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高研院|懂点货币经济学 先看看《货币论》|封面天天见

2021年—2022年，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陆磊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博士后刘学合著的《货币论》前两卷——《货币论：货币与货币循环》《货币论：货币政策与中央银行》先后出版。

基于对货币与货币交易的重新界定，《货币论》第一卷剖析了现实货币经济中存在的两种货币循环——“产出—货币循环”和“资产—货币循环”，论证了抵质押融资机制如何驱动资产泡沫化和资产价格膨胀，以及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这一过程中的助推作用。

基于中央银行的发展变革与货币政策操作的历史和现实，延续第一卷货币循环的理论认识，第二卷则是构建了一个流体力学货币政策理论体系，提出三个认识货币政策和中央银行职能的全新视角：第一，货币的时间价值是中央银行关注的全部内容；第二，基于分散化决策的经济社会秩序的货币政策，其作为政策完全是一种基于“微观决策—宏观响应”的特殊政策系统，其自由度远远低于其他几乎一切政策；第三，货币政策实际上类似一个受内部摩擦和外部压力共同作用的流体动力学系统，人们所期望的效果往往与其他政策效果相比具有更强的不确定性。基于本书的分析框架，本书提出并证明了货币政策传导的内摩擦、货币与财政互为SPV、宏观审慎管理内嵌于货币政策、货币超级中性等定理，并且资产价格也只是一层货币面纱。

《货币论》共三卷，通篇不是依靠某种现成理论以解释某个国家、某种货币工具所带来的特殊货币现象，而是给出一切仍然存在“货币”这一经济现象的经济体必然面临的外在表现及其内在逻辑。

站在任何一个经济参与者的角度，货币存量变化和利率波动往往被认为是引致其他各个市场联动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关于货币的研究也总是牵动经济学研究者的神经。

附：《货币论》自序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陆磊

写《货币论》的动力来自一次回乡之旅。作为一个具有研究本能的经济学教师，我不愿意放过任何基于现实情况的理论思考。2020 年8 月下旬的一天下午，我带着妻女坐在京沪高铁“复兴号”列车上，孩子一边听着心仪的歌曲，一边做二次函数习题，我把临行前随意带在包里，一半用于重温、一半用于催眠的 Friedman 和 Woodford主编的《货币经济学手册》3A 卷打开，很快被 Williamson 和 Wright所著的《新货币主义经济学》一章所吸引。吸引我的原因是，两位作者均兼具中央银行工作人员和大学教员的双重身份，与我近似的履历引起了我的思想共鸣。但是，目光在书页上，我的思路却随着呼啸的列车在飞旋——美国史无前例地实施无限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已经数月，为什么股票市场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恶化期间经历了 3 月的数次熔断，之后又创历史新高，但是此间的实体经济尚无明显改善迹象？4 月的 CME 原油期货价格竟然呈现负值，但黄金和数字货币价格持续攀升，那么，世界货币体系是否会发生变化？显然，这是一些貌似简单的现实问题，似乎 15 分钟的思考甚至嘲笑市场的非理性就足以使我转向更有价值的阅读。但是，就是这些简单问题，伴随着我度过足足 5 个小时的车程。这是因为，这些貌似简单的问题并不能从厚厚的手册中找到完全能说服我的答案。

夕阳中，当我们三人在江南某个小站的站台上，拖着长长的影子向出站口走去的时候，我看着身边呼啸加速驶向上海的列车，对妻子说了一句话——“可能，我教过的货币经济学存在部分基础性 bug，我观察到的事实、所做的工作与所讲的课程完全是两个样子”。

一向愿意鼓励我且同样长期从事过金融学教学工作的妻子充满期待地对我说：“那你就照你认为的样子重写货币经济学好了。”

“好吧，但是我的看法也不一定对。”我郑重其事地点点头。

“那也不一定错啊，试试总没错！”女儿听到我们的对话，俏皮地插话。

值得一试。但是，当时我完全没有认真考虑这件事情的可行性。系统性的工作需要系统性的时间支持，看来，我只能利用零碎的时间实现思维的拼凑。好在我可以跟我的学生——刘学博士进行碎片式的观点交流，再从彼此的砥砺中凝练不同的视角，提炼真正有价值的观点。

至少在经济学领域——我不知道其他学科如何——在系统训练的基础上，直觉是十分重要的东西。有一部艺术性很强的电影——《美丽心灵》，以数学家约翰·纳什为原型，从我的非艺术性角度去理解，就是说明了直觉的重要性。在我 30 年的职业生涯中，15 个年头在高等学校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货币金融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货币经济学》等理论课程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信用风险管理》等实操性课程，另外 15 个年头在中央银行、外汇管理部门、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机构从事政策制定和管理工作。一个挥之不去的直观感受是：货币经济学教学与货币金融政策实践之间始终存在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当然，我在教书的时候，就按教科书给学生讲；在从事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研究以及提供政策执行建议的时候，就按政策规则经验提出操作建议。但是，在 2020 年 8 月的那个傍晚，我下决心用可能 10 年的时间来致力于弥合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

下这个决心需要勇气。一方面，凡涉及框架性重构的理论研究所制造的对立面不是一两个人，而是几代甚至十几代人——比如我在北京、深圳、成都、广州漂泊间几乎须臾不离的《货币经济学手册》中的所有令人尊敬的学者。这会让我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具备寻找货币世界真理的现实条件。另一方面，科学思维中最投机取巧的做法是“举一反例”以推翻既有定理，但是创建某种新的认识框架要艰难得多。这就是我对 Wray所著的《现代货币理论》抱有高度敬意的原因。恰如 Keynes所说：“经济学家或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正误，都比人们通常相信的更加有力”，因此，我坚持的货币经济学批评实际上应该是一种框架的创建，而非一句话否定一个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