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汪景琇：半个世纪“追太阳”

“太阳常常在微笑，但偶尔也会烦闷、暴躁甚至狂怒。”聚光灯下，年近八旬的汪景琇用幽默的语言，给台下几百名中小学生分享他眼中的“太阳和人类家园”。

汪景琇是我国著名的太阳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深讲席教授，在太阳活动区向量磁场结构和演化、太阳活动机理和太阳小尺度磁场属性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

从1978年踏入太阳研究领域至今，他在这一领域已深耕了近半个世纪。在科研之外，他喜欢和朝气蓬勃的学生们一起欣赏日出日落、欣赏屈原对太阳的赞美，带领大家一起领略太阳的魅力。

“走进最向往的科学殿堂”

“春来了，一簇簇马蔺像一块块黛色的玉，散落在山脚下、小溪边、小路旁，待春风吹开了遍野的杏花、桃花、梨花时，马蔺也开出独特的紫蓝色的花，天上飘着白云，碧野上镶嵌着紫蓝色的宝石……”这是汪景琇哥哥汪景瑛笔下的美丽故乡，也是汪景琇出生的地方，辽宁抚顺。

1944年5月，汪景琇在这里出生，家中排行第四。祖父和父亲都有任教经历，汪景琇在有着浓厚读书氛围的家庭中长大，很小就展现出读书方面的天赋，且勤奋好学。1963年，19岁的他顺利地考上了北京大学。而去北大读书也是他上小学时就坚定的梦想，“要当科学家”。

受家庭原因影响，在填报专业时，汪景琇很谨慎，“我当时选的专业是地球物理，如果没有其他因素，我可能第一志愿会填报原子核物理。”

从抚顺来到北京，汪景琇对即将开始的6年大学生活满怀热情和憧憬。他曾在一首名为《走进北京大学》的诗中写道，“告别了北方迷人的雪夜和眷恋的山野春光 走向那庄严的青年时代 那广阔生活的海洋 怀着激情、欢乐和幸福 怀着年轻人金色的理想 带着祖国交给的神圣使命 走进我最向往的科学殿堂”。

就像马蔺迎来了春风，大学期间的汪景琇如饥似渴地吸收着一切知识，数学和物理是他最喜欢的科目。他喜欢读书，未名湖畔的第一图书馆和钟亭都曾留下他苦读的身影。这也是让他至今都很怀念的“读书最好的一段时光”。

1969年，在上山下乡的热潮中，汪景琇大学毕业了；随后1970年3月被分配到了辽宁抚顺清原。此后长达8年的时间里，汪景琇先后在这里专心做一名农村中学教员和气象站观测员。

直到1978年，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我国恢复研究生招生的消息，汪景琇对科学研究的向往再次被点燃。得益于在北京大学打下的良好的知识基础，汪景琇顺利考上了北京天文台的硕士研究生。

此后，汪景琇又攻读了博士研究生，留在中国科学院当研究员，从小立下的“当科学家”的梦想终成现实，“我们这一代人在大学期间真正学习科学知识的时间很短，所以一旦能够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就会感到很幸运。”

“我们中国学者一点儿不比别人差”

“银河中三千亿颗恒星，太阳只是极其普通的一个。但是同学们要注意，越是普通，它越重要。为什么？因为你研究了太阳之后就会知道恒星是什么样的。”在一次给学生的科普讲座中，汪景琇分享了太阳研究的意义。

事实上，汪景琇走上太阳研究这条路带着几分“偶然”。“考上硕士研究生之后，因为我对恒星、太阳、星系、宇宙学都不太了解，觉得太阳离我们近一点儿，再加上我之前在农村做过5年的气象员，太阳跟天气、气候关系比较密切，所以就选了太阳物理。”

“研究生课程学习很难。”汪景琇回忆，很多授课老师都是大师级教师，讲课水准很高，但是“底子”不厚让他遭遇了诸多挑战，“有些课程本科的时候我没学过，比如理论物理。但现在要学习研究生层次的理论物理，一开始肯定是有困难的。”授课老师，彭桓武院士却不会因为学生没学过而降低授课标准。

