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正式揭晓。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关强表示,“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是过去一年田野考古工作的突出代表。”
记者从国家文物局获悉,此次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分别为:山东沂水跋山遗址群,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安徽郎溪磨盘山遗址,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河南永城王庄遗址,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陕西清涧寨沟遗址,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山西霍州陈村瓷窑址,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
山东沂水跋山遗址群
跋山遗址群是对以山东省沂水县跋山遗址为中心的80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存的总称。该遗址位于鲁中南沂蒙山腹地的沂水县河奎村,文化遗物出自古沂河阶地中下部。
2020年7月,遗址因水库泄洪冲刷河道而被发现,残存面积近1000平方米。近8米的文化堆积保存距今10万年至5万年的古人类活动珍贵证据,揭示出自晚更新世以来石器工业随环境变化而发生演进的清晰轨迹。
目前,已对跋山遗址连续开展3个年度发掘工作,发掘面积225平方米,出土、采集文化遗物4万余件,包括石制品3万件、动物骨骼1万余件,以及少量竹、木质等有机物标本。下文化层集中出土8具古菱齿象下颌及部分骨牙角制品,其中1件象牙质铲形器型体硕大、人工打制痕迹明显,为国内首次发现。
跋山遗址的发现为寻找更多时空范围内的旧石器遗址提供重要线索。目前已在沂河上游区域发现包括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期,以及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遗址80余处,包括沂河头、水门、葛庄及南黄遗址等。
考古专家表示,跋山遗址群的发现和不断扩充,完整构建起山东地区旧石器文化发展时空框架,进一步拓展了山东史前遗存的分布范围,是东北亚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阶段的重大考古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福建平潭壳丘头遗址群
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考古学研究是探索中华文明海洋性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的重要内容。意在以面向海洋的视野,揭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宏大进程及其对周边地区的深远影响。
福建沿海地区被认为是南岛语族早期人群形成和向台湾扩散的重要出发地。壳丘头遗址群位于福建平潭岛,沿海岸山体东麓背风坡地连续分布,包括壳丘头、西营、东花丘、龟山等遗址。2017年至今,经过多次发掘,取得重大收获。
通过持续系统的考古工作,建立了东南沿海岛屿地区7500年至3000年考古学文化序列,各阶段考古遗存的文化面貌特征明确,发展延续关系明显,存续多个考古学文化,形成了完整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
考古专家认为,不同时期的居址空间利用模式揭示了该地区7000年以来的史前聚落形态及其变化发展规律。珍贵的人骨遗骸、丰富的海陆生动物遗存,以及确凿的农业证据反映出沿海史前早期人群多样化的生计模式,兼具大陆性和海洋性特征,这种特点贯穿7000年以来的各个时期。
据了解,以平潭壳丘头遗址群考古重大发现为代表的南岛语族考古研究新进展,有力促进了我国东南沿海史前考古学文化序列的构建,为探究早期南岛语族人群特征、生计模式、迁徙规律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学材料。
安徽郎溪磨盘山遗址
磨盘山遗址位于安徽省郎溪县飞鲤镇新法村。坐落于皖南最大的湖泊——南漪湖的东岸。遗址北有郎川河流过,郎川河沟通着长江水系和环太湖水系,因此遗址正处于古代文化东传西递、南来北往的地理节点上。
该遗址于20世纪70年代因开掘新郎川河而发现,2012年6月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5、2016和2023年南京大学联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三次发掘。
