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全国政协委员张兴赢：提高灾后恢复重建工程的气候韧性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给城市运行带来新的挑战和考验，我国部分省市在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中受到明显影响。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气象局科技与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张兴赢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表示，建议把适应气候变化和减轻极端天气气候的影响融入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建设、运行和管理全过程，提高灾后恢复重建工程的气候韧性。

2023年暴雨预警准确率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新京报：针对发生的极端天气情况，公众希望预报再早一些。我国的早期预警能力是何现状？

张兴赢：2023年，暴雨预警准确率93%，强对流预警发布提前时间达43分钟，达到历史最好水平，台风路径24小时预报误差61公里。中国气象局充分发挥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2023年共发布预警42万条，预警短信总计送达41亿人次，累计叫应党政机关负责人次数20万次，累计叫应行业部门次数38万次，行业部门联动5万次，联合应急管理部和国家林草局发布高森林火险预警12次，与多部门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全国公众气象服务满意度已连续6年保持在90分以上。

未来，我们仍需要在早期预警系统“四大支柱”上下功夫。第一是灾害风险知识和管理，即对危害、脆弱性、生计、社会融入和风险暴露等方面进行深入且立足当地的分析。第二是监测检测与预报，即将危害相关信息与暴露度和脆弱性数据相结合，以识别风险并支持决策。第三方面是预警信息传播，即采取迅速有效的行动，建设针对最脆弱社区“最后一公里”的可操作预警系统，并建立反馈机制，解决儿童、残疾人等群体在理解预警和采取行动方面面临的知识不对称等问题。第四是备灾与应对，即呼吁当地人和组织机构制订各自的应对计划，同时将计划纳入政府管理系统中，考虑气候变化趋势和复合风险因素，定期更新计划。同时，各个部门需充分参与对公众的培训和引导，提升对早期预警信息的解读和响应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区域的知识共享、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建立全面覆盖的预警系统，提高整个社会的抗灾能力。

新京报：极端天气对城市运行、公众安全有显著影响，天气的预报预警可否再精细？

张兴赢：为公众提供更加精细的预报预警，就需要在预报层面制作更加准确的预报产品，在科研和业务上要共同发力，加强观测，加强极端天气形成机理研究，加强AI和大数据等新技术在极端天气预报技术上研发应用，提高预报精准水平。在预警层面，要提高预警发布的精细化水平，将预警信息与可能影响到的人员、区域、行业等因素更好地结合起来，增强靶向预警，采用最适宜的发布渠道进行更广泛的覆盖，用最适宜的手段进行更精细的送达，实现更加高效的应急联动，从而让预警发挥更大的减灾效能。

进一步加密地形复杂地区极端天气气候监测网络建设

新京报：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后，受影响城市开启灾后重建工作。借鉴应对此次洪水的经验教训，你认为重建中的难点和重点是什么？

张兴赢：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我建议把适应气候变化和减轻极端天气气候的影响融入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建设、运行和管理全过程，科学、客观将未来气候变化背景下的极端天气气候发生频率和强度与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建设标准结合起来，从适应角度减轻未来类似“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带来的危害，提高灾后恢复重建工程的气候韧性。

首先，我建议进一步加密地形复杂地区极端天气气候监测网络建设，加强三维立体综合观测，强化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预报预警，建设基于风险和影响的气象灾害预报预警系统，提升复杂山区暴雨、山洪地质灾害预报预警准确率、精细度和提前量。

其次，建议灾后恢复重建重点建设项目应当统筹考虑气候的适宜性、影响性、风险性，开展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灾后恢复重建涉及的大型基础设施的规划、选址、设计、建设和运行，需充分考虑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出现概率和风险，确保足够的适应弹性，注重增强灾后重建工程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第三方面，我建议在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和建设中注重未来气候变化影响和气候变化风险，提高防洪排涝标准。灾后恢复重建规划不仅满足于当前的和历史上曾发生的灾害的防灾减灾，还要着眼于未来长远气候变化背景下的灾害强度和承受能力、应对能力，对未来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降雨情况有所考虑，对未来气候变化风险提前有所应对。

新京报：北京的房山区和门头沟区在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受到明显影响，在灾后重建阶段你有何针对性的建议？

张兴赢：首先，我认为应该加强气候可行性论证，及时修订城市暴雨强度公式和城市防洪排涝有关规划，提升城市防涝能力。推动将气候可行性论证纳入特大城市规划设计和管理体系，制订涉及城市安全的重大规划、重点工程气候可行性论证强制性评估目录。

同时，加强部门间信息充分共享，包括城市内涝灾害、雨水管渠设计、地下管网数据和内涝防治有关信息。推动城市气象预报预警信息接入城市安全运行管理指挥系统，构建协同综合监测网络，完备预案协同应用体系，提高气象预报预警信息的应用效率。

此外，通过完整精细的灾害复盘，全面厘清此次极端灾害性暴雨发生发展的逻辑链条和灾害影响的传导网络，梳理险工险段、危险点位等关键隐患，开展针对性的工程设防规划。构建覆盖全市的灾害仿真模拟，以2012年“7·21”、2016年“7·20”和此次灾害为参照基准，开展不同降雨强度、持续时间等条件下的特大山洪、流域性洪水等极端灾害情景仿真推演，结合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风险普查成果，以极限思维进一步摸清全市风险底数，并精准设计灾害应对预案与防治规划。

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迫在眉睫

新京报：你多年从事气候变化领域，连任委员期间提出了不少应对气候变化的提案。请问你对目前应对气候变化的现状有何感受，我们是否已经足够重视？“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体现在哪里？

张兴赢：我国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构建完成了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推动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调整。2023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突破14亿千瓦，在全国发电总装机中的比重超过50%，历史性超过火电装机。多年来，我国持续推动大规模国土绿化和森林质量提升行动，森林碳汇量不断增加。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占全球比重超过60%、连续9年位居世界第一位。

同时，我国积极建设性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推进多边进程落实巴黎协定，与美国共同发表《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体现大国担当。积极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行动计划，深入开展气候变化早期预警研究，多措并举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指出，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正给自然界造成危险而广泛的损害，全球大约有33亿至36亿人生活在气候变化高脆弱环境中。未来多种气候变化风险将进一步加剧，跨行业、跨区域的复合型气候变化风险将增多且更加难以管理。例如，在2℃温升水平下，所评估的陆地生态系统物种中有3%-18%将有可能面临很高的灭绝风险，直接洪水损失将高出数倍。因此，面对日益加剧的气候风险，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