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沧桑》:透过一纸婚约看法国三百年社会沧桑

《无尽沧桑》:透过一纸婚约看法国三百年社会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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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后,这纸婚约引起了英国历史学家艾玛·罗斯柴尔德的注意。她从一个不识字的寡妇玛丽·艾马尔出发,走进了法国一个普通家族五代人的生活。透过这五代人的命运轨迹,我们看到普通人的婚姻、职业选择、阶层流动是如何与更广阔意义上的经济危机、政治动荡与社会变革深度勾连。这是一次将微观、中观与宏观历史相互联系的史学实践。下文刊发本书的书评文章。

一份有83个人名的婚前协议

直至今天,许多人依旧受困于陈腐史观,在他们眼中,历史由帝王将相写就。他们津津乐道于那些改朝换代、战场厮杀和宫廷权斗的故事,他们所理解的历史,就是尔虞我诈、血雨腥风。他们渴望从中学到的是厚黑学,就像他们对官场小说的热衷一样,丝毫不顾这种思维散发的腐臭气息。

这并不奇怪,就像他们对政治的理解,也局限于所谓的人事调动、派系斗争,却从不正视政治的丰富意涵,说起民众权利、女性地位、多元化生态、儿童保障等政治的一部分时,反而会嗤之以鼻。

史学研究者对历史的书写,也往往受困于这样的陈腐观念。近年来历史著作极为流行,但海量中的真正可观者并不多,因为作者往往将目光集中于帝王将相的故事、朝代更替的动荡,然后将自己的各种龌龊心理融入其中。

真正的史学,早已跳出这些小圈子和思维局限,以不同视角书写,普通人当然也是被书写的对象,《无尽沧桑:一纸婚约与一个普通法国家族的浮沉,1700—1900》就是这样一本极其可贵的作品,它的书写对象在数量上极其惊人——4089人乃至更多,跨度长达近三百年。

1764年12月一个星期天的午后,在法国西南小城昂古莱姆,一大群亲戚和邻居相聚一处,共同见证玛丽•艾马尔的女儿与女婿的结合。这原本是一场再寻常不过的民间活动,注定不会被任何历史记载所注意,直到有人发现这场活动留下了一份签有83个人名的婚前协议。

历史学家艾玛•罗斯柴尔德结合教区档案、税务记录、报纸、回忆录等材料,对一个不识字的普通女性玛丽•艾马尔及其后五代人的故事进行全景式观察,并围绕婚前协议的83个签名,发掘出与之相关的4089个人,以及与这4089个人相关的更多人,进而开辟了一片由他们共同构成的、无边无际的历史时空。“每个人都活在时间里。有时人们过家庭生活;有时人们工作,有时谈情说爱;有时人们借贷,有时抱着期望。1764年昂古莱姆的每一个人——包括全体签名者和4089个出现在堂区登记簿中的人——也都存在于政治历史时间中。”

罗斯柴尔德这样形容自己的观察与记录:“这是一部动荡岁月的历史,有三四千人参与其中。这是一座小镇和一个妇人的故事,妇人叫玛丽·艾马尔,她不识字,喜欢打听别人的私事,终其一生都住在这座小镇上。这也是一个大家族的故事,它跨越广阔的空间、贯穿18—19世纪的历史,涵盖玛丽·艾马尔以降的五代人和他们的多舛命途,随着玛丽·艾马尔的玄孙女于1906年去世而告一段落。”

有人这样评价此书:“它就像一幅勃鲁盖尔的画,其间埋藏有无数细密的历史脉络,诉说着与罗伯斯庇尔、拿破仑、托克维尔、巴尔扎克同时代的普通人的怕与爱、不安与希望,道尽了法国近三百年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沧桑。”

历史新视角下的普通人命运

艾玛·罗斯柴尔德是英国史学家,哈佛大学杰里米与简•诺尔斯讲席教授、历史与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剑桥大学莫德琳学院研究员。在其看来,许多历史学家都会将人分成两类,一类是留名青史者,一类是沦为统计数字的普通人。但在《无尽沧桑》中,她试图诠释一点:书写普通人的命运,也可以为解读法国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时刻提供全新视角。

书中这个法国外省普通家族的五代人,有过幸福,也有过不幸,有坚守老宅者,也有远走他方者,有的一生穷困,也有人生活优渥。他们都经历过两百多年间的岁月动荡,见证法国乃至欧洲从近代逐步走向现代,也见证各种岁月风云。在普通人的婚姻、职业选择、阶层流动和迁徙背后,是英法战争、经济危机、法国大革命、君主制与共和制的拉锯战、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兴起等大事件。

记录他们的故事当然不是易事,正如罗斯柴尔德在书中所写的那样:“这些记录都不过是一笔带过,在革命文件的汪洋当中仿佛零星漂骸。玛丽·艾马尔其他子女和孙辈的记录甚至更少。他们即便现身,也是在各种出生、洗礼、结婚、离婚、死亡和葬礼记录中间。因而这些人属于一种不同的、乍看之下甚至不具历史性的历史。生活在继续,老老少少在坠入爱河,有孕育、有失去、有死亡。在祖父母的话旧之间,在各种回忆录之间,在家系历史中间一次又一次上演的,正是这种历史或者说故事。这段故事与18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政治事件和革命历史没有交集;如果要说它有所归属,那就属于历史时期中广阔的人类境况——生育、婚姻、死亡——历经一代又一代,变化着,却几乎难以察觉。”

