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耶伦访华，看美国的“中国焦虑症”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罗思义

前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现如今，美国对华政策凸显自相矛盾的两面性：一方面，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在中国访问期间，以一种平易近人的姿态与不同的中国人接触，展示了她似乎真的非常喜欢中国美食，并在经济政策上表现出总体平静的态度。但紧接着，与耶伦试图向中国展示礼貌和理性的态度相反，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举行了一场公开的反华峰会，联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对中国发出了政治和军事威胁。

事实上，美国的这种“两面派”做法并不矛盾。这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种政策是从现实情况出发的，而非美国经济的“神话”对其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的影响。因此，本文的大部分内容将分析美国的基本经济形势，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并在文末探讨其对地缘政治和即将到来的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必然影响。

1、耶伦访华“漏底”了美国经济的真实现状

耶伦短短五天的访问，足以撕掉美国空洞的宣传和伪装，让人们清楚地了解到中美真正的经济状况。围绕耶伦访华的严肃讨论涉及其中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美国承认：

中国在关乎世界经济下一发展阶段的关键行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美国不愿意或无能为力，采取能够使其成功赢得竞争的措施。

在2024年总统大选即将到来之际，这些经济问题也必然密切地影响到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国内政治。下文将从耶伦访华的核心目的开始，逐一追溯这些问题的根源。

正如公开披露的那样，耶伦此行的目的是试图说服在绿色能源产业领域拥有全球压倒性优势的中国削减产能。中国占据全球太阳能电池板产业链产能的80%、全球风力涡轮机产能的60%，甚至西方媒体也承认中国在电动汽车和其他电池生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与此相关的是，2023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出口国，尤其是中国电动汽车在全球电动汽车销量品牌排行榜中处于引领地位，而该行业以前由日本和德国等高收入经济体主导。

然而，在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布2023年经济数据之后，美国媒体关于中美经济表现的荒谬说法一度占据新闻头条。例如，《华尔街日报》断言：“中国经济一瘸一拐地进入2024年，相比之下，美国经济有韧性”；或者 《华盛顿邮报》则声称：“美国令人惊讶的强劲经济表现超过了所有主要贸易伙伴。” 事实上，2023年中国GDP增长5.2%，而美国为2.5%——中国GDP增速是美国的2倍多。这延续了新冠疫情暴发四年以来的趋势——在此期间，GDP增长20.1%的中国GDP增速是GDP增长8.1%的美国的2.5倍。拙文《比较中国经济，某些人是如何做到“谣谣领先”的？》对这一数据和其他数据进行过详细分析。

但耶伦访华在媒体上获得的头条新闻比上述统计数据要多得多，这不仅仅是因为汽车、太阳能电池板或电池等特定产品比GDP等更抽象的概念更容易被公众直接感知和理解。直接影响数十亿人的现实是，至少自20世纪初以来，整个世界正在经历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一的能源供应的最大变革——一如当年大规模电气化和石油动力汽车的普及。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讲，这是自工业革命开创了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世界能源供应以来，该领域最大的变革——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用煤炭，20世纪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混杂用。

当今世界，许多国际协议和各国政府的实际行动承认，如果要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后果，就必须重建世界能源供应结构。这一现实正在导致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所有主要经济体向可再生能源供应转型，尽管最终将涉及数十万亿美元的支出。

因此，中国成为世界领先的绿色能源产品供应商，确实改变了其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尽管自2013年以来，中国一直稳居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但其之前的主导地位往往最直接地体现在中等技术或消费品等领域。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则意味着，中国的产品对其他国家的生产越来越重要——中国商品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帮助其他国家生产先进的产品。

鉴于此，美国宣称“绿色产品产能过剩对全球构成威胁”的说法显然是荒谬的。相反，绿色产品产能不足、无法在必要的时间段内完成转型才是对全球构成威胁。

正如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岷所言：“以新能源汽车为例，根据国际能源署测算，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需求量将达4500万辆，是2022年的4.5倍；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需求将达到820吉瓦，是2022年的约4倍。当前产能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特别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对新能源产品的潜在需求巨大。”

鉴于全球这一巨大规模的产业转型同时发生在许多领域，显然没有一个国家，甚至中国或美国，能够独自满足这一需求。许多国家即将而且正在以不同形式参与这一转型。不同的国家将根据其相对优势和效率在这一转型中找到不同的位置。正如廖岷所言：“应结合全球分工和国际市场情况分析产能问题。”