三次发掘均选择在西侧的遗址核心区进行,发掘面积共1640平方米,2023年发掘515平方米。发现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夏、商和西周-春秋时期的连续文化堆积。
考古专家介绍,最重要的发现是马家浜文化晚期至崧泽文化时期的土台墓地,共清理这一时期的墓葬330座,其中崧泽文化时期321座,墓葬数量和密度在同类遗址中非常少见,成为文化演进、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分工和等级分化研究的重要材料。
据悉,该遗址出土遗物非常丰富,多数器形都可与周边地区进行对比研究。遗物中自始至终网坠比例都很高,结合采集和浮选的大量水生动植物,少量的陆上动植物遗存,说明了生计方式渔业经济占了很大的比重。
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
屈家岭遗址是屈家岭文化的发现和命名地,位于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地处大洪山南麓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是以屈家岭为核心,包括殷家岭、钟家岭和冢子坝等十余处地点为一体的新石器时代大型遗址,面积约284万平方米,距今约5900年至4200年。
该遗址先后于1955、1956-1957、1989年进行过三次考古发掘。2015年至今,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持续开展考古工作,取得重要收获。
考古工作揭露一座屈家岭文化大型礼制性建筑,发现黄土台基和体量巨大、结构清晰、建造工艺考究的“磉墩”,是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磉墩”,填补了中国建筑史的空白。
此外,还发现依势而建、规模庞大的史前水利系统,包括水坝、蓄水区、灌溉区和溢洪道等要素,集抗旱与防洪、生活用水和农业灌溉等功能于一体,是迄今发现最早且明确的水利设施之一,标志着史前先民的治水理念从最初被动地防水御水转变为主动地控水用水,实现了从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的跨越。
考古专家表示,屈家岭遗址的治水范式,不仅为史前单体聚落的水资源管理和利用提供了细节支撑,而且也是研究早期人地关系、社会组织等问题的重要考古依据。屈家岭遗址社会及文化发展具有鲜明的连续性,多角度、多层面揭示出史前文化的发展高度和社会复杂化程度,是研究长江中游文明化进程的珍贵物证,为探索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典型个案。
河南永城王庄遗址
王庄遗址位于河南省商丘市永城市以东约13公里的苗桥镇曹楼村。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3年4月至12月,相关单位对遗址展开正式考古发掘,发掘面积350平方米,同时进行全面勘探工作。
此次发掘工作,考古人员在王庄村南地点发现了东周、唐宋、明清等阶段地层堆积,共清理东周墓22座、宋墓1座,以及部分灰坑、灰沟等。此外,还发现宋墓1座,墓室系用板瓦垒筑,较为特别。
在村中地点,考古人员发现了大汶口文化、东周、唐宋、明清等阶段地层堆积,除少量晚期遗迹外最重要的是发现一处墓葬密集分布的大汶口文化墓地。目前在约一百平方米的范围内已发现大汶口文化墓葬23座,这批墓葬均为长方竖穴土坑墓,墓室东西向,墓主头向东,葬式多侧身直肢,墓主一般居于墓室北侧,随葬品数量丰富,目前已提取各类陶器400多件,玉器150余件,以及部分骨器、石器等。
考古专家认为,王庄遗址规模宏大,社会等级较高,其大汶口文化环壕与墓地的发现对探讨东方地区史前时期聚落形态非常重要。其中,ⅣM6出土的“玉覆面”是此类遗存在国内新石器时代发现的首例,ⅣM3出土的成组石圭也具有礼器的性质,这些都反映出东方地区史前时期社会复杂化进程与国家形态的萌芽。
依据王庄遗址的考古发现,专家初步确立豫东地区大汶口文化的王庄类型。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面貌复杂,陶器群融合多种文化因素,其主体遗存隶属大汶口文化系统,但带有中原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南方地区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等因素,同时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
河南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
