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亲人”能弥补我们缺失的亲情关系吗？

很多人发现，今年社交平台上出现了很多“电子亲人”博主。“电子爸妈治好我的精神内耗”一度成为热搜词条。“电子亲人”主要以“电子父母”为主，也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小姨等长辈身份。他们称自己的粉丝为“儿子”“女儿”“宝贝”“乖乖”，在账号上分享自己和孩子的日常交流，教授做饭、洗碗这些简单的生活技能。

他们情绪稳定、温柔自省，总是能给孩子积极正面的回应；他们尊重孩子的选择，理解孩子的难处，对孩子的困境只有包容没有责备。和“电子亲人”互动正在成为许多年轻人不可或缺的“原生家庭代餐”。

在“电子亲人”这里，年轻人得到了真实生活中没有的优质亲情，集体感慨：“原来这就是被捧在手心的感觉。”“我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孩子，被好好对待了。”他们信任“电子亲人”，愿意以孩子的身份在留言里吐露心声、诉苦、撒娇。

即使知道这样的“电子亲人”背后可能有机构运营，得到的回应也不是独一无二的，他们仍然愿意投入真情。因为这就是他们真实的情感需求。

与“电子亲人”的互动和真实的亲情关系有哪些本质区别？“电子亲人”能弥补童年没有得到的亲情缺憾吗？相比其他关系替代品，“电子亲人”有哪些特点？

我们从“电子亲人”现象出发，对话心理咨询师崔庆龙。在他的来访者中，有很多人缺乏亲情、爱情、友情的人际关系支撑。而关系是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生存下去的精神氧气，无论以怎样的形式存在。

与“电子亲人”之间的虚拟关系是静态的

新京报：其实亲密关系缺失是现代人一种挺普遍的困境。在这种缺失下，代偿性活动也非常多，比如在小说、影视剧这些虚拟文本里建立投射的对象，或者看综艺、看直播、玩游戏等等。同样是亲密关系，亲情关系和朋友关系、恋人关系，有什么本质区别？在常见的关系代偿活动中，好像情爱幻想多于亲情幻想？

崔庆龙：我是这样理解的，首先在恋情中，我们的身份可能是多重的，可能既是一个孩子，也是一个大人，或是一个平辈。这个身份的转换其实取决于你在那一刻的情境下，希望自己扮演什么角色，获得什么样的情感回应。比如当你感到脆弱的时候，可能就像一个孩子，会去依赖对方。如果对方在脆弱的状态下，需要得到你的抚慰，那可能反过来你会扮演一个大人。

心理学中有个词汇叫“内隐协商”，意思是两个人在一种非言语的默契下逐渐形成的一种角色关系。假设你是我的朋友，你今天对我倾诉，我感觉到你在脆弱的状态下，我可能就会做一个倾听者。你跟我分享你的情绪，流露你的脆弱，这个时候我的位置肯定会偏平辈，是类似鼓励者、安慰者的角色。

但亲情关系里的身份是限定的。对于父母，我们必然是一个孩子，我们希望得到一个孩子渴望得到的那种情感回应。这是一个本质差别。

我觉得所谓的“电子亲人”，更有可能创造一种投射性的吸引。比如一个人从小和外婆关系很亲，他可能更容易去感受一个“电子亲人”是外婆的形象，或者是复现曾经在和外婆关系里最重要的那种体验。

再比如，如果一个人和母亲之间，不管是关系比较好，还是关系有缺憾、没被满足过，总之母亲的情感反应对他而言非常重要，他更有可能寻求的“电子亲人”也是这样一种关系。对“电子亲人”关系的选择取决于当事人在心理层面最需要的是什么。

新京报：同样是虚拟形象，过去我们在小说、影视剧人物里投射的对好的伴侣的所有想象，和社交平台上这种“电子亲人”是类似的吗？或者说有什么区别？

崔庆龙：不管小说还是影视剧，首先有一个故事、剧情，有某种设定，其中人物的形象和它传递出来的情感是在这个故事中成立和丰满起来的。所以我们可以在故事中代入那个角色。

比如你看到一个故事里有一个很心仪的恋人形象，你可能会代入男主或者女主去体验这段关系，感觉到被照顾，这个人如此有智慧，懂得倾听别人。这个形象在你感到脆弱的时候能给予无条件的一种支持和力量。随着故事推进，你已经投身在这个故事里了，在这个过程中体验这样的关系。

