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院士说｜方复全：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蜜蜂式”人才

今年全国两会，“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话题。

日前，全国人大代表、民进中央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首都师范大学校长方复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技术飞速迭代的当下，高等教育更需要耐心和淡定，要重视基础学科建设，解决“卡脖子”问题同样离不开科研上的“朴”与“拙”。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方复全认为，北京拥有众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应该利用好这些优势，但也需要“科技经理人”这样的“蜜蜂式”人才的助推，真正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离不开耐心和淡定

新京报：基础学科是学科的基石，培养基础学科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关键。在基础学科建设方面，首都师范大学是如何做的？近年来取得了哪些成绩？

方复全：我国高度重视基础学科建设，近年来，国务院、各部委相继出台具体措施。比如正在实施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这一计划旨在培养新一代适合新时代需求的拔尖人才。

按照规划，未来全国将建设300家左右的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首都师范大学已经建设有3个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分别是数学、历史、中文。这三个学科跨度很大，因此我们也进一步依托首师大燕都学院，探索学科交叉型创新人才培养途径。

燕都学院的学生在入校新生中选拔，然后接受分段式培养，包括通识教育阶段、学科基础教育阶段和专业教育阶段。学生可以得到跨学科跨领域的融合培养，有利于开阔视野、增强知识运用中的创造性。

新京报：在基础学科的建设中，这样的跨学科培养能为研究带来哪些益处？对人才培养有哪些帮助？

方复全：我的研究领域是数学，在数学研究上，如果只是沿着一条线往前探索，可以取得成绩，但一些更具有创造力的发现，往往来自更广阔的视野。因此我们一直强调，理科学生也要具备人文素养、艺术素养。要全面培养人才、跨学科培养，开展跨学科的交流，涉猎广博的知识，鼓励学生探寻生活之美、学术之美和生命之美。

如今，我们的知识已经到了“大爆炸”的阶段，技术迭代越来越快。如果还把教育的意义局限在灌输知识层面，那一定会面临人工智能的重大挑战，因为人脑对知识的积累一定比不过电脑。

因此，当下各阶段的教育中，重心都应该逐步转向对个人综合素质和创造力的培养，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阶段，要想办法让学生发展学习和探索能力，而非学到了什么具体知识。

新京报：作为来自高校的人大代表，你曾表示，科研需要“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教育同样需要耐心、淡定，要让大学踏踏实实开展教学科研工作，培养杰出人才。从你的观察来看，现在教育开始有耐心了吗？未来还应该付出何种努力？

方复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推进，才能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例如，近年来高校教师的科研评价正在发生变化，从原来偏向讲究数量，到现在更多考察质量，有影响力的代表作、代表性成果的价值已超过发表了多少篇论文。

但在社会层面上，看待升学发展路径、大学专业选择的观念仍亟待转变。因此，教育评价问题不只是教育本身的评价，而是社会评价，还包括社会观念上对“成才”“成功”的定义，应避免让一些有天分的学生因为其他干扰因素放弃真正的兴趣，要让他们选择更能体现自己创造力的领域。

同时，企业也应该破除“唯出身论”，综合考量人才素质。从政府层面，也要尽可能给高校更多自主权，尽量少给高校排名、少做一些形式化的教学评估，让教学、科研能更专注。这样，从事基础学科研究的青年人才才能更有耐心、更加淡定。

科技成果转化，需要更多“科技经理人”

新京报：2023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北京拥有众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应该如何借助这些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升级？

方复全：我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创新和人才。北京是全国人才高地，优秀的高校、科研院所云集，实现首都的高质量发展、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必须发挥人才优势，要用好人才、做好科技创新。

从数据上看，北京基础创新成果、专利数量在全国都排在首位，但在产业落地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是要把这部分科技成果转化为有价值的科技产品，实现成果的可转移。