克服学习、语言等困难，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他做了一些创新性的研究，和导师在国内期刊上发表了三篇文章，这也让他在读研后对自己有了信心。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太阳物理研究在国际上相对来说比较落后。1983年，汪景琇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学。

成功测量出了太阳表面最小可测磁元的磁通量、和导师史忠先先生一起为加州理工学院的磁像仪做了定标、借助加州理工学院先进的观测设备观测太阳……汪景琇在一年半的访学时间里真正触摸到了太阳物理研究的前沿。这段访学经历也让他强烈感受到“我们中国学者一点儿不比别人差”。

1984年10月，访学结束，汪景琇回到国内，也将国外先进的太阳物理研究的动向带了回来。此后，汪景琇还牵线国家天文台与加州理工学院合作，开展“日不落的联测”等研究活动、组织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专门学术会议，和大家一起慢慢将中国的太阳物理研究深度融合到国际太阳物理研究之中。中国的太阳物理研究也逐渐走向国际前沿。

“没齿而无怨言”

“地球上每次出现极光，都是太阳的一次爆发，或者说太阳打了个喷嚏。有的小朋友会想，太阳打了个喷嚏地球上就能看到极光这样的奇观，那是不是让太阳多打些喷嚏呢？”一场别开生面的跨年晚会——“2024科学跨年之夜”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十多位顶尖科学家通过网络直播为全国观众上了 “2024年第一堂科普课”。汪景琇就是其中之一。

参加“院士专家讲科学——2023年科学教育特别行动”、担任北京市大峪中学科学教育校长、参加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评议活动……虽然日程表上科研和指导学生等工作排得密密麻麻，但只要是给孩子们做科普，汪景琇总会挤出时间，且充满了热情。

在“2024年第一堂科普课”中，汪景琇提到，自己从事太阳研究已经40多年了，硕士导师史忠先先生对待科学的精神对他有很大的教育启示。“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王绶琯院士，以他的报国之志、赤子情怀，照亮了我人生的道路，所以他们的科学精神我不但要学下来，还用它来教育我的学生。”

他对科普工作的责任感更多源自恩师王绶琯院士的影响。采访中，汪景琇特意展示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2014年，是我国射电天文学的开创者、LAMOST的发起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王绶琯参加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评议活动时，与学员们亲切交谈的留影。1999年，王绶琯倡议并联合60位著名科学家发起成立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致力于培养“明天杰出科学家”。

“当我看到已经九十多岁高龄的敬爱的导师，仍然参加青少年俱乐部‘科技实践’的评议活动和俱乐部委员会的会议，让我感到非常惭愧。”汪景琇如是说。此后在接到俱乐部评议活动的邀请时，哪怕是周末、哪怕要占用一整天，他都会如期到场，“尽管我也是天天忙，但‘没齿而无怨言’。”

1965年5月，21岁的汪景琇曾在北京大学写下一首《我愿意》，“我愿意 终生工作在实验室里 默默地勤奋耕耘 直到停止呼吸……我愿意 一生一世不停息 洒尽青春的血泪和汗水 去灌注科学的园地……”

2024年1月，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办公室里，年近八旬的汪景琇像往常一样坐在桌前孜孜不倦，分析数据、撰写论文。

从孩童时梦想成为科学家，到青年时在北大、中科院求学，再到数十年如一日地在太阳研究领域求索，积极参与青少年科普工作，汪景琇就像他研究了一辈子的太阳，用知识的光芒温暖着年轻一代，他也希望，“新一代的中国年轻人是璀璨的，是闪耀的，是向阳而生的，是创造未来的！”

【对话】

谈大学生活：

“那是读书最好的一段时光”

新京报：在北大学习的时候，你功课怎么样？

汪景琇：北大的学生很努力，我们班一共30个人，班里的学习氛围非常好。

那时中国刚经历了一段经济困难的时期，之后提出了“调整 巩固 充实 提高”八字方针。1963年我们入学的时候，录取要看分数，入学之后教学质量也很好。在我看来，那是我读书最好的一段时光。

