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丨02 亨廷顿的洞见：为什么文明比意识形态更加重要？

你好，我是许小亮。今天我们继续讲《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这本书。声音下方的讲义有本期内容提要，你可以点开查看。

在上一讲，我们揭示了亨廷顿的问题意识，这个问题意识的要点就是文明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的冲突成为新世界秩序形成的基本动力。在这个基本问题意识下，亨廷顿其实需要更进一步地论证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在他看来，文明或者说文化的冲突比意识形态的冲突更为根本呢？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无论是二战之后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还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对抗的外部，意识形态的冲突都算是根本性的冲突。在我们自身的内部秩序来说，意识形态高于一切，我们的历史传统、文化身份，甚至是亲情伦理，在意识形态面前都必须让步。而在国际秩序中，意识形态更是辨别敌我的根本性判准。

所以，在我们的历史经验中，意识形态是决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的第一标准。要推翻这个第一标准，亨廷顿需要给出强有力的论证。那么，这一讲我们就来看看，亨廷顿到底给出了哪些理由，能够说服我们放弃意识形态的标准，而以文明的标准作为判定敌我的第一标准呢？

通读全书，亨廷顿总共给出了四点理由。

第一个理由，也是最为重要的理由。那就是在亨廷顿看来，与意识形态相比，文明在国家联合和结盟的问题上所起的作用更为根本。换句话说，在世界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国家间的结盟是由文明主导的，而不是由意识形态主导的。为什么这样认为呢？

因为相比于意识形态，文明所处理的问题更为根本。意识形态所解决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政治立场，这个政治立场会随着相关情势和利益的变化而改变，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国际政治秩序的变动中。中国和苏联属于同一个意识形态，但最终走向了对抗。中国和美国处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但最终走向了合作。相类似的案例在冷战中比比皆是。但是，文化或者说文明的认同则不同，它更为根本。因为它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我们的立场问题，而是我们的身份问题。“我是谁”的问题比“我的立场”问题更为基础和根本。

处于同一文明内部的国家更容易形成联盟，并且这个联盟不会随着国际情势或利益的变化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冷战之后，这种基于文明认同的国家联盟体系更是占据了世界秩序重构的核心。无论是欧洲、巴尔干地区、东亚、伊斯兰地区抑或是前苏联地区，以文明为根底的“大中华”、“大土耳其”、“大俄罗斯”如此等等的“大……”的口号层出不穷。相比于文明联盟所具有的隐秘的稳固性，政治和经济联盟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权宜之计。

或许在本书出版的时候，很多人对亨廷顿的这个观点都不屑一顾，但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我们不得不承认，亨廷顿的这个论断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了现实。

第二个理由是，相比于其他认同模式，各个群体或国家基于文化认同所形成的敌对是很难通过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的。二战之后，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抑或是意识形态的问题，都可以在联合国的体制内通过讨论和协商寻求到解决方案，但惟独文化或文明的冲突是无法通过联合国的协商机制解决的。拖延了多年的阿拉伯—以色列的冲突，究其本质，不过是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冲突的具象化。这个具象在今日的哈马斯—以色列冲突中被延续下来。如果阿以冲突还带有国家要素的话，那么哈以冲突就是彻彻底底的文明冲突了。这种文明冲突的恒久性以及文明在世界各个地方的多元性，就会在意识形态之外形成一种更为稳定的冲突中心以及更为持久、更为激烈的冲突现象。只要我们去看一看二战之后国际社会的发展历程，就会发现，基于意识形态的冲突往往不是以热暴力的形式出现的，但基于文明的冲突最终都或多或少地走向战争。之所以在冷战结束之前人们不是非常关注文明的冲突，那是因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意识形态之争在短时间内压制了文明的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文明的冲突走向衰落或消亡，它只是被暂时遮蔽了。当冷战结束时，这个被霸权所遮蔽的冲突型态又再一次回到了世界秩序构建的中心。

在第二个理由的阐述过程中，亨廷顿意识到了两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地予以解释，正是在对这两个问题的解释中，亨廷顿提出了第三和第四个理由，进而完善了他的论证。是哪两个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是，文明的冲突比其他类型的任何冲突在时间上是否都更长久呢？如果是，那么文明的冲突不仅存在时间长，而且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从而就可以构成世界秩序生成的自变量。

第二个问题是，既然意识形态的霸权可以遮蔽文明的冲突，那么在冷战之后的经济全球化为非西方文明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是否也能遮蔽文明的冲突呢？亨廷顿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而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则是否定的，我们来一个一个看。