昂古莱姆是一座平凡但标签化的小城镇,位于法国西南的它,如同巴尔扎克在小说中形容的那样,是“一潭至死的死水”。它的标签化出现在《幻灭》中,巴尔扎克在此书中认为,摆脱乡巴佬的气息就是“洗掉身上的昂古莱姆味”。

罗斯柴尔德研究的起点,是玛丽·艾马尔一家,也是在1764 年那份婚前协议上签名的83个人组成的更大的社会网络,还是同年在镇上堂区的各种登记簿上留过名的人们——这是一个更大的群体,共有4089人。它还探索了时间中的邻近性,讲述了该家族一代代人相互交叠的人生。

这种调查和写作方式,源自罗斯柴尔德于1980年的一次旅行,他在佛罗伦萨一间书店中读到一篇刊于《历史笔记》杂志的文章,倡导传记学要从底层做起,换言之就是提倡历史要充满个体和故事。这一思维鼓励了罗斯柴尔德,15年后,当其在昂古莱姆的档案馆中读到一份份档案后,便陷入其中。

这些个体的故事或许并不丰富多彩,而且往往没有结局,但奇妙之处在于它们的彼此串连,还有其中隐含的人文价值观。罗斯柴尔德写道:“98个故事中有一个讲的是一只小斑点狗,小狗原本属于斯特恩的女儿莉迪亚,但1769年在昂古莱姆一条寂静的街上被人拐走了。在《幻灭》里,正是在这条街的街角上,发生了一系列极为惨烈的事件;而玛丽·艾马尔的孙女当中有六个1837年时便住在这条街上。19世纪,这个家族里的人以生命书写的历史仿佛埃米尔·左拉那部媲美《人间喜剧》的《卢贡·马卡尔家族》——在这部巨著中,一位女家长的子孙走出一座似乎与世隔绝的乡下小镇,家族五代人遍布法国的各个角落。”

这是何等迷人的描述,一代代人的命运彼此相连,总可以找到碰撞。而从理性角度来说,这些碰撞见证了一个个社会网络的形成,也见证了信用、税收和教会等共生与制衡的历史,也正是这些网络的交织,构造了过去的世界。

重新发现个人史

这样的研究也是困难的,仅仅是研究最初在婚前协议上签名者的名字和关系,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工程,“得要靠名字来寻找个体,这是一个充满错误、重复和偶然、需要把登记簿读上一遍又一遍的过程。这是一种侦查工作,混杂着对他人生活过分的兴趣、一大堆混乱的身份,还有各种关系,单纯靠往后或往前做更远的探索,是无法理解这些关系的。”

当然,罗斯柴尔德的调查得以推进,有赖于法国社会相对完善的档案记录。1764年,在昂古莱姆镇上执业的公证人有19名,这些人一年要产生至少1000份经公证的法律文件。时人的观念已经相当现代,1829年,法国内政部部长在发给夏朗德省档案馆的一份公告中就有“档案是无价的”之语。

漫长岁月里的缴税登记,记录了“谁住在谁的隔壁”,仅仅是这个记录就给罗斯柴尔德提供了许多方便。1858年,昂古莱姆所在的夏朗德省的一位档案管理员发现了大量下层司法报告,其中包括各种公证人法律文件、关于权利和继承期望的记录,还记录着法国大革命期间财产状况和谁买了谁的房子的登记簿,还有19世纪的一系列人口普查、地籍、抵押和继承档案。

也就是说,罗斯柴尔德研究的这段历史,参考的多数是经济生活资料,记录着各种雇佣关系、税收和财产,对象为小贩、木匠、校长、商人、税吏、士兵、工厂老板、银行家、裁缝、屠夫、教士和修女等,从一开始便是一次与主导当代信息社会的手段的邂逅。它关注现代社交网络上的“人脉”或者说“朋友、家庭和群体”,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论是促进亲友欢聚,还是在全球重要时刻实现亲临现场的体验。

昂古莱姆唯一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是莱昂纳尔·罗班,但仍然算不上什么重要人物。书中写道:“1802年7月,莱昂纳尔·罗班在约讷自己的庄园过世。他曾深入法国大革命的中心,但算不上重要人物。他没有受到太多关注,却参与了那个年代的诸多大事件:1789年他参与过巴黎公社;1790年他与孔多塞一道发表过一系列自由宣言;1791年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逃离后,他参与过杜伊勒宫的搜查;当年晚些时候他参与过立法议会的投票;1792年立法议会垂死挣扎的最后几个小时里他提出了自己的离婚法草案;在自由港监狱他见过马勒泽布;他还在拿破仑的反革命政府中当过护民官。他一直算不上重要;他只是在场,是历史的一部分:过着自己的生活,在这世上走着自己的路。”

作为女性,罗斯柴尔德在研究中也对母系生活着墨甚多。在婚前协议签名的83人中,有43人是女性,职业种类繁多,在经济生活中甚至处于中心地位,玛丽·艾马尔的大外孙女一度是家族中最富裕的成员,在19世纪成为家族发展的资本来源。她和四个姐妹共同创办女子寄宿学校,后来还指定将遗产留给家族女性成员。它所呈现的性别史,同样值得玩味。

个人史就是这样无所不包,它的延伸其实是无限的。也正因此,《无尽沧桑》尽管看似繁杂,仍然只是时代的一角。大时代的跌宕,个体永远无法预知大时代的变化,但他们总要在无法控制的大事件中继续生活。这样的个人史,本身就是人性的最好诠释,也是对政治和经济生活的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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