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一个“爽”字了得,看懂《周处除三害》

怎一个“爽”字了得,看懂《周处除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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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影史有两个主角叫“陈桂林”。

一个出自2010年的《钢的琴》,原钢厂工人陈桂林为了维护男人、父亲的尊严,决定制造一架手工钢琴。

另一个来自最近热映的中国台湾影片《周处除三害》,阮经天饰演的黑道杀手陈桂林,同样是为尊严而战,但这个尊严指涉名声、自我乃至“存在”,借由暴力美学场景,尤其是心灵社礼堂的大开杀戒,成就了一个大快人心的角色。

撇开《周处除三害》上映前后的风波和争议,单从影片本身来看,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出结论:这是一部“爽片”,并且这种“爽”绝非刻意的奇观化或低俗化,而是有一种高级的取悦感,如烈酒,入口不仅辣,还烧心挠肺。

陈桂林是当代“孙悟空”

“周处除三害的故事你听过吗?”陈桂林问游走在黑白之间的医生张贵卿。

戏外的观众稍作功课,便知故事出自《世说新语》和《晋书·周处传》。书载,少年周处是混混,恃强逞凶,欺善凌弱,与南山猛虎、荆溪恶蛟并称当地“三害”。后射虎杀蛟,弃恶从善,“三害”尽除,成为一代名臣。

恶人除恶,自渡为善——这是周处、陈桂林的叙事,又像极了大众熟知的孙悟空:一个无法无天的妖猴,斩别的妖,除别的魔,最终修成一代且斗且战、无往不胜的佛,是为斗战胜佛。

陈桂林作为杀手,出场便当众射杀黑帮老大,对抗警察陈灰。这一幕可对应孙悟空出山后,斩杀夺他洞府的混世魔王,又大战天兵天将。

背负人命、拒捕袭警的陈桂林,只能如老鼠般藏匿在阴沟。唯一的亲人奶奶的死亡,和她留下的一个儿童手表,成了压制这个恶人的五指山。接着,那个想度化他、如同唐僧的张贵卿告诉他,他命不久矣,肺癌晚期的消息如一顶劝善的紧箍咒。

结果他仍有痴念——自首时,发现自己位列通缉榜单第三。只有闹了天宫、斩妖除魔的孙悟空才能留名,昔日和他并列的猕猴王、禺狨王,又有谁记得呢。

于是,陈桂林要用自己的方式,修孙悟空的道。

第一关是“榜二大哥”,一个以蛇为象征的罪犯香港仔,嗔恚无忍,凶狠暴力,对小弟如此,对继女更甚。他践踏律法和伦理,恶得很直观。如同《西游记》里嗜杀百姓、夺人妻女的妖怪。

陈桂林除掉这个祸害,顺便解救了迷失的女性程小美。就像孙悟空多次拯救无辜女性,且不求回报。

第二关是“榜一大哥”,一个颇具迷惑性的罪犯林禄和,若以西游妖怪对照,他就像小雷音寺里的黄眉老祖。其人是妖身,却伪装出佛祖的面目,看似广施恩德,实则罄竹难书。他贪婪地攫取金钱,操纵人性,并以此为乐。

陈桂林与之周旋,误以为取得正果,一度摘下“紧箍咒”——他被蒙蔽,以为肺癌在好转——直到发现佛面之下是魔鬼夜叉,慈悲背后是蛇蝎心肠,于是奋起反抗。无奈被教徒活埋——如同孙悟空被困金铙。逃出“金铙”后,他回到心灵社礼堂,直接戳穿林禄和的假面。

灭杀假佛后,陈桂林给过那些信徒机会。但多数人被洗脑,甘愿沉沦在谎言中,于是,一场影史震撼场景,就此上演。

他杀了分别代表“嗔”和“贪”的妖,终于成了最大的妖,同时想要留名的“痴”念因为得到满足而自行消除,贪嗔痴“三毒”尽灭,终于涅槃,也就是“圆寂”:自首并接受律法的审判,坦然赴死。

在那之前,还有一项仪式,即昔日迷途的女子程小美,要为这个即将自首的杀手,进行“剃度”——她的理发师身份因此得到解释和归宿。

余华在阐释自己为何写作时,曾谈及一部真正的小说“应该无处不洋溢着象征,即我们寓居世界方式的象征,我们理解世界并且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的象征。”

《周处除三害》就是这样一部“无处不洋溢着象征”的电影。

除了孙悟空和周处的人物模型,就以片中的“枪”来说也充满了象征。开篇杀人后,陈桂林丢弃了杀人之枪,又抢回一支警枪。换枪,暗示了他日后身份的转变。

警枪处置香港仔后,他误信邪教,便主动埋枪,遗弃自己。后来重新挖出警枪,这一刻他不再是恶人,而是一个拿回审判和处决权的“神人”。酣畅淋漓地处决过后,他不做反抗,任由律法结束自己的恶。

从丢枪,抢枪,开枪,埋枪,到取枪,开枪,还枪,死于枪下……叙事行云流水,跌宕起伏,再加上那些凌厉痛快的场面和阮经天臻入化境的表演,这出惩恶大戏,怎一个“爽”字了得。

一部当代武侠电影

《周处除三害》中追捕陈桂林的警察陈灰像工具人。他总是慢一步,且无力制裁罪犯,戏剧功能的失效,像是导演黄精甫刻意为之。因为他若强大,本片就会变成警匪片;只有让他及他所代表的律法秩序隐去,电影才具备一种野蛮的、民间的“江湖”本色。