而“电子亲人”可能不太有这样一个背景，它不需要一个故事，你只是可能把自己心里的那个叙事给投射出去，或者看它跟别人的互动去感受这种关系。

新京报：是的，目前看到的“电子亲人”形象大多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背景作为铺垫，但它会有一些碎片化的呈现，比如这个博主会发一些日常生活中的活动，如何跟晚辈互动，非剧情，但又是有信息量的一些露出，方便大家去脑补他的某种形象。因为这些形象大部分是虚拟的，所以容易呈现出一种理想化的、全然是正面的形象。如果我们比较依赖、依恋“电子亲人”，会影响生活中对真实亲情关系的接纳和理解吗？

崔庆龙：心理学有一种说法，人在幼年阶段，会寻求一种近乎完美的、完全只有正向的关系。因为这时候作为孩子还不太能耐受挫折，所以就是需要全然的肯定、被在乎。甚至有种说法是，三岁之前的孩子给再多正向回应都不算过分，这时候不需要现实检验。我们就需要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棒的、最优秀的，是父母眼里最好的孩子的那种体验。

但心理发展有个过程，这种全然完美的感觉，需要在我们心智相对成熟以后，尤其是进入小学高年级趋近于青春期的时候，介入现实检验的部分。就是我们依然需要足够好的、正向的被认可的经验，但同样也需要一些基于现实的一些挫败体验。

这个就是自体心理学，一个我特别认同的流派，提到的一种“恰到好处的挫折”。可以理解为，我们的体验从100分的正向逐步递减到60分，大部分时候依然是一种正向的关系的回应，但有少部分挫折。这个挫折是我们可以耐受的。

比如小时候大人接送我们上学，从一开始全程陪伴，到我们大一点以后，只送不接，我们自己可以回来，到最后不用送了，就在家门口打个招呼告别。这就是一个逐渐放手的过程。但是在刚被放手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挫折的体验，会觉得不适，有点害怕。

如果之前有足够的正向情感支持，积累了丰厚的心理资产，我们可以用这些爱意去容纳新的挫折的体验，慢慢地适应，然后发展出自己的能力。我们就能自己一个人去上学，照顾自己，一个人睡觉。现实的关系是遵循这样一个逻辑的。

但你刚说的那种“电子亲人”提供的正向情感关系，我觉得它更多地是满足我们早期孩童阶段的那种对完美关系的需要。它不具备真实关系中那种发展式的，你在哪个心理阶段就给你什么样的情感回应的变化。心理学认为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其实是动态变化的。父母给孩子的回应，要根据孩子的心理发展阶段和对关系回应的需要而不断调节。

不能说3岁的时候需要母亲完全地哄着睡觉，12岁的时候还这样。必须有一个变化过程。但是“电子亲人”这种虚拟关系肯定是不具备这种变化体验的，它是静态的，它不能帮助一个人实现心理发展和成长，但是它能给予心理的慰藉。这是和真实亲子关系的区别。要想获得成长，只能自己在现实中去迈出一步，去构建健康的、真实的关系。

新京报：所以很多人可能就是因为幼年的时候，没有得到过那种充足的接纳和关爱，心理资产一开始就是不足的，才更渴望好的亲情关系。这种情况下，“电子亲人”能弥补缺憾吗？

崔庆龙：我觉得首先是让自己对关系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和认知。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理所应当的，大家都具备的能力，但实际上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情感和认知有时候是两套系统，如果没有正确认知的引导，你会顺着自己的情感诉求在关系里表达和索取全然的照顾。

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不觉得亲密关系是一种相互成就的、成全的关系，那当我们感觉有情感需要的时候，就可能会认为自己的一切需求都应该得到对方的回应。而这里面可能包含不合理的，或者让对方承受不了的情感需求。