在对第一个问题的肯定回答中，亨廷顿详细阐释了他认为文明的冲突比意识形态的冲突更为根本的第三个理由。

这个理由就是，文明的冲突比任何其他类型的冲突所存在的时间更为长久，在世界范围内所涉及的地域更加广袤，领域更加广泛。因为处于不同文明的人很难建立起真正的信任感。即便我们知晓对方文明的语言和行为模式，但这最多只是让我们能够更加容易观察和理解对方的文明，却始终无法让我们深入并接受对方的文明，进而我们对他们的动机、构想和理念以及在此基础上所生发出来的社会与政治行为，就会产生陌生感，进而产生抵触情绪，最终演化为冲突。

所以，在亨廷顿看来，不管是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抑或是道德的提升，都无助于解决不同文明之间长久以来所存在的冲突。历史的经验已经表明，任何想要彻底消除文明冲突的尝试都是徒劳无功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亨廷顿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他说，你可以设想一个马列主义者和一个自由主义者可以就很多问题进行谈判，进而在一个大家共同认同的框架下共存。因为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都是世俗利益的冲突，也不涉及什么文明问题，更确切来说，不涉及什么宗教问题。但你很难想象一个印度教徒和一个伊斯兰教徒共同建一个既是寺庙又是清真寺的建筑，他们可以一起在那里共同生活。在这个意义上，文明的冲突不是外在的冲突，而是内在意识的对立。是人性这块“曲木”所造就的“弯弯曲曲”的生存状态。

我们再来看刚才提到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经济全球化为非西方文明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是否能遮蔽文明的冲突呢？对于这个问题，亨廷顿的回答是否定的。

如果从今天的立场来看，我们会很容易支持亨廷顿的看法。这个看法就是，非西方文明的经济发展不可能使得各个文明走向对话和协作，更不可能使得一种文明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普世文明的地位。恰恰相反，非西方文明世界的经济增长和繁荣反而会进一步强化这些文明的自我中心和自我优越意识，必然会导致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

但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刚刚开启，在当时，人们乐观地确信经济全球化会降低不同文明和不同制度之间的冲突，从而实现世界范围内的和平秩序。针对这种论调，在本书中，亨廷顿予以了批驳。

亨廷顿指出，从集体意识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文明都会天然地将其所取得的成就归功于自身文化和文明的成就，而不会将其归功于西方文明中所生发的现代科技和法治。伴随着非西方文明的繁荣和强大，以及西方文明在世界文明体系中地位的衰落，这种集体意识就会被进一步强化，从而更加剧了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亨廷顿还特别指出，贸易并不会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个体、组织和国家之间的联系。恰恰相反，随着非西方文明在新世界秩序中的崛起，贸易越来越受到文明的影响。原本基于西方文明所构建的一套贸易规则和贸易体系不再会被视为是普遍的规则和体系，也不再能够建立起各个文明之间的普遍信任。在新的秩序中，文明决定贸易，而不是贸易决定文明。人们越来越趋向于在相同类型的文明样式中进行贸易。个体商人之间如此，公司如此，甚至是国家也是如此。所以，在亨廷顿的逻辑中，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国际贸易脱钩”现象，本质上就是“文明的冲突”在经济领域内的呈现。

基于刚才谈到的四个理由，亨廷顿强调，不论在什么样的时代，文明的冲突都是更为根本的冲突。而在冷战之后，随着各文明之间的交往与联系越来越紧密，以及各个非西方文明在经济上的相继成功，文明之间的冲突会以一种更为激烈的方式呈现在新世界秩序的生成过程中。基于此，亨廷顿认为，文明会取代意识形态，成为新世界秩序生成过程中个人、群体、国家和区域之间发生冲突的根本推动力。这就是亨廷顿对新世界秩序发展前景的判断。这个判断戳破了自由主义者的美好愿景，呈现出了世界秩序生成的底层逻辑，虽然冷酷，却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晚近世界秩序的演化趋势充分验证了亨廷顿的上述洞见。但是这个洞见有一个根本的前提问题需要予以进一步地详加阐释。那就是在这一波文明的冲突中，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位置。如果西方文明在整体文明秩序中仍然处于绝对优势地位，那么这种文明的冲突就是一种完全不对称的冲突，因而也不会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冲突”，而只是一种“文明的支配”。所以，亨廷顿必须要让读者清晰地认识到，在新世界秩序中，西方文明是在走向衰落，而非西方文明则在崛起。亨廷顿又进一步强调说，西方文明对自身霸权地位的眷念以及非西方文明对自身文明的自信，不可避免地在这一起一落的文明格局中产生激烈的冲突。

在下一讲，我将和大家来聊一聊亨廷顿对于西方文明走向衰落的论断，以及这个论断所带来的政治和历史后果。

如果你还有任何关于这本书的问题，欢迎在评论区提出，一起参与讨论。我们下一讲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