江湖没有严苛的律法,只有朴素的公义道德观。其唯一宗旨就是匡扶正义、惩恶扬善。在江湖世界,不同形势的斗争往往会被简化为正邪之争,斗争形式也被还原成生死搏斗,而决定胜负的关键在于武功的高低。

陈桂林本是恶人。但他恶得不纯粹,会流泪,会忏悔,怜悯无助又受欺的女性和母子。

片中的斗争,赤裸到咬对方的脸,戳对方的眼,狂乱的子弹直击印堂,完全剥离了伦理纲常和社会律法。而陈桂林的武功就是那把枪。三大恶人中,只有他持枪,意味着他有能力铲奸除恶。这种最原始的快意恩仇的叙事,对观众而言颇具吸引力。

处于江湖中的侠客,向来“敢怒敢骂,敢打敢杀,独掌正义,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寻求精神的超脱和超越,这无疑体现了中国人的某种自由愿望”。陈平原在《千古文人侠客梦》一书中论述为什么中国人喜欢武侠小说时,指出侠客“赴士之厄困”的英雄形象,寄托了大众对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向往和对公正公义的强烈渴望。

显然,江湖与侠客,是发轫于民间的一种理想。这种理想,司马迁在《游侠列传》有所阐释,到《水浒传》表现得分外明显。

尤其是鲁智深这个角色,从拳打恶霸郑屠开始,鲁智深走上逃亡之路。入五台山,不守寺规,醉打山门,被迫出走。来到大相国寺,为救林冲得罪高俅,再次流落江湖,杀人夺寨,落草为寇。后随梁山接受招安,攻打辽国路上,途经五台山,拜访师父智真长老。

长老第一句话是,“徒弟一去数年,杀人放火不易。”

杀人放火本是恶行,竟成了高僧口中的“不易”。只能说,于鲁智深而言,“杀人放火”就是修行。多数僧人,以慈悲度人;少数如鲁智深,以杀生度人。这种也是陈桂林所走的路:以暴制暴,以杀成道。

出自“百回本”《水浒传》第九十回

后来,鲁智深生擒方腊而不居功,拒绝宋江许诺的富贵名利,听潮信而圆寂,一生功德圆满。恰如陈桂林除恶之后,主动自首,接受审判,他感谢医生张贵卿骗他有肺癌,望着为其“剃度”的程小美流泪,行刑前说“对不起”,都是一种觉悟。

陈平原说,自《游侠列传》后,无数小说家总把“惩恶扬善的希望寄托在人间侠客身上”。以“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鲁智深,正是这种希望的典型代表。而以《水浒传》等侠义小说为代表的文学,则被鲁迅称为“平民文学”。

也就是说,陈桂林对那些痛恨像香港仔、林禄和这类恶人的大众来说,他就是以武犯禁、急公好义的侠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周处除三害》堪称一部当代武侠电影。

“我该如何存在”?

有人诟病片中的感情戏过于单薄。或许,导演本无意编排一出当代的“救风尘”。他只是想通过程小美这个苦难的女性角色,去探讨一个更加宏阔的命题——如汪峰的那句歌词,“我该如何存在”?

陈桂林杀恶人香港仔,从罪恶与凌虐的手中救出程小美。程小美坦言,香港仔是她唯一的亲人,因为母亲嫁给了他,并替他服刑。她母亲为什么嫁一个恶人?因为他从另一个男人的手里救出自己。

小美母亲的愚与爱,毋宁说是她寻求自我“存在”的结果。小美代替母亲,依附于恶人,哪怕屈辱也未曾反抗。只因这是她的存在方式。

萨特曾认为,人们一直相信,人在总体结构中具有某个必然的位置。一旦这种确信消失,幻觉的破灭会令他深感人类的处境是“荒诞”的,甚而作出现实世界亦是荒诞的判断。

母亲、小美的位置很不幸,但却拥有必然性。她们无力推翻,也不愿推翻,否则就是否定自身的存在。只是小美比母亲幸运,遇见了陈桂林。他从香港仔手里救出程小美,却不要求她的依附,而是留下一辆车,让她重新上路,自由地寻找自己的位置和价值。

与小美一样,其实整部电影的角色,都试图在影片中那个看上去荒诞错乱、罪恶阴暗的世界,介入现实,确证自身的存在及生活的意义。

张贵卿的存在就是以一个肺癌谎言试图劝善陈桂林,以此抵消多年来为黑帮治病疗伤的罪恶感。

林禄和的信徒们,在绝望与恐惧中丧失了生存的导航。邪教理念,假以救赎之名,成为他们验证存在的唯一方式。所以当陈桂林戳穿林禄和的谎言并射杀他之后,多数信徒竟无动于衷。因为他们不想,也不愿否定这种好不容易得来的存在。

陈桂林用暴力,惊醒迷途者,惩治沉沦者。而这也成了陈桂林寻求自身的存在的时刻。

鲁智深圆寂前,留下颂曰:

“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枷,这里扯断玉锁。咦!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2011年《水浒传》鲁智深圆寂

鲁智深临终顿悟“我是我”;陈桂林在除灭最后一害,即自己时,徐徐走向警车,高呼“我叫陈桂林”,这是他的胜利——他终于在见识了生活的荒诞和幻灭后,创造了自己的理想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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