这种情况下，因为我们没有正确的对关系的认知，很容易就觉得一段关系不好。只要这个关系不能全然满足我们的情感需求，就是应该否定的。最后多次的关系挫败以后，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可能不存在这样的关系，就会非常的沮丧。

为什么要认知或者觉知先行？我们要知道自己在关系里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要对自己内心的小孩的大致心理年龄、最核心的情感需求有模糊的认识。这样的话才能知道我们的情感诉求在关系里哪一部分是合理的，哪一部分是不合理的，哪一部分是有可能被挫败的。有这样的认知以后，就能相对地接受关系，耐受关系中可能不完美的回应。

因为关系也是一个长期磨合、共同成长的过程。也许伴侣不能在这个阶段给予你的回应，也许在他或她的下一个阶段，或者在你们共同成长以后就能够回应了；或者在共同成长以后，你也不需要那么彻底的满足了，只要某一部分满足就好。

新京报：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成年人，已经没有办法退行，一定要放下别人能全然把我们当孩子照顾的期待，是吗？

崔庆龙：也不排除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关系。但如果作为一个3岁的孩子，意味着自己的伴侣要承担非常非常多情绪，得一直做大人，比我们更包容、更共情、更有力量、更情绪稳定、更无条件地提供支持。

有些关系是可以有这种倾斜，关系也不可能两个人是完全势均力敌的。但不能是一个人在心理年龄上一直待在最下位的地方，这样的期待我觉得大概率会受挫。因为伴侣一定有某些时刻，也需要我们作为成人能给予的那种回应、理解、关怀和支持。

当下很难再有《武林外传》这种精神内核的作品

新京报：之前你可能也听过类似的问题，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社交机会已经很有限了，在日常生活中心理能量也比较低，比如去年比较火的“搭子文化”就是一种对关系降低预期的体现。可以和搭子一起逛街、吃饭、打球，但并没有在心理或者情感层面深入交流。你觉得现在这种生活方式下，我们还能怎样建立一种多元的人际关系？

崔庆龙：我先举一个例子。有人跟我分享过这样一种体验，这个人80%的时间都很满意自己生活的，因为他的朋友特别多。但有一次他急性病发作，那一刻他想找最亲近的一个朋友照顾自己，但这个朋友刚好当时有一个病更重的亲人需要他，所以匆匆看望后就走了。那一刻，这个人突然有一种特别绝望的感觉，虽然他完全理解对方做出的取舍，无法照顾自己的这种合理性。

他说这种绝望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找不到第二个类似这个朋友的人。他在平时生活中的玩乐、陪伴这些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但突然发现好像有一部分非常深处的脆弱，真实的自我情感是没有指向的。

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是类似这样处境，但我觉得应该不少，至少我在咨询中能遇到很多这样的人。因为人类的情感系统很复杂，在有的关系中只是分享一些琐碎的生活，做了什么，吃了什么就够了，但它也是有意义的，你可以把这种关系理解成一种相对稀薄的人际氧气，精神氧气。

还有一种关系中，我们共享某种兴趣爱好。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找到特定的人群来交流，这就更进一步了，意味着我们在相对深入的精神领域能有相互分享的对象。所谓“搭子文化”，或者志同道合的兴趣伙伴，就在这个层面得到关系的满足。

而所谓的深度关系，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情感需求，往往就在自己脆弱的时候所渴望的。某种意义上，深度关系不是一个特别高概率能轻易遇见或者匹配成功的。

据我的观察，很多人的深度关系其实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沉淀下来的，比如中学同学，或者大学舍友，以及其他类似于这种你们长期浸泡在同一个环境中，剥离了很多社会现实要素，有很多共同经历。在这种漫长的磨合相处中，大家建立起了一种深度关系。