我自己功课很好，很快就达到了差不多班级和年级最好的水平。物理和数学是我最喜欢的科目，我还是数学课代表，很快又成了班里的学习班长。

我当时选择的专业是地球物理，如果没有其他因素，我可能第一志愿会填报原子核物理。不过也有可能选文科，我高中的时候对文史哲，尤其是文学和哲学都很感兴趣。

新京报：在北大学习的时候，你最喜欢去哪里？

汪景琇：我喜欢看书，去图书馆比较多。北大学生到图书馆占位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我记得有些女生会一大早起来拿着饭盒去占座。

我一般看书会走得远一点儿，最喜欢去未名湖畔旁边的第一图书馆看书，那里很安静，而且环境特别好。如果图书馆里没有位置，就随便找个小山，也挺好。我经常去未名湖畔的钟亭看书。现在有时回到北大，我也喜欢一个人在校园里走一走。

新京报：大学期间学习之余你会做些什么？

汪景琇：那时候学生的兴趣爱好不像现在这么多，但是也有唱歌、诗朗诵之类的文艺表演。我都参与过，还领唱过。有时候自己也会写一些诗。

大学的时候我体育不算很好，虽然身体不是很强壮，但我很愿意参加体育活动。那时还考上了北大的网球队，日常要参加各种训练，后来我没有作为正式队员留下来。

此外，我们也经常外出做义务劳动。北大的学生一到周末就自发到周边的四季青公社去，那会儿北大周围都是农田，经常有农民在地里干活儿。学生们就踩在泥里，用手拔草。即使不是农村的孩子，看着农民干，自己也就学会了。有时候头发乱了，衣服也脏了，但没有人抱怨，学生们都很积极。

新京报：为什么工作多年之后，又考了硕士研究生继续做科研？

汪景琇：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我考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的硕士研究生。当年，北京天文台在全国第一个招收天文学科硕士研究生，它在招生简章里写了初试专业课只考高等数学和普通物理。

那时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再继续学习了，一直在农村工作。考虑到我的本科专业是物理领域，觉得这些考试内容对我比较有利、容易考上。后来我特别幸运地考上了。

我考上硕士研究生时已经34岁了，这个年纪是中国科学院当时招收的第一批研究生的平均年龄，并不是我比别人老。当时，年纪最大的学生已经42岁了。

新京报：在研究生学习中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汪景琇：首先是课程学习很难。讲课的都是大师级老师，讲课水准很高，比如，讲理论物理的彭桓武老师、讲统计力学的李政道老师。我在本科的时候没有学过理论物理，要学习研究生层次的理论物理，一开始肯定是有困难的。彭桓武老师说，“我讲的是研究生课程，我不能降低标准。”所以他一直按照研究生的要求来讲课。

其次是英文。我之前学习的是俄文，完全没有英文基础。有的老师用中英文教学，用的是国际一流的原版教材，像彭桓武老师有时候留作业用的材料都是英文教科书里的，要先看懂英文，才能完成作业。

我最后是一边写毕业论文，一边啃了两本专业领域的原版英文著作。这样在入学一年半的时候，勉强通过了硕士研究生的英文资格考试。

后来我能够去国外访学，1985年还在国际期刊《太阳物理学》上全英文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

谈研究：

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总喜欢不断学习

新京报：对你而言，在太阳物理研究之路上，最重要的引路人是谁？

汪景琇：真正把我带到太阳物理研究这条路上的，是我的硕士导师史忠先副研究员，他从南京大学天文系毕业后就一直在北京天文台工作。我研究生入学的时候，他已经是北京天文台太阳物理研究室主任了。

当时的研究领域有太阳磁场和太阳活动研究、太阳预报研究，我就选择了太阳磁场、太阳活动研究，但我那会儿都不知道什么是日珥，也不知道太阳观测是怎么做的。

史老师有个课题是通过光谱分析的方法做太阳边缘日珥的物理性质研究，跟着史老师做研究，把我一下子带进了太阳物理的研究领域。史老师还带着我专门去了南京大学一趟，向老师们请教和了解太阳研究的情况。

新京报：什么时候才算是在太阳研究上真正入门了？

汪景琇：硕士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开始有点儿信心了，觉得自己算是入门了。因为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我做了一些同领域学者没有做过的工作，也有了一些创新性的研究，比如我比较早地使用计算机来分析光谱轮廓，在国内期刊上也发表了一些文章，还得到了学术同行的引用。

