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国》第八集天下6

位于甘肃张家川的马家塬[yuán ]战国墓地，正是秦文化与戎文化共生并存的写照。特殊的偏洞室墓，和随葬的陶器组合是当地戎人的传统。戎人墓主穿戴奢华，颈部戴金银半环项圈，或由各种材质珠子组成的项链，手臂上套有镶嵌繁复的金臂钏[chuàn];头部饰以圆形金片和绿松石、肉红石髓珠子相间穿缀而成的发网，腰带以金银铜锡质地牌饰和珠饰组成，有的还在两侧悬挂复杂的装饰，用各类金管、肉红石髓珠、费昂斯、蜻蜓眼等串联起以高浮雕金饰或细金镶嵌玛瑙釉砂工艺的圆牌，显得斑斓绚丽。最引人注目的，是贵族墓中随葬的大量车马，那完全按照中原样式打造的涂漆木车，车体表面，却装饰大量草原风格的金银铜铁饰件，雄鹿、猛虎和野山羊，更是属于整个欧亚草原游牧人群共有的动物形象，丰富的装饰元素充满了异族文化的张扬之美，规整连续的排列组合，又于重复中，体现华夏文化的律动与秩序。墓中随葬的铜器则体现出了秦对戎人的控制和影响力，秦与戎，这对曾经战场上的敌手，如今成了为彼此打开东西交流通途的向导。在北方，太行山东麓的中山国，由鲜虞人缔建，鲜虞，是白狄的一支，春秋时，仍被视为与中原有别的族群。在与邻近的三晋之地，发生频繁的交流、互动和摩擦之后，至战国时已渐习华风。中山王厝[cuò]之冢，至今仍然高达9米，原来应是回廊环绕的三层楼阁式覆瓦建筑，顶部是享堂。墓内随葬的青铜错金“兆域图”,绘制了陵园格局，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建筑设计图。该墓还出土了包括15件鼎在内的各类青铜礼器，其中一件铜方壶上錾[zàn]刻着鎏金异彩的文字。言道“夫古之圣王，务在得贤，其即得民”。从墓葬建筑、随葬礼器到器物铭文，处处可见到对于周人礼制规范的遵循。而虎噬鹿器座、四龙四凤方案等青铜器，则在虎、鹿等北方式纹饰主题中，巧妙融入中原传统的龙、凤等形象，艺术与观念上的兼容并蓄，带来了生动无比的表现力。

广袤大地上，处处皆是这样文化认同与文化碰撞交相辉映的动人景观。在南方，越灭吴后，成为长江下游的强国，此时，亦汇入了华夏秩序的大潮。无锡鸿山邱承墩的墓主，是地位仅次于越王的大夫，墓内随葬大量原始青瓷器，其中包括成套的编钟和编磬。以越地的制瓷工艺，模仿青铜礼乐器型，不但象征财富与权力地位，也是越文化接触并融会华夏礼制的写照。在多元文化激荡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华夏一边坚守着文化本位，一边凝聚和吸收各族群文化中的精髓，以兼容并蓄的姿态，成为天下视野的轴心。这天下，便如一个无远弗[fú]界的同心圆，山河湖海间，处处闪耀着碰撞与交融带来的勃勃生机。

“中国”的观念，遂在这连年烽火里逐渐扩容，正如这金石乐悬是华夏礼制中最高端的“正声”,各国竞相效仿。随着时间的推移，四方与中原渐为一体，更为边远的族群，也逐渐进入时人的视野范围，“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理想将伴随着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进程逐渐成为现实。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商业繁荣与城市兴盛。齐都临淄城内，曾经轻歌曼舞，百贾[gǔ]千工，一派繁华景象，而诸侯的争霸，又带来了对人才的广泛需求。临淄西门之外，是稷[jì]下学宫之所在，这里一度是战国时期的学术中心，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的各派学者，多达千人左右，这些学者纵横于各国之间，打破了地域的藩篱[fān lí],交响出文化融会的新声。于是，新思想和新秩序的建设也随之而来。彼时的诸侯，无不反复追问，天下如何才能安定?孟子的回答是三个字：定于一。春秋战国扰攘五六百年，在中国历史上，常被当作乱世。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碰撞与融合，孕育出天下大一统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