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落的长城古堡，如何重焕新生？

作为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万里长城被称为“人类奇迹”，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古堡则是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曾表示，长城沿线的古堡是长城脚下的“另一个奇迹”。

古堡不仅是军事防御的载体，后来也逐渐成为民族融合、贸易往来的重要场所。历经战火洗礼和岁月变迁，古堡开始没落，并且遍体鳞伤。保存古堡，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好长城。而目前，提高保护古堡遗存的意识仍是个老难题。

长城古堡多分布在战乱的长城沿线

2012年，国家文物局完成了长城资源的认定。数据显示，各类长城资源遗存中涉及关、堡2211座。实际上，关与堡有所不同，其发挥作用的重要程度与派兵驻守的数量，决定了关与堡的规模大小。

中国长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长城研究院研究员杨峻峰介绍，关的表述强调地理位置，它是长城防线上的一个关口、关隘，是驻兵把守的通道；堡的表述则强调建筑形制，它是驻兵的城池。

以关为例，如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紫荆关、倒马关、居庸关，这些明代内长城上的外三关和内三关，属“大关”。但是在这些内外三关的管辖中，还有一些关口，虽然名字称关，但属大关管辖。如平型关，归雁门关管；水关，归居庸关管。

堡也有不同。有紧傍长城的堡，如雁门关管辖的雁门关关堡、平型关关堡，宁武关管辖的野猪口堡、大水口堡、圪老罐堡。也有相距长城较远的大堡，如雁门关下设的阳明堡、段村堡、永和堡等。

“这些堡寨，由于地理位置不同、驻军多寡不同，导致其军事级别也不同。像偏头关的老营堡，是山西镇的大后方，军事级别最高，甚至超过了偏头关的关城。”杨峻峰说，在军堡之外，还有一些所谓的民堡。

当时长城沿线居民很少，以贫困的农民之力，无法垒筑起庞大的堡寨。民堡是守关将士家属的居住地，家属以种地为生，将士在附近军堡里守卫，战事平息后，便转变为当地的农民。

杨峻峰告诉记者，全国长城古堡多分布在战乱的长城沿线。如明代山西镇，不断经历腥风血雨的战事，因而需要大量驻兵，大规模建设堡寨。有学者指出，山西省明长城沿线军事堡寨的保护范围涉及14个县和3个区。光从军事堡寨来看，山西省明长城沿线就有120多处。

《明清以来蔚县庄堡寺庙调查与研究》系列丛书的作者之一程长进向记者介绍，河北蔚县保存了大量连片的民堡，与其处于交通要道上有关。明朝时期，长城沿线地区战乱频仍，许多百姓就修建古堡来保卫家园，与军堡同时存在，正德年间形成气候，规模逐渐扩大、正规化。

“清军入关之后，长城沿线不再处于战略前沿地带，一些军堡失去了原有功效，逐渐转为民堡。清朝社会稳定后，蔚县逐渐成为南北通商的要道，商业繁荣起来，需要一些驿站、驿所，为来往商人提供休息的场所，民堡又慢慢复兴起来。”

不仅是防御工事，还有屯田生产功能

一般来说，古堡的选址会受到长城防线走向与作战距离的制约。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王绚曾指出，长城沿线的军事堡寨的具体选址往往是以“据险”和“扼要”为指导原则。尤其是军事地位较高的军事城堡，往往首先考虑的是交通便利和利于控制辖区的要地。

山西省神池县的八角堡，并不在长城脚下，距长城墙体还有几十公里，但它北接偏头关，南连宁武关，一堡应两关，因而它的军事级别高，曾设过守御千户所。另外，八角堡也是宁武关和偏头关中驻兵数量、收取军粮数量最多的堡寨。

还有一些古堡，虽不在长城线上，但在实际功用上起着长城墙体的作用。比如在宋代，修筑墙体式的长城不多，多是以堡代墙，一些堡寨相当于墙体式的长城。“从宁武关经雁门关再到平型关，在这条数百里的山线上设了18个隘口，其实就是修了18个堡寨，这18个堡寨连起来就是一道长城。”杨峻峰说。

古堡并非只起到防御工事的作用，它还有着屯田生产、接应后方的功能。杨峻峰表示，像山西省神池县的土棚堡、义井堡、五寨三岔堡，这些古堡远离长城，所在土地肥腴，军事作用之外最重要的是生产作用，可以屯兵种粮。

军事职能逐渐消减后，原本参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军事古堡开始发生变化。据文献记载，明清时期，晋商发展至顶峰。晋北明长城防御前线大量存在的古堡，形成了庞大的消费市场。边地内的军民贸易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长城沿线的军事堡寨屡经废毁和重建。随时代变迁，古堡限定区域形态的重要边界被打破，广大汉族聚落和蒙古族聚落实现经济与文化方面的交流融合后，这些古堡进一步演化为城镇或村落。