在研究太阳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利用一些理论去解释一些现象，或者在计算机上模拟出变化，这时就会感到科学上的满足和享受。作为研究工作者，最大的乐趣就是自己研究的东西在以前的教科书里没有出现过，也没有被其他人描述过。当你取得了一些新的发现、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并得到了一些新的看法和规律时，会很有满足感。

新京报：中间有没有想过换研究方向？

汪景琇：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星系和宇宙学逐渐走向了天文学主流地位。我也曾经想过，要不要往星系物理学方向做一点儿研究，就跟我的博士导师王绶琯院士讲了自己的打算。

王先生从国家天文学科发展的角度出发跟我说，你现在太阳物理学科已经达到了能够和国际同行平等对话的地位，这个时候不要轻易离开。后来我就一直从事太阳物理研究，没有换研究方向。

但我对天文学其他领域一直很有兴趣，也希望自己能够做得更好。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总喜欢不断学习，希望把自己的知识体系补充得更丰满。

新京报：国外访学的经历，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汪景琇：非常重要，特别是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访学的经历。这段时间的研究改变了我，让我真正进入一个学科的前沿领域。

从1908年美国天文学家乔治·黑尔发现了太阳黑子具有非常强的磁场，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加州理工学院的太阳物理学科一直在国际上处于顶尖地位。

1983到1984年，我在加州理工学院访学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真正触摸到了太阳物理研究前沿，这段时间对我的学术成长有决定性的作用。在这一年半里，我发表了四五篇文章，虽然不都是第一作者，但都对文章有决定性的贡献。

当时太阳物理研究的一个前沿方向，是太阳小尺度磁场研究。在访学期间，我成功地确定了太阳表面最小可测元的磁通量，这个成果后来被好几本教科书引用。后来关于太阳弱磁场的研究，我也有一个奠基性的工作，当大家谈到太阳弱磁场的时候，大多会引用我在1995年发表对网络内磁元的第一个定量测量。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的太阳物理研究在国际上来说还是比较落后的，中国学者在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的关于天体物理的文章屈指可数。

史忠先老师和我在美国同事的配合下，完成了大熊湖太阳天文台磁像仪的定标，使小尺度磁场的定量观测研究成了可能。以前加州理工学院的磁场测量没有定量的结果，因为没有定标，就不知道测量的磁场有多强多大。后来我们还把这个研究结果发表在了加州理工学院内部的刊物上，直到现在定标的结果还有参考价值。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还做了一件事，就是花了八个月的时间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大熊湖天文台进行太阳观测，这让我有了充分的观测知识，也为以后的磁场观测、太阳活动观测奠定了基础。

在我看来，去国外访学、参加国际交流活动，首先是开阔了眼界，其次是通过国际合作交流，了解了中国的太阳物理研究状况。通过一系列的努力也得到美国学者的尊重和国际太阳物理界的尊重，所以我很早就被选为太阳物理权威杂志的编委。

新京报：访学结束的时候，你做了哪些工作帮助提升国内的研究地位？

汪景琇：1984年10月我回到国内，回国后还是配合天文台的老师和同事一起做了一些努力。

比如当时国内的磁像仪没有探测器，记录磁场就是要把那些信号记录下来，然后像画天气图一样画出来。后来我们的怀柔观测基地跟加州理工学院合作，借鉴他们的CCD技术，我们有了直接的磁场活动的视频图像。

还有我们的磁场望远镜团队和加州理工学院的学者合作，一起做过太阳的“日不落的联测”等研究活动，这样也让中国的太阳物理研究深度融合到国际的太阳物理研究之中。

我自己最重要的努力，是基于我国自己的磁场望远镜的观测取得国际有影响的研究工作，包括发现太阳低层大气中的磁重联，在国际上第一个定量估计活动区磁螺度，用活动区自由磁能描述磁非势性和估计太阳耀斑的产率等。

太阳磁场望远镜的成功和大家的努力让中国的太阳物理研究逐渐走向国际前沿。后来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开始，艾国祥院士和我与大家一起努力，连做了三期973项目。这样就把中国太阳物理和空间科学领域的研究给做起来了。

新京报：2013年你正式当选为中科院院士，院士这个荣誉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汪景琇：院士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要去思考中国太阳物理研究下一步怎么走，在国际上能否保持重要地位，甚至于走向领先地位，等等。