同样，美国宣称“中国应该将产能限制至只满足国内需求”的说法也是荒谬的，美国公司也丝毫不会效仿——路透社表示：“耶伦利用她九个月来的第二次中国之行抱怨说，中国政府的'过度投资'使工厂产能远远超过了国内需求。”例如，美国、德国或日本在许多行业出口量巨大，因为它们在这些行业具有相对优势。

同样，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在各个经济行业都应该保持贸易平衡的想法也是荒谬的——250年前问世的被奉为现代经济学“开山之作”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驳斥了这样的观点。相反，不同经济体在不同生产类型中的不同比较优势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一，也是国际生产力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根本基础。不同的经济体在不同的生产领域有不同的优势，因此每个国家都通过专攻这些领域而获益，而在效率较低的行业，它从效率较高的国家进口产品。这些问题显然自经济学诞生以来就已经被人们所了解。它们构成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基础之一。

《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

正如廖岷所说：“中美经济互补性强，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举个实际的例子，中国在许多绿色技术领域无疑是世界领先者，但美国和西方公司目前在先进的微芯片和其他行业的生产方面仍领先于中国。因此，双方发展的最合理基础是这些经济体相互出口其最有效的产品，并从其他国家进口其生产效率更高的产品。正是美国通过关税、技术抵制等方式阻碍了这一进程。

相反，美国的所作所为正在导致“双输”——尽管从中长期来看，美国的损失将超过中国。正如下文将要分析到的，中国有资源开发美国目前更占主导地位的高科技生产领域，比如华为Mate 60 Pro的推出凸显了这一点。当然，在这些情况下，中国在短期内必须承担将额外资源用于研发以开发此类技术的成本，但从中长期来看，美国和其他参与抵制中国芯片和技术的公司将是输家，因为由于中国替代产品的开发，他们将失去市场份额。

众所周知，从比较优势和效率的角度看，认为一个国家在各个经济行业都应该保持贸易平衡的想法是荒谬的。相应地，国际组织确实也认可合理的国际需求，即各国的总体贸易应保持相对平衡——也就是说，它们不应出现过度的国际收支顺差或逆差。2023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1.5%——经常账户顺差为18611亿元，GDP为1260582亿元。这实际上较2022年2.4%的占比有所降低——按照国际标准，两者都处于合理均衡区间。

事实上，美国担心的是在国际贸易中，自己有越来越多的产品无法保持价值链高端地位。美国对于全球化的设想是：自己在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将拥有中低技术和附加值产业。相应地，美国的生活水平会较高，而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则会更低。但是，现实和美国预想的相反，在全球化中，中国正在进军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应大幅提高。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美国发现自己越来越无法竞争？原因之一是美国的幻想、自欺欺人，以及相应地无法准确分析问题，从而令其克服这些问题。美国确实很难准确分析形势，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打破美国霸权和西方傲慢妄想——这在心理上是非常困难的。

2、为什么美国的竞争力越来越难以为继？

要了解为什么美国越来越无法在和平经济竞争中击败中国，有必要分析经济基本面。美国当局目前无法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坚持粉饰自身，这些美化掩盖了现实，使其无法关注其真正的问题。例如，美国经常声称它将领导世界经济，因为它具有独特的“创造性”“创新性”“创业性”等。这简直是一个神话。当然，美国拥有非常有才华/技能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专家、商业领袖等。但中国、印度、韩国、德国和其他国家也是如此，认为美国人在某种程度上比其他国家的人更聪明或更有动力的想法，只能再次证明美国的傲慢毫无根据。

抛开傲慢/种族主义的方式，试图阐明美国的优势在于其制度和国家机构的优越，也被逐渐质疑，甚至证明是错误的。美国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周期性僵局；特朗普支持者和民主党人之间的极端冲突；人们普遍相信特朗普真的赢得了2020年总统大选等欺诈性说法；2021年1月6日对美国立法机构的袭击事件；金钱在美国政治体系中的不成比例的作用；美国总统选举团经常向在普选中落败的候选人提供选票；非选举产生的最高法院有能力过度统治立法机构和压倒性的公众舆论；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对美国政治制度极度缺乏信心，绝大多数人认为美国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这一切都表明，美国的制度体系功能失调，而不是运转良好。相比之下，即使是美国机构进行的民意调查也发现，中国人民相信自己的国家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就理论和思想而言，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帮助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多数量人口生活品质的最大改善，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美国的“零和”思维使其根本无法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或“共同繁荣”等理念。事实上，按照本国标准，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无论是明年还是后年，中国都将达到世界银行制定的高收入经济体标准。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8%，当中国跻身高收入经济体时，它的高收入经济体人口将超过所有其他高收入经济体人口的总和——后者仅占世界人口的16%。