书院街墓地位于郑州商都内城东南,由兆沟、通道、墓葬、祭祀遗存等组成,是一处结构与功能明确、具有整体系统性的商代白家庄期高等级贵族墓地。
2021至2023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为配合郑州商都历史文化片区建设,对郑州商都东南部书院街片区进行了主动模式的精细发掘,发现一处结构清晰、功能明确的国内时代最早的兆域,面积达3万余平方米。这是继城垣、宫殿区、铜器窖藏坑之后,郑州商都又一重大考古新发现,填补了早商王都空间布局的空白。
发掘工作中,考古专家发现了国内时代最早的兆域,有近乎完整的兆沟,复杂的通道,高等级的墓葬,类型多样的祭祀遗存,是殷墟西北岗王陵方形隍壕兆域的前身,将中国兆域的历史提前至早商时期。
郑州商都早商时期等级最高的墓葬M2被发掘,这是郑州商都遗址70年来首次发现青铜器最多、玉器最多、金器最多、殉狗坑最多的墓葬。墓底多坑是商代高等级墓葬的一个重要文化特征。该墓葬从随葬品种类到数量,再到等级地位,创下了迄今为止郑州商都之最。
此外,还发现了目前最早用于丧葬礼仪的金覆面,为三星堆黄金面具文化的来源提供了考古实证。发现最早的镶嵌绿松石铜戈,开启了绿松石镶嵌高等级青铜兵器装饰的新方向。
专家指出,郑州商都书院街墓地的考古新发现,展现了早商时期高等级贵族丧葬规制的文化面貌,标志着早商文明发展的新高度,彰显了商代王都丰富的文化内涵。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
2022年6月,为进一步深化黄土丘陵地区商代晚期的聚落与社会研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重启陕北商代考古工作,围绕寨沟遗址开展了系统的调查、勘探和发掘,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寨沟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解家沟镇寨沟村,地处陕北黄土高原腹心,是一处以寨塬盖大型夯土建筑群为核心,以外围山峁密集分布的大型墓地、小型墓地、铸铜遗址、平民生活区等不同功能遗存为外围的商代大型聚落遗址,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
目前已发掘出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夯土建筑群,其镶崖包坡的台基修筑方式、“回”字形的整体布局、下沉式的空间结构、木地板和纴木等技术的应用在中国早期高等级建筑中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出土的陶范纹饰精细、工艺成熟、类型多样,显示出当地已具备发达的青铜铸造技术和能力;大量商代高等级贵族墓葬,尤其是11座甲字形大墓的集中发现,填补了殷商文化圈之外商代带墓道大墓的空白。部分墓葬的开口面积甚至超过了安阳西北冈王陵,远超学界以往的认知。
贵族墓葬盛行墓室葬车,大量葬车遗存的发现为探索中国古代马车的起源和车马埋葬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关键证据,出土了国内年代最早的双辕车实物,或为文献记载中的“大车”或“牛车”,将我国双辕车的出现时间上推了约1000年。
专家表示,寨沟遗址及附近区域的考古发现揭示出商代晚期陕北地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对探讨陕北地区商代方国政治地理结构、了解殷墟时期中原与边陲地区文化交流与互动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具有重要意义。
甘肃礼县四角坪遗址
四角坪遗址位于甘肃省礼县县城东北2.5千米处的四格子山顶部,海拔1867米。遗址外围依山势建有夯土围墙,墙内主体遗存由多座夯土建筑基址组成,现存总面积约28000平方米。
2012年,礼县博物馆工作人员野外调查时发现四角坪遗址。2019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勘探。2020年开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相关单位对该遗址进行发掘。历经四年,已围绕中心建筑发掘约4000平方米,基本廓清了第一庭院的建筑布局,对该遗址建筑形制和结构有了明确认识。
四角坪遗址出土遗物规格、纹样统一,体现出该座建筑建造时具有成体系、成规模的构件制作规范。建筑构件遗存所处时代一致,发掘中也未见明显的后期使用或修缮痕迹,专家推测四角坪建筑沿用时间短暂、性质单纯。根据出土建筑材料的特征和制作工艺,结合大的历史背景判断,四角坪遗址应该是秦统一后即秦帝国时期的遗存。
此外,根据建筑遗址现场遗留的平面信息,经测算推论出当时建筑营造时所使用的营造尺可能为23.2厘米,符合文物“商鞅方升”所显示的秦代尺度。四角坪遗址建筑群整体主次分明,规划严整,结合所处地理位置和建筑特点,推测四角坪遗址是一处有着特殊形制和功能,与祭祀相关的礼制性建筑群。
