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陈云新婚当晚，有人在门外偷听，却发现他竟在给妻子讲党史

延安时期，是我党的力量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全面抗战初期，全党的党员不到4万人，但当抗战结束时，我党的党员人数已发展到121万人，并且培养出了40万左右的干部，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在延安时期担任了8年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

1937年12月，陈云正式接替博古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从此直到抗战胜利的8年里，陈云为党的组织建设做了大量的工作，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抓理论学习

在1938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组部率先响应，成立了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小组，陈云和副部长李富春分别担任正副组长。陈云规定每天上午9点前为大家自学的时间，每周组织一次集体讨论，学习内容主要为马列经典著作和毛泽东的哲学著作。

当时整个学习小组的氛围非常好，曾在小组里学习的刘家栋后来回忆说：

首先由每个人一本一本读原著，在自学中弄懂原著。在此基础上，与大家一起讨论结合起来，形成互相教学的局面。那时，一周要讨论一次，由一个或两个同志先准备好，先作发言，讲讲这一段、这一章学习内容是什么，中心思想讲了哪些。然后，大家来进行讨论，看他们讲得对不对，还有什么补充。

1938年3月，陈云和于若木在延安正式结婚。婚礼当天晚上，陈云在婚房里给于若木讲起了党史，他对党史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于若木也听得非常认真，尽管自己已经是党员了，但却是第一次如此系统地接受党史教育，她觉得受益匪浅。

这天晚上，某个喜欢开玩笑的人本来在门外想偷听陈云和于若木在婚房里面说的悄悄话，没想到听到的却是严肃的党史课。“陈云同志在洞房给于若木上党课”的故事传出去以后，一时被中央组织部的干部传为佳话。

正是因为陈云对于理论学习如此重视，所以他的理论基础自然非常扎实。后来曾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宋平回忆说：“陈云同志讲党课，善于把许多深奥的道理和复杂的问题，用简明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深入浅出、幽默风趣。”

抓干部培养

在延安时期，党急需扩大自己的干部队伍，以适应领导抗日战争的需要。但当时党内的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对这个问题并不重视，他们对投奔延安的青年人才挑剔过多，有的人还干脆把来延安的青年人才拒之门外，这严重地影响了共产党扩大自己力量战略方针的贯彻执行。

陈云发现这一现象后，专门在一次会议上说：“现在处在抗日战争十分激烈时期，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日本人在抢，我们党也要抢，而且要快抢，抢得慢，就没了。我们共产党要把很多知识分子抢过来，至少要抢三分之一过来，不这样做，天下就不完全是我们的。我们不要再把这个机会错过了，否则将来悔之晚矣。”

陈云的这个“抢夺”论在延安影响很大，毛泽东也非常赞同。从此以后，各级领导干部都开始重视把知识分子吸收到革命队伍里来，从而壮大了革命的力量。

延安时期，时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兼中央医院院长的傅连暲曾多次请求入党，但一直没能如愿，这让他十分烦恼。

其实傅连暲参加革命的时间很早，早在30年代初，红军打下漳州时，他就关闭了自己开办的私人医院，带着所有的医疗器械和药品参加了红军。延安时期，傅连暲不仅担任中央医院的领导工作，给中央领导人看病，还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表现一直很好。但因为傅连暲身上的知识分子气很浓，又不善于和身边的同志进行交流，所以没人愿意当他的入党介绍人。

陈云了解了傅连暲的情况以后，认为他是革命队伍中难得的专业人才，经过战争血与火的考验后，他仍然一心一意跟着共产党，这是难能可贵的；傅连暲的工作态度认真，医术也好，革命觉悟也很高，已经基本具备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最后陈云决定，由他和中央组织部的王鹤寿一起担任傅连暲的入党介绍人。

不久后的一天，陈云找到傅连暲说：“我看你符合共产党员的条件，你工作作风上有缺点，可以克服。我和王鹤寿愿意当你的入党介绍人。”

傅连暲听到这番话后，深受感动。1938年9月7日，傅连暲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更加努力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傅连暲历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等职，并于1955年被授予开国中将军衔。

还有一次，一位干部因为被人诬告而开除了党籍，后来他到中央组织部去申诉，中组部经过调查后认为开除此人的党籍是不妥的，于是恢复了他的党籍，但由于他的问题还未能完全搞清楚，所以他的党籍是从恢复之日重新算起的。

这位干部当然不服气，于是又去中组部申诉，并列举了几个证人。后来此事反映到了陈云那里，陈云对此非常重视，决心一定要查清此事。但那位干部列举的证人里，有一个在国民党统治的西安，还有一个在太行山前线，在那个战争年代，要想取证很不容易。

但陈云却表示：“我一定要管这个事，就是再难也要搞清楚。”于是他亲自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和太行山前线的129师首长写信，请他们协助调查。经过两个多月的取证，中组部终于把此事调查清楚，证明了这位干部确实是清白的，所以他的党籍自然还是从入党之日算起。

事后陈云十分感慨地说：“两个月的调查时间花得值，两个月绝对培养不出一个干部来。”

抓党风党纪

抗战期间，由于我党的党员数量增长非常快，所以对他们的教育管理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陈云曾说：“由于我们党内接收了大批新党员，这些新党员极大部分是散漫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还带着浓厚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习惯，这就需要引起我们极大的注意，加强对新党员的思想意识的教育。”

为了严肃党纪，陈云曾亲自处理了刘力功违纪一事，在延安产生了很大影响。

刘力功是一名由国统区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先是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进入中央党校训练班，专门学习了党的建设的课程。但刘力功为人自高自大，经常发一些共产党员所不应有的议论。训练班学习结束后，组织根据刘力功学习期间的表现，决定分配他到华北前线的基层工作，接受实践的锻炼。

但刘力功却不服从组织的决定，他提出要么进延安马列学院工作，要么就安排他回到离延安很远的原籍工作，就算要去华北前线工作，也只去八路军总部。刘力功还声称，如果组织不答应他的要求，他就要退党。

陈云考虑到刘力功是一名入党不久的新党员，本着关心爱护他的原则，先后派人与他谈了7次话，最后刘力功承认退党的想法是错误的，但仍坚持不到基层工作。

最后陈云亲自来找刘力功谈话，他当面批评刘力功说：“如果你非要到上层工作，就在延安山头开荒去吧！”陈云还警告刘力功说，如果他坚持不服从组织分配，组织只能将他开除出党。

几天后，刘力功找到党组织，表示愿意到华北去，但一定要到八路军总司令部工作，若组织不同意，他就干脆拒绝执行党的决定。

陈云见刘力功如此冥顽不灵，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决定开除他的党籍。不仅如此，1939年5月23日，陈云还专门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的文章，发表在延安的《解放》杂志上。陈云在文章中说：

不能只讲干部政策“量才使用”的一个原则，而不讲干部政策的另一个原则，而且是主要的原则，这就是党的工作需要。

……

纪律虽然带有强制性，但必须自觉遵守。只有全体党员自觉地遵守纪律，纪律才能成为铁的、不可动摇的、有效的东西。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延安很快出现了“三多三少”的现象：讲个人要求的少了，服从组织分配的多了；图安逸比享受的人少了，要求到前线和艰苦地方锻炼的人多了；自由主义现象少了，严守纪律的人多了。一个严纪守法、团结奋进的热烈气氛悄然兴起。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党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决定派陈云前往东北工作。陈云离开了工作8年的中央组织部，令他感到欣慰的是，此时他已经为党交出了一支大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