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够善良的我们》：女性剧新高度还是刻板的旧故事？

台剧《不够善良的我们》近日迎来大结局。这部剧从上线开始豆瓣评分就一路走高。许多评论甚至高赞：“台剧已经在next level了。”这都让《不够善良的我们》成为今年第一部女性热剧。

短短八集，从两位女主在社交网络上的互相窥探开始讲起。这个人到中年为发现假想敌的故事，让不少观众共情。对“如果当初”的人生想象也是该剧主创、台湾金牌编剧徐誉庭的拿手好戏。但为什么假想敌被设置为昔日情敌？为什么对另一种人生的想象和嫉妒要围绕是否与某个男人结婚展开？她们各自人生的转折点只有婚姻吗？这些都是隐藏在该剧背后的问题。

比起丈夫爱的是自己还是前任，更多女性的真实困境是，和互相确信的爱人结婚，仍会在养老、育儿的双重压力下窒息，没有可以怪罪的假想敌。与过去几年让人眼前一亮的台剧相比，《不够善良的我们》真的有惊喜吗？

有人说这部剧因为陈旧，所以真实。但女性的人生可能和嫉妒心其实非常多元，比起嫉妒跟前男友结婚的人，更可能嫉妒考上心仪学校的同学、比自己原生家庭幸福的朋友、比自己事业有成的同辈......那种看着曾经不相上下，如今身处不同世界的人的恍惚，才是每个人都体会过的心魔。

讨论《不够善良的我们》，必须要将其放到一众聚焦女性议题的台湾剧集脉络中去。而当我们仔细比对，便能感到明显的复刻感，尤其是对熟悉本剧导演兼编剧徐誉庭的观众而言。早在2016年，徐誉庭就写过“情感选择导致人生出现两条故事线”的《荼蘼》。

由此，在《不够善良的我们》中，两位女主角简庆芬和Rebecca同月同日生，穿同样的衣服，以是否与男主角何瑞之结婚生子为人生拐点的设定，无论是套上“薛定谔的猫”的量子力学理论，还是冠以“意识的波动”、观测改变状态的“光的波粒二象性”这些玄妙复杂的概念，都无法改变它将30+女性人生困惑平移至40+人生阶段的自我重复。

有意思的呼应是，在故事的时间线之外，创作者也经历着人生阶段的改变。徐誉庭曾在访谈中提到，她是在用“回望”的方式创作，反映30+女性的故事《我可能不会爱你》和《荼蘼》就写在她自己的40岁阶段。

而如今，再“回望”40+女性的《不够善良的我们》，却没有因为这种成长而显得更加透彻，反而透露出一种苛责。就好像剧中刘若英和谢盈萱饰演的两位职场前辈对年轻晚辈的态度，她们或提点着40+女性要有忧患意识，或以自身经历验证着女性职场相杀的失败。这一切都好像是一个更有经验的“她”在告诫更年轻的“她”：你们看吧，女性无论怎么选，结局都是悲剧。

这何尝又不是一种以男性为轴心的刻板女性叙事呢？

“恐怖谷化”的女性形象

《不够善良的我们》是一个从社交媒体开始的故事。毫无疑问，今天社交媒体只会比它诞生之时更加侵占我们的生活。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的日常，也营造生活的假象。某一天简庆芬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发现Rebecca的生活，好像与她遥相呼应一样。她开始关注Rebecca发布的每一条动态，分析每一张照片，把对方当成自己的假想敌。一个拥有更好生活的假想敌。

因为假想敌比自己过得好而重获生活的斗志，又因为假想敌某次的失落而得到暂时的满足。观众知道，那些被书写的生活点滴，往往都是假象。就像被房东突然要求搬走的“惊吓”，可以被Rebecca字斟句酌，美化为“惊喜”。

理查德·西摩在《推特机器》中剖析过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生产这些幻象的心理机制，“生产的目的不是创造意义，而是制造出吸引我们这些用户注意力的效果。”所以简庆芬拍下的那些亲子照片也并不是为了记录家庭的亲密时刻，而更多是为了博得注意力——她的假想敌的注意力。

《不够善良的我们》在开篇之初对女性心态的微妙把握，对当代社交媒体入侵异化生活的剖析，都可以说是切中了当下社会的某些结构性议题，我们甚至能从其中嗅见《我们与恶的距离》探讨新闻伦理的辛辣味道。但这种当代性很快在剧集展开简庆芬和Rebecca的故事后，流失在她们二人与何瑞之三角关系的俗套化走向中。

