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凌晨,《巨流河》作者齐邦媛去世,享年100岁。
1924年2月19日,齐邦媛生于辽宁铁岭,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1947年赴台。1968年,齐邦媛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学习,1969年出任中兴大学外文系主任,1988年在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内退休,受聘为台大荣誉教授。她编选、翻译、出版文学评论多种,将大量西方文学引介至台湾,也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在两岸文化交流中亦贡献良多。
齐邦媛最为两岸读者所熟知的,应属她在八旬高龄写作完成的《巨流河》。这部史诗之作纵贯百年,横跨两岸,记录着从大陆巨流河到台湾哑口海的大时代跌宕。它不仅仅是个人的记忆,更是20世纪中国的历史见证。
齐邦媛的人生,经历了大时代的一次次转折。她见证了民国的东北跌宕,经历过日军炮火,在内战硝烟中漂泊赴台。1947年前往台湾时,她所购的是来回双程票,结果在台湾一待就是大半辈子。
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是《巨流河》前半部分书写的重要人物。1925年末,郭松龄倒戈张作霖,兵败被杀。张作霖悬赏缉拿的名单中,德国留学归来后一直追随郭松龄的齐世英便在其中。
当齐世英踏上逃亡之路时,齐邦媛还不到两岁。齐邦媛的童年时代,父亲这个角色几乎完全缺席。她在东北旷野中自由奔跑,在母亲的故事中体味人生。直到6岁时,她随着母亲从沈阳出发,乘坐火车来到南京,才见到父亲齐世英。
东北沦陷后,齐世英曾潜回东北从事抗日工作,齐邦媛也随家人辗转于北京和天津等地。后来在南京,她结识了一个从东北流亡而来的18岁学生。
这位学生的父亲是东北政府官员,因抗日而被日军残杀。流落各地的他,让齐邦媛情窦初开。抗战全面爆发后,这个名叫张大非的年轻人报考军校,改名张大飞。
在战乱中,齐邦媛就读于从天津转移至后方的南开中学,在张伯苓校长的庇护下成长,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作品。与此同时,张大飞被选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回国后加入飞虎队。
1943年,借所属部队在重庆换机的空当,张大飞赶到南开中学探望齐邦媛。两个年轻人不会知道,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不久后,高中毕业的齐邦媛考入战时迁往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并在教务长朱光潜的鼓励之下,从哲学系转至外文系。
1945年6月,齐邦媛收到哥哥齐振一来信,信中附上张大飞绝笔,坦言自己这“必死之身”,不该爱上齐邦媛,并祝她一生幸福。在这之前的1945年5月18日,张大飞已经壮烈殉国,年仅26岁。1999年,75岁的齐邦媛前往南京航空烈士公墓,在黑色碑林中找到了张大飞的名字。
这段旷世之恋是《巨流河》里最动人的篇章,也是大时代的血泪见证,它纯美洁净,以家国大事为先,却又让家国大事成为奇缘的背景。个体悲欢就这样与大时代交织,在齐邦媛笔下娓娓道来。
《巨流河》并非全无缺点,对父亲齐世英的书写就有拔高美化之嫌。但瑕不掩瑜,齐邦媛在《巨流河》中做到了一部史诗应该做到的全部,感情充盈而克制,记录详尽却不刻意。即使笔下兵荒马乱、生离死别,笔调依然平淡内敛。
也有人认为,《巨流河》算不上史诗,因为它并没有铺陈整个大时代的变迁。齐邦媛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她曾在访谈中提到:“开始我想写大的历史。但我发现这样我没法写……资料实在是不够,我也不能随便写。而从个人记忆角度切入,以文学的方式呈现,是可以多写,可以少写的。”
但也正因为这种客观超然的态度,让《巨流河》成为真正的史诗。《巨流河》的最可贵之处,在于一种女性视角的书写。这种视角超脱纷繁政治与社会动荡,关注个人情绪,反而触及了更深层次的时代内核。
正如《巨流河》中所言:“那一年我二十岁,面对重重威胁的人生。觉得随时可能失去一切,孤苦无依。唯一必须留下的是自己的心灵,这一颗切切思慕知识、追求善和美的心灵。”
人类步入现代文明后,曾屡经波折动荡,但不管时代如何,个体对知识和美的尊重与渴求,都是得以渡过难关的关键,齐邦媛的经历恰恰印证了这一点。她曾言,“自问这一生做事,无不力尽所能”。她确实做到了。
《巨流河》中写道,“中国人自二十世纪开始即苦难交缠……生者不言,死者默默”。这样的历史,当然需要被记录下来。齐邦媛的温和洁净,可以跨越一切沧桑,以文字呈现时光。
毕竟,就像齐邦媛所说的那样:“回应时代暴虐和历史无常的最好方法,就是以文学书写超越政治成败的人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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