美国政府甚至无法承认或考虑这些事实的影响，因为要这样做，就必须放弃美化自身，面对现实。但是，正如美国开国元勋之一、第二任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所言：“事实是顽固的东西；无论我们的愿望、倾向或激情是什么，都无法改变事实的状态。”除非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准备开始抛弃美化自身，直面经济事实，否则它无法充分解决问题。

现在我们来分析影响经济发展的真正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关于美国。当然，所有国家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各自独特要素的综合体。仅就占世界GDP大部分的四个国家——中国、美国、日本和德国而言，它们就大相径庭。但事实表明，它们以及所有大型经济体都有共同的特点。特别是，就目前而言，尽管有许多因素影响短期经济发展，但在美中关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大型经济体的中长期增速显示出其净固定资本投资占GDP比重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相关性。

为避免误解，有必要强调的是，这种相关性只适用于较大的经济体，不适用于其他因素，包括大型经济体对它们的影响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小型经济体。但后一点对美国和中国都无关紧要，因为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大型经济体的典范。

为说明这一点，图1呈现的是自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至2021年全球前25大经济体净固定投资与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这些经济体合起来占世界GDP的83%，因此完全主导了世界经济发展。它们在这个特征上的相似性是压倒性的。全球前25大经济体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与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高达惊人的0.89，R平方关系为0.79。在现实世界中存在近乎完美的相关性。

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即劳动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固定投资只是跨越时间的劳动社会化，即在当前生产周期中使用以前生产周期的产品。但是，为了将注意力集中在事实上，并将其后果呈现给那些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下文将使用“西方经济学”术语来阐述。

上述数据说明了为什么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是中国和印度——它们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最高。同样的关系也表明了为什么其他全球南方主要经济体，如印尼和土耳其，增长速度远高于美国或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这些全球南方主要经济体净固定投资水平远高于全球北方经济体。

以东亚为例，同样的过程解释了为什么像韩国这样历史上比日本贫穷得多的国家会如此迅速地赶上日本——按照当前美元汇率计算，2007韩国人均GDP仅为日本的67%，而到2022年，这一数字为95%，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韩国人均GDP实际上比日本高10%。日本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降至0.1%，而韩国这一数据为11.1%，解释了这样的结果——与此相对应的是，2007—2021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0.2%，而韩国为2.9%。

最后，对于这一点，有必要澄清在部分中国媒体中出现的一些错误的“庸俗”经济学理论。净固定投资在经济中的这种决定性作用并不是与创新相反，而是对创新的重要补充——停留在理念层面的创新不会产生任何东西，但它必须体现在需要投资的生产中。其次，庸俗经济学混淆了“生产要素”一词的物理和经济意义——但在这个问题上，经济意义而非物理意义是决定因素。例如，微芯片的物理尺寸很小，但其价值远高于煤炭等物理尺寸较大的产品。同样，需要大量投资才能制造的高附加值产品，如太阳能电池板、高效电池等，实际上对环境无害，是保护环境的基础。

与所有主要经济体一样，中国正在明智地放弃劳动密集且经常破坏环境的生产要素的生产方法——煤炭、化石燃料、对大片土地的破坏等。但从经济角度来看，取代这些要素的产品的附加值甚至比它们正在取代的产品更高——例如，与建造微芯片工厂或制造最先进的电池所需的投资相比，开煤矿的投资微不足道。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严谨的西方经济学，如增长核算法，当然预测到了上述事实关系。它们都将固定投资作为关键的生产投入进行分析。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严谨的西方经济学均认为，提高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将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就当前目的而言，甚至没有必要讨论因果关系问题。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与GDP增长之间存在如此高的相关性意味着，如果不提高大型经济体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就不可能大幅提高其GDP增速，而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的任何下降都将伴随着GDP增速的下降。

现在来谈谈这些事实对美国的确切影响。美国经济事实表明，通过提高美国投资效率与中国竞争的战略实际上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原因是，从国际角度来看，发展中经济体的代表中国和发达经济体的代表美国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较高。增量资本产出率，反映GDP增长1%所需投资总值占GDP总值的比重。中国ICOR为8，美国为10。增量资本产出率越低，投资效率就越高。详细比较见拙文《为什么在中国投资效率更高？这真的是一个“体制问题”！》。由此可见，中美两国投资效率都非常高。