古堡孕育村落文化，成为祭祀场地

古堡的一砖一土，不仅见证了战场上的刀光剑影，也孕育着长城沿线村落的文化。

明代先后有瓦剌、鞑靼经常侵扰京城，而延庆是必经之地，因此朝廷不断修建城堡，城墙也随着战争形势的紧迫而不断修建加固。

北京延庆的古城堡文化内容丰富。城堡功能多样，不仅有兵营，还有邮政通讯作用，称为驿站。有的城堡内开有集市，且规模大、间隔短、人流多。

有的古堡内还有辽金元明清时期的众多寺庙，为民祭祀祈祷之地，少的有几座，多的能有十几座。城堡多有城隍庙、真武庙、关帝庙，有的因近水而建龙王庙，有的还建了药王庙、子孙庙等。庙宇多建在城堡中心，还有的建在城门楼上。

在河北蔚县，保存了大量的寺庙及壁画，多为龙神庙、五道庙、关帝庙、真武庙等。以寺庙为载体，不同功能和形式的祭祀活动得以代代流传。以军堡和民堡为基础，当地的铸铁技艺得到发展，孕育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铁花，使暖泉古镇成为河北长城沿线著名的“非遗民俗体验”打卡地。

表演时，艺人们用特殊的工具将熔化的铁水泼洒到古城墙上，迸溅形成万朵火花，因犹如枝繁叶茂的树冠而称之为“树花”，其壮观、震撼程度不亚于燃放烟花。

保护，不止于修缮

在杨峻峰看来，我国古堡遗存的保存状况不容乐观。他直言，现在古堡面临的威胁和损坏，自然的因素是最小的，主要是人为的。在偏远地区的长城沿线古堡，一些附近居民会在堡内种地，有的还靠墙体修渠引水，严重破坏堡墙安全。有的村民还会随意拆除古堡堡墙，圈养牲畜。

“人为直接破坏堡墙是最常见的，还有一些破坏，不是直接刨倒，而是在墙体上栽电杆、种地，进行蚕食破坏。人们对破坏长城、破坏古堡的危害性还是太不了解。”杨峻峰说。

宁夏境内长城曾遭严重破坏，当地部分农民利用长城墙体做猪圈、羊圈、厕所，在墙体上挖洞，用于存放生活用品和遮风避雨。去年，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境内著名的明三十二长城被一台挖掘机挖出缺口，部分墙体遭到严重破坏，引发社会关注。

“山西的古堡还有些人气，民堡比较少，保留了一些老旧寺庙，但体量没有这么多。辽宁作为古代的军事防御重镇，古堡被拆的也不少，好多堡墙都没有被保留下来。”程长进说。

随着长城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近年来，各地长城沿线的文化遗产得到更多重视。

2015年开始，河北蔚县博物馆与相关单位合作，对蔚县的300余个古村堡进行了大规模田野调查，选择100余个古村堡进行较全面的观察与记录。两年后，蔚县古堡拯救行动协调领导小组成立，发起“蔚县古堡拯救行动”。截至目前，蔚县实施古堡保护修缮项目38个，投入保护资金3800多万元，着力于古堡的整体保护与后续利用。

在山西晋城，有着中国北方防御型堡寨聚落的典型代表，被古建专家罗哲文誉为“中国民居之瑰宝”的太行古堡。2019年，《晋城市太行古堡群保护条例》正式施行，为太行古堡今后的保护利用工作保驾护航。

此外，该市还开展了太行古堡课题研究，先后举办“‘古堡·家园’文化论道”“太行古堡国际论坛和首届东西方古堡对话”“太行古堡研究与发展研讨会”等各项活动，形成《太行古堡》《古堡中的中国》《世界遗产视野中的传统堡寨村落研究》等一系列编著理论成果。

不止于单纯的立法、修缮，不少地方认为，推动长城沿线整体保护、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才是一条保护利用文物的“长久之道”。

如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革命文物保护修复研究所所长吴炎亮指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选取90处长城城堡以及与长城文化关联的村落作为传统利用区，提出“统筹百个长城文化村镇的百年传承建设指引”。

“以文物保护为抓手，涵养整个古村堡的文化生态。”河北省文物局局长张立方认为，古村堡保护不是单一的文物保护，也不是单一的非遗保护，要处理好文物保护和基础设施改善、环境风貌保护、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进行区域性、整体性、全方位文化生态保护和提升。

如今，历经岁月沧桑的古堡，重新升起“袅袅炊烟”，见证着长城脚下村落的发展。

有着近400年历史、坐落在沁河沿岸的山西湘峪古堡经过保护修缮，成为国家4A级景区。以湘峪古堡为核心，带动了邻近窦庄、郭壁村旅游发展，形成晋城古堡旅游新的增长点。

坐落在密云群山深处、被古老厚重城墙包围的遥桥古堡已经形成以民宿接待为主的经营业态，有的民宿除住宿接待外，也提供特色餐饮、特色采摘。古风古韵的民宿，与堡城及周围自然风景相映生辉。

蔚县也在全力打造古堡文化、旅游度假、健康养生、文化教育、红色元素、非遗体验、餐饮住宿为一体的“古堡振兴示范带”，吸引京津冀周边城市游客、专家学者前来，感受打树花、拜灯山、皮影戏等文化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