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02】权力：日本社会运行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南开教授精讲

一、【本集要点】

1. 日本人为什么特别重视礼仪？权力与等级，塑造了各得其所的日本社会

2. 什么是日本人的国民性？对权力的绝对服从

3. 日本这套做到极致的等级制度，在其他国家适用吗？答案是否定的

4. 日本怎样用等级制的眼光看待整个世界？

二、【逐字文稿】

喜马拉雅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展，欢迎继续收听《透视日本》。今天我将继续为你解读《菊与刀》。

上节我们讲述了精读菊与刀的办法，就是抓住作者总结的惊人准确的底层逻辑，我再用自己的研究方法，为你解读它背后的深层利益。今天，我就用这个办法，为你解读日本社会的底层逻辑，权力与等级。

《菊与刀》说，日本是个等级社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国家的关系，都依赖于等级制度，追求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各得其所”。

不知道你怎么看，当年我读到这里，觉得这有什么好讲的？人类社会到处都少不了等级，学校里要搞正态分布，区分所谓优等生和差生，公司里要搞职业等级，区分普通打工人和高级打工人。本尼迪克特说什么日本遵循等级，美国就追求平等，但在她的时代，美国还在搞种族隔离呢！

但到了今天，我深深感受到了《菊与刀》的敏锐性。因为人性是有共性的，决定一个社会底层逻辑的重要观念，一定人皆有之，但程度的不同，就决定了文化的差异。在任何国家，权力都是决定社会构造的核心要素，区别只是，权力掌握在谁手里。但在日本这个国家，权力的作用表现得格外突出。

为了证明权力如何塑造日本社会，我给你举一个经常被误读的例子，就是，日本人为什么特别重视礼仪？有人说，这是因为素质高。但我在日本访学时，感觉不对啊，个人素质按说参差不齐，但日本人讲礼仪却高度统一，我向来是别人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人，结果在日本，人人和我鞠躬，导致我也天天腰疼，心理压力也很大。回国后，看到超市收银大妈爱搭不理的样子，我简直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太自然，太轻松了！

当时我也在想，会不会是因为文化素养的传承，导致他们特别讲礼仪呢？我得查查书！结果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说，是的，日本人遵守礼仪，是心理上对美无止境的追求，是一种道德训练，自我修行。我当时就信了。但后来我才知道，这本书是写给西方人看的，在缺乏日文资料的情况下，新渡户稻造直接照搬西方的骑士道，生搬硬套到日本武士身上，来争取西方人对日本的好感。如果按照他说的，日本人讲礼仪是为了满足对美的追求，那么天天鞠躬的日本人，应该沉浸在一个充满美的社会才对，为什么在日本生活的人，大多都觉得礼仪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呢？

我再来看《菊与刀》，感觉醍醐灌顶，本书指出，礼仪背后的本质问题，是权力，日本礼节绝对不是空洞的仪式，而意味着服从对方的权力。这一逻辑，我从日本学者芳贺矢一那里，看到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日本人特别害怕失礼，导致日本敬语极端复杂，一封信结尾的客气话，都能分出七个等级：“顿首”，“惶恐谨言”，“顿首诚恐谨言”什么的。礼节有多少等级，意味着人分了多少等级。他说，磕头的时候，对主子，头要够低；对主子的主子，要更低；那还有主子的主子的主子呢！要是低头的程度都一样的话，总会有人不高兴。日语经常会省略主语，也是为了把自己的存在感压到最低。我们知道，在我国的封建社会，也有鲜明的等级制度，但日本人为什么把对应等级的礼仪，分得这么细呢？

我认为，因为日本的等级制度太牢固，对日本人的生活影响太大了，必须要极端认真地对待。在每个日本人身上，都有一个等级标签，就是姓名。明治维新以前，拥有姓氏的，只有武士和贵族。一听姓氏，就能通过他的家族传承，知道他明确的社会位置，采取严格的对应规格。至于普通老百姓，只能有名字，没资格有姓。

在姓名这个标签背后，武士阶级和平民阶级，命运完全不同。平民要是被证明对武士不敬，武士就可以将其当场斩杀。遇到作为武士头领的诸侯队伍，平民要立即到路边跪下，不准抬头，挡路的平民，可以被当场斩杀。近代日本爆发过所谓的生麦事件，就是几个英国人，不给日本萨摩藩武士头领让路，结果就被当场斩杀，引发了英国和萨摩藩的战争。英国外交官阿礼国观察日本对平民的法律，感慨说，日本法律可能是世界上最血腥残忍的，大部分处罚，都是死刑，因为他们相信，触犯一项法律的人，迟早会触犯其他法律，所以不能给他们再次犯错的机会。我翻译一下，就是小时偷针、大时偷金，所以偷一根针，就要直接杀掉，把犯罪扼杀在萌芽之中。在当时，抢劫，要判死罪；诈骗，死罪；小偷小摸超过两次，也是死罪；一人犯罪，五家连坐，被处死的百姓，尸体还要被武士拿去试刀。

残酷的刑罚，造就了顺从的日本百姓，但顺从就能避免灾难吗？当然不能。权力不受限制，那么权力就会变得任性。幕府将军德川纲吉，可以说是个动物保护主义者，发布了一系列《生类怜悯令》，规定保护动物和弱者，这本来是件好事，但和绝对的权力结合到一起，就会变得极端。德川纲吉不光自己养了十多万条流浪狗，伙食比老百姓还好，还严禁杀狗、打鸟、钓鱼，否则就要一命抵一命，不是流放就是死刑。驾车不小心撞死了狗，车没收，遇到狗打架不及时拉架，导致狗受伤，在场的所有人都要判刑。日本人对此满腹怨言，但无人能够阻挡，一直到德川纲吉死后，这些法令才被废除。

