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看似危机四伏的中国，最终是如何挺过来的呢？

1991年12月26日，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近70年的苏联国旗轰然跌落，取而代之的是沙俄时代的三色旗，世界历史因此多了一幕“红旗落地”真实版。曾缔造了社会主义传奇的苏联成为过去，世界也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中国。苏联解体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这也让当时的中国看起来危机四伏，事实真的如此吗？同为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的确好似为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敲响丧钟，尤其是中国，可如此论断的人们却忽视了一件事，那便是中国人代代传承的危机意识。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苏共的亡党亡国是多种因素长时间共同作用的结果，对此，从毛主席开始，新中国领导人在吸取苏联诸多成功经验的同时，也对其存在的危机、隐患持续深度洞察，只为新中国能在践行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更加顺畅。有关于中国如何挺过1991年的危局，笔者更想说的是，所谓的“危局应对”早已成为新中国领导人接力谋划的一盘大棋。先来看苏联解体的几个原因，根本原因在于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推行的自我否定、自我丑化的机会主义路线，此外，崇尚特权、资本主义渗透等原因也不可忽视。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面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毛主席就展现出极为深邃的历史洞察力。他很清醒地认识到，苏联对于斯大林的评价将会关乎到其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如果斯大林被全盘否定，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历史的被否定，直接危害的必定是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果不其然，此后的苏联的确走向了自我否定的旋涡直至灭亡。察人观己，对苏联深陷危机不自知感到无奈之余，毛主席开始努力避免悲剧在新中国重演，如此，也就有了反修正主义、文化大革命、杜绝官僚主义作风等政治举措的出现。虽说新中国因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如今回首，诸多社会主义危机的确从那时开始被渐渐拔除，毛主席也为之后的新中国领路人种下了心锚，那就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深信不疑、坚定不移。就在“过渡式领袖”华国锋之后，邓小平开启新篇章的背后，同样是一场精彩绝伦的社会主义捍卫之战。在很多人眼中，邓公最重要的政治贡献便是改革开放，事实并非如此，在夯实新中国社会主义路线这个问题上，他的政治举措是全方位的，堪称历史性贡献。开场便是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推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始，逐步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也是改革开放之前最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如他当年所言。“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与此同时，对毛主席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也使得新中国逐步绕开了苏联当年的政治危机漩涡，保证我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始终有着坚定的政治立场及政治态度。当文革等历史遗留问题被逐步解决、全国人心逐步稳定之后，邓公开始调整我党政治路线，此举为新中国日后的各方面建设都提供了根本指导，改革开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明确了我党在社会主义初期的基本路线，此后的全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为执政地位的稳固形成保障。明确了社会主义践行路线还不够，鉴于毛主席曾经对苏联危机的预判，邓公也极为清醒地认识到净化党内政治生态的重要性。从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到严惩党内腐败、践行群众路线等等举措，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形象变得更加鲜明，这也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对我党领导下的未来充满信心。改革至此远远没有结束，1980年国家领导制度改革、1983年“严打”、积极展开外交等等举措，让新中国再度迎来新生。此时的苏联已然苟延残喘，可中国却以惊人的速度不断进行蜕变，直至1991年，中国与苏联迎来了截然不同的命运转折点。如果说曾经的中苏两国是唇亡齿寒的关系，苏联解体之际，中国已经有能力、有资本不依附任何外界力量傲立于世界东方，换言之，1991年的中国看起来危机四伏，实则早已走在了破局的路上。对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权而言，问题、难题始终都会存在，危机与隐患也是如此，敢于正视、处理危机，才能一直保持国家稳定、政权稳固。要说邓公当年对苏联解体有着怎样的感受呢？至少，他一定是痛心与遗憾的，毕竟，年轻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深造，让他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从一名勤工俭学生成长为职业革命者。苏联解体终究成为了世界共产主义践行史上的耻辱一笔，对于人到暮年的邓公而言，此时他要做的除了保证新中国坚定践行社会主义路线，更要用事实证明，共产主义丝毫不比资本主义逊色，还远在其之上。1992年1月17日，88岁的邓公踏上南下的专列，苍老的身躯依旧保持着凌云之志，至今回想依旧令人叹服。“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都会相信你、拥护你！”这是老人家南下之际不断强调的政治观点，这何尝不是新中国能够在危机中屡次挺过来的不二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