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岁齐邦媛去世，巨流河淌过了百年沧桑 | 新京报快评

3月28日凌晨，《巨流河》作者齐邦媛去世，享年100岁。

1924年2月19日，齐邦媛生于辽宁铁岭，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1947年赴台。1968年，齐邦媛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学习，1969年出任中兴大学外文系主任，1988年在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她编选、翻译、出版文学评论多种，将大量西方文学引介至台湾，也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在两岸文化交流中亦贡献良多。

齐邦媛最为两岸读者所熟知的，应属她在八旬高龄写作完成的《巨流河》。这部史诗之作纵贯百年，横跨两岸，记录着从大陆巨流河到台湾哑口海的大时代跌宕。它不仅仅是个人的记忆，更是20世纪中国的历史见证。

齐邦媛的人生，经历了大时代的一次次转折。她见证了民国的东北跌宕，经历过日军炮火，在内战硝烟中漂泊赴台。1947年前往台湾时，她所购的是来回双程票，结果在台湾一待就是大半辈子。

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是《巨流河》前半部分书写的重要人物。1925年末，郭松龄倒戈张作霖，兵败被杀。张作霖悬赏缉拿的名单中，德国留学归来后一直追随郭松龄的齐世英便在其中。

当齐世英踏上逃亡之路时，齐邦媛还不到两岁。齐邦媛的童年时代，父亲这个角色几乎完全缺席。她在东北旷野中自由奔跑，在母亲的故事中体味人生。直到6岁时，她随着母亲从沈阳出发，乘坐火车来到南京，才见到父亲齐世英。

东北沦陷后，齐世英曾潜回东北从事抗日工作，齐邦媛也随家人辗转于北京和天津等地。后来在南京，她结识了一个从东北流亡而来的18岁学生。

这位学生的父亲是东北政府官员，因抗日而被日军残杀。流落各地的他，让齐邦媛情窦初开。抗战全面爆发后，这个名叫张大非的年轻人报考军校，改名张大飞。

在战乱中，齐邦媛就读于从天津转移至后方的南开中学，在张伯苓校长的庇护下成长，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作品。与此同时，张大飞被选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回国后加入飞虎队。

1943年，借所属部队在重庆换机的空当，张大飞赶到南开中学探望齐邦媛。两个年轻人不会知道，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不久后，高中毕业的齐邦媛考入战时迁往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并在教务长朱光潜的鼓励之下，从哲学系转至外文系。

1945年6月，齐邦媛收到哥哥齐振一来信，信中附上张大飞绝笔，坦言自己这“必死之身”，不该爱上齐邦媛，并祝她一生幸福。在这之前的1945年5月18日，张大飞已经壮烈殉国，年仅26岁。1999年，75岁的齐邦媛前往南京航空烈士公墓，在黑色碑林中找到了张大飞的名字。

这段旷世之恋是《巨流河》里最动人的篇章，也是大时代的血泪见证，它纯美洁净，以家国大事为先，却又让家国大事成为奇缘的背景。个体悲欢就这样与大时代交织，在齐邦媛笔下娓娓道来。

《巨流河》并非全无缺点，对父亲齐世英的书写就有拔高美化之嫌。但瑕不掩瑜，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做到了一部史诗应该做到的全部，感情充盈而克制，记录详尽却不刻意。即使笔下兵荒马乱、生离死别，笔调依然平淡内敛。

也有人认为，《巨流河》算不上史诗，因为它并没有铺陈整个大时代的变迁。齐邦媛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她曾在访谈中提到：“开始我想写大的历史。但我发现这样我没法写……资料实在是不够，我也不能随便写。而从个人记忆角度切入，以文学的方式呈现，是可以多写，可以少写的。”

但也正因为这种客观超然的态度，让《巨流河》成为真正的史诗。《巨流河》的最可贵之处，在于一种女性视角的书写。这种视角超脱纷繁政治与社会动荡，关注个人情绪，反而触及了更深层次的时代内核。

正如《巨流河》中所言：“那一年我二十岁，面对重重威胁的人生。觉得随时可能失去一切，孤苦无依。唯一必须留下的是自己的心灵，这一颗切切思慕知识、追求善和美的心灵。”

人类步入现代文明后，曾屡经波折动荡，但不管时代如何，个体对知识和美的尊重与渴求，都是得以渡过难关的关键，齐邦媛的经历恰恰印证了这一点。她曾言，“自问这一生做事，无不力尽所能”。她确实做到了。

《巨流河》中写道，“中国人自二十世纪开始即苦难交缠……生者不言，死者默默”。这样的历史，当然需要被记录下来。齐邦媛的温和洁净，可以跨越一切沧桑，以文字呈现时光。

毕竟，就像齐邦媛所说的那样：“回应时代暴虐和历史无常的最好方法，就是以文学书写超越政治成败的人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