如果说《荼蘼》表达出人生不同面的对比可以被解读为命运只有一种选择的怅然，那《不够善良的我们》，以是否与何瑞之在一起作为两人生活物理性转折点的设定，就像是徐誉庭在重复自己的“荼蘼雌竞翻版”。

简庆芬和Rebecca明显被设定为家庭女性和职业女性的代表，她们各自的生活状态，确实足以照见普世性的性别结构问题。但事实是，其中刻画的生活细节、她们作为家庭女性和职业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几乎和20年前的影视作品没有区别。

在女性主义已被反复讨论的今天，剧集表现的Rebecca的单身困境，居然还是餐厅服务员对她表示“一个人吃饭不能坐双人桌”的单身者歧视恐慌。而囿于家庭的简庆芬对工作的兴趣，也不过是“想要跟同事聊聊八卦，穿得很漂亮去见客户，期待礼拜五下班前快乐”这些家庭主妇对职业女性的表面化想象。

剧中对简庆芬和Rebecca困境的刻板化描写，或可以总结为一种“恐怖谷效应“，如同制造得太像真人的娃娃会带来拟真的恐怖感，这些用表面化生活细节来填充的女性困境，只不过是让她们“看起来很像”那些不快乐的女人。这种污名化想象和“阁楼上的疯女人”效应如出一辙，只不过如今，那间阁楼被冠以婚姻和独身之名。

在结婚率和生育率已然低靡的当下，《不够善良的我们》似乎还是不愿意承认“单身很快乐”或“女性在婚姻中有其他需求”这些基本常识。于是Rebecca即便高薪、事业有成，也还是会在想起前任时暗自垂泪，生活中的崩溃时刻不过是衣架垮掉自己没法抬上去。

而简庆芬就像一位什么都好的偶像剧女二号那样，对丈夫的爱求而不得，终日徘徊在丈夫爱我还是爱前任的困惑里。她的那句“我不要只是妻子、母亲和女儿”的控诉中所蕴含的独立感，也在结局时全部瓦解——因为她发现丈夫曾发短信告诉前任“我很爱我老婆”。

何瑞之总是买Rebecca喜欢的红叶蛋糕，此前一直是简庆芬心中难以释怀的心结。直到第六集生日时，她终于从家人口中得知，丈夫其实是因为听说她小时候独占蛋糕的故事才为她补足遗憾。那一刻简庆芬的泪流满面，或许是戏剧上她终于感受到爱的“反转时刻”，却也切实地将人物推入最为理想化，也最为困顿的空间。只有得到爱，她才是圆满完整的；只有得到爱，她才是合法合道德的；也仅仅只是得到爱的幻觉，就可以让她原谅一切。

以男性为轴心的人生选择

作为一部女性议题的剧集，简庆芬和Rebecca显然是故事的第一主角，但纵观全剧，我们会发现两位女主角的成长经历、家庭权力关系只是一笔带过，反倒是对何瑞之的原生家庭铺陈最多，甚至让何母介入三人的关系，成为最重要的砝码。

这个从穿同款衣服，也喜欢同一个男人开启的故事，一开始就暴露出极其戏剧化的“两女争一男”故事原型。这种常见于台湾偶像剧中的关系模式，也在何瑞之母亲介入后，使得两组亲密关系都流向粗暴的婆媳关系矛盾。简庆芬和Rebecca之间的微妙关系，本质上也变成了三位女性间的矛盾与竞争。

而事件的主角何瑞之，却在“坏女人群像”的大戏下隐形了。在男性掌握话语权的社会文化系统下，这种以男性为轴心的婚恋叙事显然很容易营造出女性内耗的骗局，从而让男性主体洗脱责任，轻松离场。

于是，我们看到何瑞之成为那个Rebecca无法忘怀的前任。因为他买房、求婚，为了Rebecca不惜与独自抚养自己长大母亲抗争，从家中搬离甚至和母亲断联，好像他并未做错什么。似乎只有这样，这个男人才足以被一位优秀的职业女性怀念，并惋惜着那次或许会带来人生转变的婚姻。

但事实上，他只是与如今的妻子简庆芬明显毫无欲望地例行公事，在妻子提及离婚时可笑地以孩子为借口，在赡养母亲的问题上占据道德制高点却并不付出事实性劳动，并最终靠一次虚妄的示爱大礼包就挽回了自己的婚姻。