专家表示,四角坪遗址是首次发现的规模宏大、格局规整的秦代大型建筑群,是继宗庙建筑、畤祭建筑之外的又一种秦祭祀建筑形式,该建筑格局深刻影响了汉代德阳庙、王莽九庙甚至后来天坛、地坛的建筑风貌,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具有极强的礼仪性。四角坪遗址是国家祭祀变革与中国“大一统”历史进程的物化载体,体现了中国古代统一国家形成初期的风格和气魄。
山西霍州陈村瓷窑址
霍州窑,因《格古要论》记载而闻名。窑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霍州白龙镇陈村,20世纪70 年代调查发现,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2年至2023年,相关单位联合对陈村瓷窑址开展了首次系统考古工作。
考古专家散点式发掘8个地点,发掘面积共计600平方米。“缀合”起陈村窑业发展历史,分布演变规律。揭露金元明时期窑炉9座、作坊9座、灰坑40个、沟2条、井1个等多处窑业遗迹,出土大量瓷片和窑具,取得重要的收获。
霍州窑金代成熟,以细白瓷为主流产品,以“擦涩圈”叠烧为主要装烧技术,细凸线纹印花为显著装饰特征。元代是霍州窑的高光时刻,是全国唯一生产高档细白瓷的窑场。明代生产白地褐花日用粗白瓷,性质明确的祭器和藩王高档用瓷等三类产品,呈现出多层次、多面貌的特点。向世人呈现出一个全新面貌的霍州窑。
霍州窑印证了中国细白瓷生产中心的转移,填补了北方地区细白瓷生产的缺环,是北方地区细白瓷生产最后的高峰,对中国陶瓷发展史具有重要贡献。
霍州窑特点鲜明的制瓷成就,不仅印证了山西地区是北方地区经济中心、手工业生产核心区域,也为瓷业交流、瓷业格局、人地关系、地方社会等研究打开了一扇窗户,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伟大进程的鲜活物质体现和生动诠释。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发现于2022年10月,位于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间的南海海底,西北距离三亚约150公里,遗址水深约1500米。根据国家文物局的统筹部署和工作安排,2023年,相关单位联合对二处沉船遗址进行了深海考古调查,使用“探索一号”“探索二号”科考船和“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共执行41个潜次调查。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遗址由核心区、环形散落区和条形散落区组成。核心区为船体和大量堆叠有序、码放整齐的陶瓷器、铁器等构成的堆积。环形散落区、条形散落区皆由散落的船载物品构成,遗物相对较少。
一号沉船遗址遗物包括陶器、瓷器、铜器、铁器、竹木器等,数量超十万件。其中陶器以罐为主,多酱釉,部分陶罐内装满小件器物,瓷器在表层堆积中占比最大。目前发现的竹木器多为木箱,有的木箱外包金属,大小各异,内装铜盘、铜锁等。
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遗址位于一号沉船遗址东北约12海里处,由核心区和散落区组成。核心区为大量排列整齐、码放有序的原木堆积。核心区西北部及东部各有一处由少量原木和陶瓷器散落形成的堆积。
二号沉船遗址遗物以原木为主,另有少量的陶器、瓷器、铅锡器、螺壳、鹿角等。从二号沉船遗址提取遗物36件,主要有原木,青瓷碗、罐,青花瓷碗,酱釉陶罐、瓶,蝾螺壳,鹿角等。原木经初加工,被截成一定长度,整体呈黑色,质地较硬,青釉瓷器胎体较厚,素面无纹,青花瓷碗纹样有喜上梅梢、海螺等。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保存相对完好,文物数量巨大,年代比较明确,不仅是我国深海考古的重大发现,也是世界级重大考古发现,填补了我国古代南海离岸航行路线的缺环,完善了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航线的历史链条。
此外,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考古调查是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者首次运用考古学理论、技术与方法,严格按照水下考古工作规程要求,借助深潜技术与装备,对位于水下千米级深度的古代沉船遗址开展系统、科学的考古调查、记录与研究工作,充分展示了我国深海科技与水下考古的跨界融合,标志着我国深海考古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是中国水下考古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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