将军的任性会搞乱日本，诸侯的任性，能在自己领地为所欲为。日本诸侯享有刑罚权，可以凭自己的喜好，决定属民的命运。著名文学家芥川龙之介有篇小说，叫《地狱变》，讲述了一个很有匠人精神的老画师，接到诸侯的命令，要画一幅地狱的场景，但画师表示，没亲眼见过，很难画好。这个诸侯就把画师15岁的独生女，一个可爱又善良，但不愿委身于自己的姑娘，绑起来，架上火，把她活活烧死，命令她的父亲紧紧盯着，画出“地狱的烈火，是怎样烧毁娇嫩的肌肤的”，结果这个画师画出了一副具备匠人精神，众人称赞的杰作，但画完，就上吊自杀了。芥川龙之介曾感慨，“修罗、恶鬼、地狱、畜生的世界，不总是在现世之外啊”。

我觉得，掌权者的残暴令人愤怒，被压迫的百姓的麻木和逆来顺受，更让人感到窒息。芥川写到，在现场，刚开始痛苦不堪的画师，看着女儿被烧死，却表情庄严起来，好像在回味看到那火焰和受难女人带来的喜悦，仿佛头上顶着光环，其他在场的看客们，也屏住呼吸，身心受到剧烈的震动。在历史中，日本的被压迫者也是这样，当他们发现命运已无力改变，那就转过来歌颂苦难，用压迫者的余威，为自己加上光环。至于看客们，反抗不了强者，就从更弱者的悲惨中，得到快感。戏剧学者河竹繁俊指出，日本人看到淫荡、血腥，残忍画面会心生快感，是江户时代病态的民众性格，统治者有意让人民从这些内容中得到释放，来压制人民对自我解放的渴望。

所以，什么是日本人的国民性？那就是对权力的服从。思想家福泽谕吉说，日本人精神的核心，在于对权力的服从心态，日本所有的人际关系中，都普遍存在倚重权力的现象。权力塑造等级，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构成了日本文明，统治者是上，是主，是内；而被统治者是下，是客，是外。

我认为，福泽谕吉的结论和《菊与刀》异曲同工，都认为日本社会的根本逻辑就是权力与等级，不同等级的人，各得其所，各守本分。但距离产生美，《菊与刀》对这种等级社会的描述，残酷不足，温情有余，仿佛每个等级的人，都恪守自己等级的职责，高等级的人也会考虑低等级的人的处境，和衷共济，上下协同，还说，日本要把这种各得其所的观念推广到国际上，这就是所谓的东亚新秩序，由居于更高等级的日本来履行自己的责任。但凡是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会知道，日本究竟为亚洲带来了什么。我觉得，这也是日本社会残酷的等级制度的外延体现。

日本这套做到极致的等级制度，在其他国家适用吗？答案是否定的。我在研究中，读过一份日军写于1944年的秘密文件，里面说，日本对中国人误判了，开战时以为中国人是极端顺从的，无条件服从强者的，但这误读了中国历史。中国人确实善于忍气吞声，但一旦不公不义最终超出了界限，中国人被逼急了，会不惜代价地反抗、同归于尽地反抗。面对不公，就算对方是至高无上的天子，也要坚决反抗，日本是无法消灭中国人的反抗的。

读到这里，我的眼眶湿润了。我从日文资料中，看到了太多这样反抗的故事。无论是长城上，浑身是血的最后一人，还要举起石头反抗到死的孤胆英雄；还是雨夜里，一个个拉响手榴弹自尽，誓死不当俘虏的被困伤员；还有被日军一遍遍彻底烧掉，一次次又重建起来，反抗到底的华北村庄，都在展示我们民族的生命力所在，那就是绝不屈服的反抗精神。

如果说日本文艺作品中的理想主义，是通过努力提高能力来取得成功的工匠精神，那么中国文艺中的理想主义，就是对反抗不公、反抗强者的勇敢精神的讴歌。四大名著中，《西游记》最为人乐道的是大闹天宫；《水浒传》说的是逼上梁山，替天行道；《红楼梦》说骄奢淫逸的大家族自取灭亡；《三国演义》，人们同情刘备阵营，并不是因为他姓刘，而是他站在弱者一方。

反观日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改朝换代的易姓革命，从来没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对高贵血统的否定，也从来不将反抗等级与强权当作民族精神的底色。长期以来，正如同福泽谕吉所言，几千万日本人被关在几千万个笼子里，顺从并屈辱地度过一生。福泽谕吉之所以成为日本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其实并不是因为提出了为我们熟知的脱亚入欧观念，而是勇敢地呼吁，日本人要起来打破等级的笼子。结果也许只是在固有的等级社会上，打开了一个小缺口，但已经足以让明治维新，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未来讲《明治天皇》一书时，我将为你详细讲述。

好了，今天我为你讲了《菊与刀》的一个核心观点：权力与等级，塑造了各得其所的日本社会。我围绕权力这个关键词，从礼仪、等级社会的规则、样态，国民的思想等，为你展现日本传统社会的特别之处。下节我将为你讲述，在这样权力和等级极致化的社会，人们的处世之道。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你，下节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