这样一个刻板而脸谱化的男性或许确实具有某种代表性，但由此带来许多让人不解的问题，甚至也是《不够善良的我们》的最大问题：这样一位男性，到底有什么资格作为“婚恋”这种终极幸福的化身，成为简庆芬和Rebecca的竞争中心？

这种困惑就像铃木凉美在《始于极限》一书中提到的那样，“我们这代人明明活在相对宽松的大环境下，我却痛感一个人如果没有特别强烈地抗拒婚姻，那么结婚就是最正常的选择……婚姻这一意识形态仍是如此根深蒂固。”

这部剧从女性视点切入，但在女性命运和独立可能的想象上，却和上野千鹤子所述属于上一代人的“浪漫爱意识形态”的想象并无差别。结婚，和一位配得感很低的男性走入婚育，成为了两位女性唯一的终极选择。

在女性意识形态与经济能力同步升级，婚姻的经济纽带已然式微的今天，剧集镜头下婚姻所拥有的绝对向心力并未被削弱，而创作者们所能想象的婚恋之外的女性互助选项也显得太少。无论大结局表现多少简庆芬在Rebecca患癌临终前陪伴、关怀的戏码，也无法解决这种男性轴心的叙事的视觉盲区。

女性剧生态

《不够善良的我们》的基础设定里，显然带有独属于徐誉庭的创作基因，早年间由《流星花园2》《战神》编剧走入人们视线的她，熟稔于描写青春偶像剧中多边人物的关系撕扯。行至此后更为人熟知的《我可能不会爱你》《荼蘼》，乃至拿下台北电影节多项大奖的《谁先爱上他的》，也可以被解读为撕扯进入到中年人生命阶段的刺目隐痛。

但如若我们将目光放置在台剧“当代女性生态观”的脉络中，便会发现其实有诸多作品在描绘属于女性生命状态的复杂光谱。2022年，《她和她的她》与“房思琪们”共享了同一种命运。被遮蔽的痛苦，受害者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耻辱感，甚至连难以视觉化的解离体验，都借由剧集类型化到精巧的悬疑结构呈现出来，还辐射出家庭暴力、性缘规则、职场性骚扰这样的问题飞地。它的实践证明了，用戏剧化的外壳去处理现实性的伤痛并不是问题。

而2019年的《俗女养成记》里，最动人的或许是关乎女主角陈嘉玲少女时代的描写。它所呈现的家庭结构与时代生态，使得陈嘉玲今日的命中注定和自我扭转都有迹可循。透过写“昨天”来写“当下”，正好是《不够善良的我们》所缺失的那些女性成长细节。它非常明确且警惕的一点是，如今的女性困境并非结果，而是原因。

相比《俗女养成记》，《不够善良的我们》总是反观自身欲望，甚至在标题上都要自省不够善良、不够完美。其陷入的最大悖论就是把原因当成了结果：女性，其实从来无需自证。

我们可以说简庆芬和Rebecca是女性面对婚恋时命运的一体两面，但这种拆分化处理所透露出的一层潜藏含义就是，女性似乎并不能同时拥有事业与家庭。与之相比，《我们与恶的距离》中的宋乔安显然是更能代表当代女性的角色，她们全然有能力同时进入职场与家庭，她们所面对的人生问题，远比困顿于三角家庭结构，抑或是职场与婚恋二元对立的伪命题更为复杂幽微。而回到简庆芬身上，她甚至连出轨都无关欲望，那不过是她对老公不够爱自己的报复性投射移情，其核心想要维护的，依旧是传统原生性的婚姻。

这也就是《不够善良的我们》的局限所在，以男性轴心，以婚恋为人生必然选择，以单身为羞耻。Rebecca依然需要一位年轻男孩说出“你一点也不老”来拯救自己，简庆芬依然需要丈夫用一句缺少主观能动性的“我很爱我老婆”来满足自己对性爱婚一体神话的幻觉。

40+的女性年龄圈层并不能改变它内核中偶像剧和玛丽苏的基因，中生代人物背景带来的除了样板化的中年危机以外，还有后偶像剧和反向玛丽苏的幻觉。霸道总裁爱上我，制造女性魅力幻觉的玛丽苏叙事，在这里摇身一变，套上刻板女性困境和单一化女性选择的视觉屏障来制造令女性痛苦的幻觉。

于是，简庆芬在结尾处的“回家”显得那么无力。我们不应该被任何一种幻觉欺骗，应该去挑战它，超越它，而不是遍历一切痛苦后，还要泪流满面地维护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