院士也是一位普通的研究人员。我在单位里始终这样要求自己，每天上班。不以院士自居，因为院士和同事之间没有天壤之别，只是有一些人可能没有得到机会选上，并不代表着你比人家强多少。

院士要努力在自己的领域里做研究，跟大家一起，把这个领域做好、做到国际一流。

谈科普：

做科普是科学工作者的责任

新京报：你为什么要做科普？在你看来，青少年科普工作为何如此重要？

汪景琇：我觉得做科普是科学工作者的一种责任。科学工作者在从事研究工作中会创造知识，也希望把这些知识传播出去，这是一种学者的本能。

科学的发展还是要依靠下一代的青少年。目前，我们国家各个领域在国际上处于顶尖位置的科学家还比较少，但将来顶尖的科学家要从现在的青少年中产生，所以一定要把青少年培养好。

为青少年做科普，对我来说没有任何障碍，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时间真的太紧张了。我目前还在做课题研究，直到2023年，我还跟学生有原创性的论文发表。我略微在研究上陷得深了一点儿，但是作为科学工作者，科普确实是责任，应该把它做好。

我的导师王绶琯先生在1999年联合60位科学家发起成立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做科普，为明日的杰出科学家创造机遇。那时，王先生已经退休，离开了学术领导岗位，也离开了一线的天文学研究，主要精力都放在了青少年身上，直到他90多岁，精力大不如前了，还在参加俱乐部基地学校学生们的科研成果评议。

王绶琯先生90多岁还在做科普，我现在还不满80岁，做这些事都是应该的。

新京报：科学家给小学生科普，会大材小用吗？

汪景琇：完全不会。我很重视给学生们做科普。每一次给学生们讲课用的PPT，都是我自己写的，会根据孩子不同的年龄调整课件。而且我做科普报告的资料，基本都是做研究时候用的资料，我会挑选最好的图像，让孩子们了解太阳物理前沿的观测。

但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邀请院士去做科普，可能更多的是希望听院士讲课。其实科研一线的年轻朋友们去做科普也挺好，他们在一线也需要跟公众交流自己在做什么、有哪些有趣的东西。

也想呼吁一下，给科研工作留点儿时间。院士们并不是不用在一线做科研了。我就有很多“欠账”，比如我大概有半年没有接触我课题上的事情了，自己不做科研可能导致我对学生的指导不到位。

新京报：在你看来，如何才能将青少年科普这件事做得更好？

汪景琇：院士一个人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他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领域内做事情。不如从制度上解决。比如之前有一所学校想要请我去讲一堂课，我就觉得不如设计一套课程，分成几讲，每一讲我可以推荐一个更年轻的老师授课，比我讲的效果更好。

同时，现在各个研究所都有一批做科学传播和信息传播的科研人员，还有不少刚从国外回来的年轻学者，他们在做科普方面得心应手、很会讲，所以我觉得应该把这批人动员起来。

也希望大家不要太“迷信”院士，总是希望院士们去讲，年轻人讲的不比我差，他们现在都在科研一线，要把机会留给年轻人。

【同题问答】

新京报：什么原因促使你坚持走上科学之路？

汪景琇：当科学家是我从小就有的愿望，也一直沿着初心梦想走到现在。

我现在还记得小时候父亲问我长大上北大还是上清华，那个时候我就说要上北大。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是一直沿着这个方向在走。我觉得研究太阳物理很好，一方面这个领域在科学上相对比较前沿，另一方面，太阳物理是能为国家直接服务的，太阳活动预报对国家各个方面都挺重要的。

新京报：科学家应具备的关键素质是什么？

汪景琇：我觉得成为一名科学家要有追求、要有家国情怀。

我们这一代小时候经历过国家最困难的时期，那时就知道要改变国家一穷二白的面貌，只有努力读书，所以也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我看来，国家要想培养出大科学家，就得有一个好的环境。必须讲科学、做科学教育，这样大家才能按照科学精神、科学逻辑做事，用科学的方法去分析、讨论和思考，这对整个社会而言非常重要。等到全社会的科学素养都很高的时候，优秀科学家就会大量涌现，甚至出现国际顶尖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