你在这样的关系中可以完全做自己，不用表演客套，或者立一个人设。我们都需要这样的关系。但建立这种关系的前提是足够久的时间，足够多的接触。

我以前经常说，其实那种直接奔着社交去的环境，往往不太能交到真正的朋友。反而是那种弱社交的环境可能可以。我认识一个人，他爱好登山，经常去那种无人区，或者野外徒步，会经历一段时间和社会暂时脱离，但那又是一个非常纯粹的环境，所以他在这样的经历中结交了很多非常好的朋友。

成年人不好交朋友，主要因为大家都是在一个非常功利的世界里，对很多东西有自己的一个评估和衡量，会想和某个人交往划不划算、值不值得。但是比如那个人在登山、徒步过程中，就感觉整个环境很纯粹，人与人之间回到最真实的，作为自然人的相互支持关系。

这和军队中的战友情也很类似。为什么通过参军一起在部队里，就能建立那么深厚的、特殊的情感？因为我自己没有这方面经历，所以我曾经不太能理解，但是最后我从关系角度慢慢理解了。就是军队设置的那个关系的情境，既特别又纯粹，特别利于建立起深度关系。这种关系过了很长时间，即使最后迁移到很世俗的、功利的、更复杂的社会场景中，依然有着一定的韧性，依然能够维持。

我觉得人在心理上一方面渴望自己能在关系里获得一些好处，比如看起来好像很多时候大家在止损，在避免建立一些无用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对自己能为一段关于关系付出，也是有满足感的。或者说我们也渴望体验一段值得自己付出、心甘情愿付出的关系。这个付出肯定不是单向的，好的关系体验一定是双向的。

那种能长期让彼此有机会接触的相对纯粹的环境，比如学习的环境，一起学习某种技能，或者一起定期参与一些基于共同兴趣爱好的活动。这都是成年人的世界里有可能建立起深度关系的环境。

新京报：这让我想起这两年比较火的综艺里其实都展现过这种成年人之间的深度关系。不管是《乘风破浪的姐姐》这种让一群不是很熟的艺人组队去一起完成一项任务，最后成就一个东西，或者《花儿与少年》这种让艺人一起去旅行，长达一个多月在异国，还有《再见爱人》这种让艺人在旅行中交流相似的情感经历。这样的环境设置，即使他们知道有人在拍摄的情况下，好像还是能建立起某种真实关系。观众看的时候能感觉到，他们那种从陌生到熟悉、默契的感觉，也会特别愿意代入他们的关系，好像自己也收获了一段情谊的感觉。

崔庆龙：是的。其实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这个关系建立的场景，心理学叫情境。我以前写过，你在酒吧里去认识一个人，发展成亲密关系的成功概率不高。但换个环境，还是同一个人，你俩接触可能就是另一个走向。

情境太重要了。同样的一群艺人，放置在另一个场景，他们有可能根本不会建立起这样的关系，是节目设置的那个场景给了他们彼此一种可以互相信任的机会，所以他们建构起来的关系的最终形态也不一样。

新京报：这种情境是不是必须在线下？如果只是单纯在网上聊天，或者和“电子亲人”这种虚拟形象互动，没有任何线下的共同经历的时候，哪怕在网上聊得再深入，是不是都无法建立深度关系？

崔庆龙：只通过网络接触，你们只是在对方的局部的世界里存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关系一开始非常投入，但这个关系一旦拓展到现实的部分，或者拓展到更多其他部分的时候，就遇到问题了。

所以这种关系是一个不充分的关系。它可能在某些方面很极致、很纯粹，但是它不充分。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插件的作用，这样说可能有点把人工具化。但因为它不是全然的，你们无法感知对方的全部。

新京报：大众对原生家庭的讨论和态度这两年也经历了一些变化。随着一代人的成长、成熟，这个概念刚出现时，那种集体的愤怒好像在慢慢减弱。然后到了这两年，“断亲”成为热搜词，从愤怒到隔离不来往。这样处理会让我们更轻松吗？我们真的能这么轻易地就把亲情关系放下了吗？还是说它其实仍然在占用我们的一些心理内存，我们只是表面上切断了关系。