就净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而言，美国仅使用GDP的2.6%作为净投资，就可以使其GDP增长1%，这比前25大经济体3.5%的中值效率高得多。鉴于美国的投资效率已经很高，实际上，美国大幅提高GDP增速的唯一途径是提高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假设美国保持这种高水平的投资使用效率。2007—2021年，美国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平均为4.3%，GDP年均增速为1.6%——如上文所述，美国仅使用GDP的2.6%作为净投资，就可以使其GDP增长1%。

根据美国这一潜在GDP增速计算，2007—2021年，美国固定资本消耗占GDP比重为16.1%，总固定资本投资占GDP比重为20.5%，四舍五入到小数点后一位，净固定资本投资占GDP比重为4.3%。假设折旧水平保持不变，并且没有现实的方法来降低折旧水平，那么美国净固定资本投资占GDP比重要提高到8%，就需要美国总固定资本投资占GDP比重提高3.6%，从20.5%升至 24.1%。在净固定投资和GDP增长的相关性相同的情况下，必须使用GDP的2.6%来促进GDP增长1%，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GDP年均增速将提高至3.1%。要将美国净固定资本投资占GDP比重提高到10%，美国总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必须提高5.6%至26.1%。如果实现这一目标，那么美国GDP增速将达到3.8%

这当然属于强劲增长 ，但对美国经济内部结构的研究表明，它们并非不可能。但它们需要在政策上做出重大改变，而问题是美国已经表明自己不愿意做出这些改变。

3、如何重振美国经济？“开方”容易“服药”难

要了解美国应该选择何种政策，请记住消费和投资加起来必然占美国国内经济的100%。因此，忽略库存，提高美国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必然需要降低美国消费占GDP比重。唯一的选择是减少哪种形式的消费。

显然，一种可能性是大幅降低美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但这将意味着短期内大幅降低居民消费，从而降低美国生活水平，这将非常不受欢迎，美国政府也很难在此问题上获得民众认同。但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在不降低居民消费占比的情况下，降低美国消费占GDP比重，从而提高投资效率。

首先是军费开支——从经济角度来看，军费开支绝大多数是一种消费形式。根据美国官方数据，2023年，美国军费开支为9950亿美元，占GDP的3.6%。因此，削减美国军费开支将为美国的投资释放出非常可观的资源。例如，将美国军费开支降至GDP的2%，将释放出GDP的1.6%用于投资，几乎是将美国净固定资本投资占GDP比重提高到8%所需资源的一半。

事实上，由于美国官方数据将军人退休金、军事债务利息支出等项目排除在外，大大低估了其军费开支水平，因此储蓄的空间越来越大。吉塞拉·塞尔纳达斯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最近对美国国民账户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2022年美国实际军费开支为15370亿美元，占GDP的5.6%，而美国官方数据为9280亿美元，占GDP的3.6%。

美国可以释放大量资源进行投资的第二个领域是医疗支出，因为美国的医疗系统效率极低。在任何可比经济体中，美国私人医疗系统使用的经济资源比例最高，结果最糟糕。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9年，在几乎每个国家的支出因新冠疫情的影响而大幅增加之前，美国GDP的16.7%用于医疗支出——例如，以发展水平相当的经济体为例，德国用于医疗的GDP占比为11.7%，法国为11.1%，日本为10.8%，英国为9.9%。

但美国私人医疗系统的效果远不如其他国家——2019年，美国的预期寿命为78.8岁，而德国为81.3岁，日本为84.4岁，英国为81.4岁，法国为82.3岁。采用其他国家使用的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公共医疗系统将释放巨大的资源来提高美国投资。例如，将美国的医疗支出降至德国的水平将释放GDP的5%，或者其本身就足以将美国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提高到8%。减少美国军费开支，并使其效率极低的医疗系统合理化，将很容易释放出足够的资源来大幅提高美国投资。

总之，在考虑如何提高美国经济增速和竞争力时，美国实施社会主义制度可能是一个过于激进的解决方案！但对美国来说，它当前面临的困境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甚至不会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进行合理的改革。

简言之，美国在发展新兴产业的投资方面越来越无法与中国竞争，原因并不在中国——问题出在华盛顿，而非北京。美国在这些关键领域的问题不是因为中国，而是因为美国拒绝改变其军事政策、外交政策或极其低效的医疗系统。

