天下共苦、战斗不休”的环境里，人民的生活遭到荼毒，身心也时时刻刻处于扰动之中。儒墨两家所提出的仁义之道，不但无法改变厮杀与荼毒不断的现状，而且往往成为窃国大盗的名器、暴君劣徒的向导。因此，说到这里，老子语重心长而又掷地有声地抛出了结论：“只有绝圣弃智，天下才能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