崔庆龙：就像前面说的，现在之所以会出现“电子亲人”这种理想化的父母长辈，亲人关系，就是因为很多人缺失了依恋关系的体验，没有被满足过。“断亲”是一种有代价的维护自我的方式。

理想状态下，一个人友情、爱情、亲情都需要。每种关系在它的维度所提供的功能是有差异的，也是能相互补充的。所以当我们说到“断亲”的时候，就意味着在亲情的依恋维度，已经缺失了。

家庭、亲情这种概念，提供的是类似于一种兜底的、安全的、归属的情感寄托。我记得以前好像有人提过说，这一代是漂泊的一代，就是很多人心理上是漂泊无依，没有归处的状态。我觉得和“断亲”现象是吻合的。

有一篇文献提出了一个观念，就是以前的人的心理疾病和现在的完全不一样。以前的大量的心理问题是关系过度紧密造成的，很多人感觉压抑，以及过度压抑以后出现的类似强迫、完美主义这些症状。生活在一个大家族里，或者过于熟悉的邻里之间，人们的相处是缺乏边界的。但它不会让人产生这种所谓的孤独感，归属的困境，不会有虚无、深层孤独这些偏抑郁的感觉。

这两种痛苦是不一样的。不是要评价哪种更严重。因为以前那种模式下人也很不舒服，没有机会建立起相应的自我。那一代人认同了这种观念，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你可能看他这一辈子都没有为自己活，都在为集体、为家庭牺牲，但在那个大框架下他们就是这样活过来的。

现在这代人的危机，首先是伴随城市化产生的。大家庭的结构被打碎了，每个人都是原子化的状态。所有的资源都要向核心城市集中，更多年轻人来到这些核心城市，必然脱离了过去家乡的亲情纽带。

在新的关系里彼此之间都不认识，加上现在内卷竞争，就是让人与人之间本身就带着一种相对疏离的、敌对的色彩。每个人好像都是潜在的竞争者，所以在新的大城市和同辈之间建立关系也不太容易。每个人心理上都在一个孤立的房子里。表面上看起来你可能会和同事、朋友之间有很多亲热的互动、往来，但你们都知道很难走进对方的内心。

这是我觉得当代年轻人非常有普遍性的一种心理困境，一种孤独的困境。大家的认知正在经历一个新的冲刷，对于自我有了真正的意识，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这是一个新系统。

旧系统就是传统价值的那一套，成家立业，顺应家长期待。新旧之间必然有冲突。但是人捍卫自我的动机绝对是占很高优先级的。所以有时候人宁可孤独，宁可忍受这种所有的不适感，也要“断亲”，就是不想让自己的这套独立的新系统，被旧系统再重新同化或者侵蚀。

所以可以把“断亲”理解成一个人为了维护自我的一种迫不得已的处境。如果家人能给予自己共情，或者至少愿意更新观念，尊重、理解自己的想法，这样的家庭中孩子大概率是不会断亲的。因为他们两个系统在慢慢趋向于匹配。断亲，一定发生于新旧系统高度不兼容，甚至完全冲突的状态。

新京报：断亲之后的这个代价可以慢慢通过建立其他关系来弥补吗？还是这种代价只能承受，没有办法被化解？

崔庆龙：自体心理学讲到人有三种需要，如果你的第一种需要没有被满足，第二种需要可以去补偿第一种，但肯定和第一种完全不一样。类似于你早饭、午饭没吃，你吃完晚饭肚子也不饿了。但是代价就是该有的营养物质、微量元素，因为你没有在应该的时间内摄入，再补充的时候已经发生变异了。或者你的身体会调节，这就是一个所谓的病理性的适应。

所以亲缘缺失之后再寻找代偿，真的能找到那种高度的踏实、安全、平静的体验吗？我觉得不见得。因为这些代偿关系没有延续性。好的原生家庭关系，带给我们的安全感是可以延续很久的。

比如你有一个好妈妈或者好爸爸，或者任何一位亲人经常支持你、关怀你，哪怕你们很久不联系，但你只要想到家里有这么一个人，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会替你兜底，你就会觉得很安心。