4、更大的危机：美国的“竞争乏力”将蔓延到新兴产业

最后，要将这些宏观经济问题归结到公司/行业层面，并考虑其财务影响——这直接引出了核心问题。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所有的投资都必须由等额的储蓄/资本形成提供资金——有必要指出的是，从经济角度来说，储蓄不仅仅包括居民储蓄，还包括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

在每个主要经济体中，绝大多数储蓄/资本形成都来自本国经济。美国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2023年它使用了8450亿美元的国外资金，占其GDP的3.1%，为其投资融资，但这仍然意味着美国84%的固定投资是由国内提供资金。因此，与中国相比，美国固定投资水平较低，反映了美国国内资本形成总额/储蓄水平较低——截至2022年的国际可比数据显示，中国国内资本形成总额/储蓄总额占GDP比重为47.0%，美国则为17.1%。

为准确评估这对国际经济竞争的巨大影响，一个更具说明性的衡量标准是用美元来显示这一点。如图2所示，2022年中国国内资本形成总额/储蓄总额为8.4万亿美元，而美国为4.6万亿美元。因此，就绝对值而言，中国国内储蓄总额/资本形成总额为194%，是美国的近两倍。事实上，中国国内资本形成总额/储蓄总额超过美国和欧元区的总和。

正是中国在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形成总额/储蓄总额方面的巨大领先优势，反过来又使其在新兴产业发展方面的领先地位成为可能。正是由于缺乏这些资源，美国发现自己在越来越多的产业方面无法与中国竞争。

每一个新的产业，每一种新质生产力都需要投资。因此，中国在为这些新兴产业配置资源方面拥有无与伦比的能力。正如廖岷所言：“中国新能源产业历经数十年长足发展，目前所具备的竞争优势根植于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工业体系和丰富人力资源，更离不开企业对研发创新的巨大投入以及企业家的不懈奋斗精神。”

美国在创造此类投资资源方面落后，因此将投资资源分配给新兴产业的难度越来越大。此外，正如上文所述，美国不愿意采取能够创造资源的措施。这一进程在现阶段不会停止。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甚至还没有发明的新兴产业、新技术和新产品。中国有资源在这些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而美国没有。

如果美国已经发现中国现在许多行业的技术具备领先地位，那么未来中国将在更多行业处于领先地位。尽管美国现在可以对华为或TikTok等个别公司采取行动，但在未来，中国将有太多这样的公司让美国“应接不暇”，届时美国也将无法对中国这些公司采取有效措施。最初美国试图压制一两家公司的做法，将开始接近于压制美国无法竞争的全新行业——例如，在可再生能源转型方面，世界的进程已过半。

如果美国决定将自己的经济锁定在关税背后的高成本/相对低效的生产中，虽然此举对美国来说是自残，但中国可能对此无能为力。不过，除了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圈子之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会同意。为什么任何一个以发展为目标的国家都要从美国购买更昂贵的产品，而不从具有完全相同的技术能力，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具备更高的技术能力的中国购买？即使美国决定切断与中国的联系，这在实践中也绝非易事，只要中国保持目前的活力，世界大多数国家就不会这样做。

5、美国的选择：忽悠中国“自废武功”

使这种情况更加尖锐的是，美国的局势正在恶化，而非改善。图3有助于了解美国上个世纪经济的起落。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在美国从大萧条、二战和二战后经济繁荣中走出来的巅峰时期，美国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实际上达到了上述更快经济增长时期的水平。1943年，在美国二战巅峰期，即其整个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美国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升至14.8%。1966年，在战后繁荣时期，美国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为10.9%。但到2023年，在经历了近60年的下降后，美国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仅为4.4%。由于以上分析的过程，除非美国扭转这一趋势，否则它无法恢复快速经济增长，也无法拥有资源在越来越多的新兴产业中成功赢得竞争。

这种经济发展趋势所带来的实际后果显而易见。正如上文分析所示，随着美国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下降，其经济增速也随之下降。图4反映了这一过程：随着美国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下降，美国GDP长期年均增速亦随之放缓，从1953年的6.3%降至1969年的4.4%、1978年的4.0%、2002年的3.5%和2023年的2.1%。由于美国不愿意采取措施提高其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上述事实关系意味着它不可避免地陷入缓慢增长模式，并且在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融资方面越来越困难。