应当看到，现在正缺少有这方面经验的人才，需要更多的“科技经理人”，他们可能不是专门从事科学研究，但也懂相关专业，是一种“蜜蜂型”的人才，实现从科学技术到产品应用间的嫁接。经相关机构统计，参照国际标准，在“科技经理人”的数量上，北京还有80%的缺口，数量大概在3000人以上，有很多的专利亟待转化。

新京报：应该如何弥补这个缺口？你有什么具体建议？

方复全：这类“蜜蜂型”人才应该具备三方面的素质，首先最好是专业出身，具备一定的技术背景。同时还要进行过多专业方面的训练，比如管理学、营销学等。此外，还需要有一定的市场经历，要在相关行业里有过实践。

为了让技术成果转化有效，还需要政府或相关基金会的支持，提供必要的原始投资基金或优惠政策，为科学家的科研成果转化“扶上马、送一程”。

同时，也要培养一个“容错”的氛围，科技成果的转化中一定要允许失败的发生，不能因为阶段性的失利就裹足不前。

新京报：2020年，北京国家应用数学中心组建。你领衔该中心精准医疗应用中的建模与大型计算这一研究项目，面向成像技术，研发新型CT装备，该项研究取得了哪些成果？

方复全：这项研究与公众的联系很密切，我们提供了在虚拟场景下进行肠镜检查的可能，是一种安全、非侵入性的检查方法。

传统医学影像检验中的肠镜都必须采用嵌入式，来检查肠道内有没有息肉等问题，如果应用CT仿真成像技术，只需要CT扫描，对后台数据进行处理后就实现三维重建，直观呈现受检者的肠道内部结构，医生就能直接看到肠道内有没有息肉、有多大，并了解到准确的定位，可以减少受检者的痛苦，也降低检验时的风险。

这项技术的另一类应用场景是在工业检测领域。比如各类新能源车的电池，我们通过CT对其进行穿透式扫描，可以对电池进行安全检测，查看其有没有安全风险。当然，这些成果的实现都依托学术界、产业界的深度合作。

解决“卡脖子”问题，离不开科研上的“朴”与“拙”

新京报：我国一直强调高科技自立自强，突破“卡脖子”问题，请以你的实践为例，谈谈我们有哪些优势、还会面临哪些困难。

方复全：对标“加快高端医疗设备国产化进程，推动民族品牌企业不断发展”的要求，我们一直在努力，目前优势体现在各种软件的底层算法，这在国际上都是领先的，但也要看到，在硬件制造和综合工艺上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

我们在努力做中国人自己的CT，提高医学检验水平。去年，我们研制出了全球首台骨科专用彩色锥束CT样机，能够实现皮质骨和松质骨细微结构的低剂量、高清晰度的成像，通过对骨小梁的形态学分析，揭示骨科疾病中的力学和功能变化。同时，通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成像过程建模及高精度求解算法，实现多组织识别，使得肌肉、肌间脂肪、软骨、骨骼等组织结构具有更高的区分度，从而提高诊断准确率。

但是也必须看到，现在一些高端医疗器材器械还无法全链条实现“国产化”，这些“卡脖子”的问题必须一步一步地解决，技术与商业落地相结合，需要更多的耐心。

新京报：对于致力于解决重要科技领域“卡脖子”难题的青年学生、科研人员，你有什么寄语？

方复全：我在首师大2023级研究生的开学典礼上曾经给学生们分享过自己的故事，在大学求学时，我常常以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的一副对联“宁朴毋华、宁拙毋巧”为座右铭。在当下，学术上这种“朴”和“拙”的精神依然有价值。

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会让我们陷入一种相对焦虑的状态，很难静下心来，但科研恰恰要能坐住“冷板凳”。一方面，我始终呼吁社会评价能给青年学子多一些宽容，允许他们“试错”，另一方面，解决“卡脖子”问题更离不开科研上这种“朴”与“拙”的精神。要打好基础，重视基础学科，不能投机取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