但如果这个东西始终是缺席的、空无的，你只是在网上看到一些安慰的话语、视频，这种被温暖的感觉只能持续一阵，第二天可能空无的感觉又出来。所谓代偿关系和原始关系的差异就是这个，它没有真正的延续性，需要你不断去寻觅。

新京报：很多人会怀念像《老友记》《武林外传》这种影视剧，其中的人物之间既是朋友，又像家人，而且共同生活在一起，就像一个家庭乌托邦。这种和原生家庭的亲情，有什么不一样吗？

崔庆龙：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小说家的评论，他说在什么样的时代氛围下就会有什么样的作品被创造出来。像《老友记》《武林外传》这种精神内核的作品，我觉得当下很难再被创造出来了。

每个时代的流行的文化调性是完全不一样，一定反映着那个时代特定的精神主旨。至少那个时期我觉得相对来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现在这么疏离。这些作品也就是在那样一个背景下诞生的，反映了当时的年轻人对于亲情、友情、爱情很杂糅的一种体验。

现在的影视剧、网文更喜欢强调一个人要怎么独立，不依赖别人，都是孤胆英雄的一种状态。这也吻合了我们现阶段的一种内心的真实处境，因为我们本身太孤立了，所以希望看到一种范式，一种理想的榜样，可以不依赖任何人也能活得很精彩，也可以很强大、很自洽。

代偿关系的安慰效应需要被认可和肯定

新京报：你曾在微博上写到过，关系中最珍贵的体验就是被看见，我感觉到你感觉到我感觉到了。这种体验是虚拟关系里能获得的吗？

崔庆龙：会有这样的体验。代偿虽然不能完全替代原始关系的体验，但它提供的这种慰藉本身也是有意义的。每个人都有权利以任何形式获得让自己感觉好的体验。就像一个天天喝苦中药的人，总得吃一颗糖吧？不管这个糖，是糖精还是阿巴斯甜，它至少能让自己甜一下，缓冲一些苦。也许它对健康有一点点损害，它也不能真的遮盖苦的底色，至少能甜一下。代偿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的功能和作用是要去承认的，某种程度甚至是需要认可和支持的。

新京报：任何一个真实的、高分辨率的关系，是不是必然会有痛苦的、感觉不那么好的部分？来访者和咨询师的关系也是这样吗？

崔庆龙 ：是的，因为两个人会把自己世界里非常真实的东西都带到双方共在的一个人际场中，这里面必然有很多冲突的、不适配的部分，这就是真实人际关系会遭遇的困难、挑战，也是就是我觉得人在关系中需要去成长，也值得去成长的部分。

咨询师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全能的人，也会犯错，也做不到永远都能理解，都能回应来访者，正是这些瑕疵以及对瑕疵的处理组成了关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某些时候，咨询师和来访者之间也会有冲突，会有移情和反移情的相互扰动。在真正的长期咨询关系里，双方其实也是在做一种调节，一种建构，是不断经历心理学家科胡特所说的从破裂到修复的序列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成长。

所谓关系学派或者主体间的心理咨询流派会认为人与人是注定相互影响的，人无法在主观层面消除这种影响，哪怕一个人没有做出任何看起来有干扰性的动作，只要这个人在场就会对另一个人产生影响。但也正是因为有这种影响，我们才能帮到一个人。

咨询师当然得在一个更高的觉知下去看到问题，并且主动去理解、化解、处理问题。但相应的，咨询师自身的一些东西必然会被带入到这个关系里，给对方造成扰动和影响。

一个人在现实关系中遭遇的困境，在咨询关系里也会遭遇，或者说它遭遇了才有可能发生转化，也就是它得首先去以这种方式去影响关系，然后才有可能以另一种形式被影响，这就是心理学所说的矫正性的情感体验。

只是在咨询关系里，这些挑战是一个咨询系统内的，它有可以被标记的名词、概念，可以处理的技巧和技术。在这个意义上，它和现实关系有差别。是角色属性和真实属性兼具的一种关系。

采写/荷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