最后，在这些直接的经济问题上，由于美国不愿意/无法采取措施提高美国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也没有办法“谋杀”中国经济，美国试图与中国竞争的唯一途径就是要求中国进行经济“自杀”。具体来说，这意味着中国应该将其投资水平降至美国的水平。显然，美国不能公开要求中国这样自废武功，而是以要求中国提高消费占中国GDP比重为幌子——因为消费和投资加起来必然占中国国内经济的100%——提高消费占中国GDP比重必然意味着降低投资占中国GDP比重。

拙文《美国庸俗经济学给中国带来的危险远甚于美国航母》就此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所以在此没有必要赘述。值得注意的是，耶伦在访华期间延续了这一套路。正如《纽约时报》指出：“ 在与中国官员会面时，耶伦试图主张中国应该更多地关注消费。”《华盛顿邮报》同样强调，耶伦认为：“中国当局应促进国内消费。”

6、结语：耶伦访华结果对美国内外政策有何影响？

下面将简要总结耶伦访华对美国内外政策的影响。

美国只有抛弃零和博弈思维处理国际关系，并且认识到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是国家合作的基础，这才是符合世界、中国和美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正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表明的那样。但是，目前美国不准备这样做，这也不可避免地引发了美国对中国的连续攻击以及近期针对中国的外交和其他行动。

首先，基于以上分析的原因，除非美国进行能够使其投资水平急剧提高的经济变革，如果中国拒绝改变路线进行经济自杀，那么美国在和平经济竞争中失利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由于美国一直不愿/无法采取必要的经济措施，发展全球新兴产业，于是选择了在这种竞争中获胜的风险最小的措施——试图说服中国通过大幅提高消费占其GDP比重和大幅降低投资水平来进行经济自杀。美国意识到它在这方面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因为习近平强调，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

美国敦促中国采取的政策甚至与严谨的西方经济学也完全矛盾，详细分析请见拙文《美国庸俗经济学给中国带来的危险远甚于美国航母》。尽管如此，美国希望，错误的理论和那些希望像俄罗斯寡头那样通过国难一夜暴富的买办分子，或者其他势力的叠加效应，能够说服中国走上这条道路。正是为了这一点，耶伦在访华期间试图传播错误的理论和极具破坏性的经济政策。

第三，美国很可能在这方面遭受失败。因此，它必须为其他人和自己准备更危险的选择。这些选择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美国在和平经济竞争中失利，但它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美国的军费开支超过排在其后的九个国家的总和。但是，这种情况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包括在核领域，因为中国的经济成功转化为军事实力加强——鉴于美国在朝鲜、越南、伊拉克、利比亚和其他地方的军事侵略记录，中国自己的核威慑能力是对美国最顶级的克制。

在目前的情况下，危险在于美国将决定在失去该领域的领先地位之前，承担军事或军事相关解决方案的风险。美国外交政策/军队中掌握话语权的集团中的少数人积极倡导在中国台湾省周围采取与军事有关的行动，甚至战争。这与最近美日菲峰会就南海行挑衅之举如出一辙。当然，如何应对相关的军事威胁是中国的内政，只有国家领导人才能获得相关的信息并做出决策。但总的来说，从外部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对国家安全的关注是完全合理的。

第四，美国越来越多地转向军事相关政策，这既引发了国际危机，也对美国内政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美国东欧问题专家曾警告称，美国试图将北约东扩至俄罗斯边境，将不可避免地引发一场重大危机。战争在乌克兰适时爆发，这是自1945年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战争，但目前俄罗斯正在赢得这场战争。在中东，美国对以色列政策的支持，包括内塔尼亚胡领导下的该国有史以来最极端的政府，首先导致了10月7日的武装冲突，现在又导致了加沙的长期战争和以色列在那里进行的大屠杀。反过来，以色列的这些行动不仅带来了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而且导致了全球对其政策的极为广泛的反感，从而引发了国际社会开始孤立为以色列实施这些行动提供支持的美国。加沙正在发生的这些屠杀事件，现在甚至在美国国内也引发了对以色列政策的广泛反对——南希·佩洛西等坚定的民主党建制派呼吁立即停火就是明证，而反对声音已经到了民主党人明确认为这是对拜登连任的威胁的地步。

简言之，越来越多地诉诸军事相关解决方案，在国际上损害了美国，并影响了美国内政和2024年总统大选。然而，不幸的是，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美国并没有放弃这些政策，而是试图加倍实施侵略性的军事相关政策——正如美日菲峰会和美国欲吸收日本扩充奥库斯联盟所示。

因此，正如本文开头所说，耶伦访华与拜登-岸田文雄-马科斯峰会的好战言论并不矛盾，而是美国基本经济形势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一枚硬币的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