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追求仁义是天下大惑丨骈拇译文

为何追求仁义是天下大惑丨骈拇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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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骈拇》其三译文


上一讲提到,将仁义强行绑缚在人身上,足以惑乱天下。这就是后文中被庄子视为“淫僻”的“大惑”。小的迷惑会让人迷失方向、分不清东西南北,而大的迷惑却能够惑乱人心,使人迷失本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庄子将以仁义扰乱天下的做法追溯到了舜帝时期,认为自从舜帝打出仁义的旗号,天下就被扰乱了,淳朴的民风就不见了,世间众人莫不为彰显仁义而奔忙,正如唐代成玄英所说,“五帝以上,犹扇无为之风;三代以下,渐兴有为之教”,从无为到有为,这岂不是用仁义改变了人的天然本性吗?


就让我们详细说说这个问题吧!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天下之人皆为外物所缚而丧失其天然本性,几乎无一人幸免。平民百姓营营役役,为的是舍身取利;士子们蝇营狗苟,为的是欺世盗名;大夫们讲究以身殉家,只不过是为了保全家族利益;圣人则号称以天下为己任,想要以身殉天下。这四种人,虽说尊卑有别、追求各异,可却有个共同点,即“伤性以身为殉”,也就是说,哪怕伤害了自己的天然本性、舍弃了生命,也要去追求他们认为值得追求的东西。而他们所追逐的“利、名、家、天下”,都属于世俗的价值体系,在道家看来,都是些伤人本性的身外之物。


接下来是两则小故事。


一名奴隶和一个童子一起去放羊,却把羊给放丢了。主人问奴隶,你做什么去了,怎么把羊弄丢了?奴隶回答说,我只是不小心拿起书简读了会儿书。再问童子,童子回答说,我只是贪玩,下了会儿棋。这两人一个读书、一个游戏,虽说所做的事情不同,志趣也似乎有高下之分,可是对于他们被赋予的职责来说,却是一样把羊放丢了,一样不合格。


再来说说伯夷和盗跖。作为商朝末年孤竹君的长子,伯夷先是把王位让给了弟弟叔齐,自己则投奔了西周。武王灭商以后,他又因心怀故国、义不食周粟,结果和弟弟叔齐双双饿死在了首阳山上,最终成了抱节守志的道德典范。而盗跖则是春秋时期领兵九千、横行天下的江洋大盗。他常常穿门破户、打家劫舍,可谓杀人如麻、作恶多端,最终死在了东陵山上。这两人之死,虽说一则为义,一则为利,也许有人会认为,他们一个死得重于泰山,一个死得轻于鸿毛,可若是从“残生伤性”的角度去看,二人都为自己所追求的东西而丢了性命,这一点没有本质的不同。所以,人们又何必称颂伯夷而贬低盗跖呢?


既然天下人都在为了某种追求而舍弃生命,为什么为求仁义而死、世人便称他为君子,为求钱财而死、世人便称他为小人呢?他们在为所求而死这一点上都是一样的,可结果却大相径庭,有的被赞为君子,有的被贬作小人。其实从残生伤性的角度来看,这两类人实在是没有什么差别,盗跖就是伯夷,还分什么小人君子!


这段惊世骇俗的观点,句句振聋发聩、字字引人深思。这样的观点在前文中已经有所阐述,例如在《人间世》一篇中,庄子认为,夏桀杀死关龙逄,纣王杀死比干,看似是因为暴君无道,其实皆是二人追逐忠臣之名使然。而在本篇中,作者更是为盗跖“正名”,认为无论是抱节守志的君子,还是作恶多端的小人,本质上都残害了人的本性。这样的结论正体现了儒、道两家价值观的根本不同,儒家追求“舍身以取义”“杀身以成仁”,而道家则认为生命的根本在于全性、保身,因此人的行为应该合于自然。所以,在道家看来,无论是为名、为利,为公、为私,只要不能顺应人情之常,伤及身心、损及性命,都是一种无谓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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