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节气，是如何融入百姓生活的

二十四节气是先民基于数千年天文观测而成，是在阴阳历的基础上，对全年的气象、寒暑、雨露、霜雪进一步细化与定位的宇宙秩序，具有“大数据”的意义。

二十四节气指导中国社会生活数千年，至今犹在发挥作用，彰显出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和强大生命力。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二十四节气有哪些文化意蕴？如何影响百姓的社会生活？一起来了解吧。

中华天文历法的构成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业大国，故尤其重视天文，力求多角度、多层次地把握气候变化规律。《尚书·尧典》记载，尧命羲和四子分赴四方，以鸟、火、虚、昴四颗恒星昏时在南中的出现之日，作为确认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标志。当时已知一个回归年的长度为“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已发明兼采太阳、太阴之长的“阴阳历”，已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尧据此“敬授民时”，指导农业生产。

其后出现的《夏小正》，分一年为十二个月，观察的恒星增加了参、织女、辰等，关注北斗斗柄的指向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开始记载“物候”，即不同气候下的鸟兽草木虫鱼的生存状态，如正月，惊蛰之后“雁北乡”；二月，“有鸣仓庚”；五月，“唐蜩鸣”之类皆是。

先民在黄道与天球赤道附近选择的四组恒星，分别称青龙、朱雀、白虎、玄武，每组七颗星宿，合称二十八宿，将其作为观测天体运行的坐标。近年湖北随州出土的曾侯乙漆箱盖上发现的北斗居中、二十八宿之名环列四周的图案，是为迄今世界上最早的有二十八宿之名的实物。到《礼记·月令》，已有四季，二十八宿都有昏、旦在南中出现的确切时间。物候每五天一换，记载更为详尽，如寒露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霜降的三侯，是豺乃祭兽，草木黄落和蜇虫咸俯。全年共七十二候，已形成体系。

二十四节气最早见于文献记载，是汉代的《淮南子·天文训》，乃是表示自然节律变化以及确立十二月建的特定节令，每月有二，月初、月中各一，月初的称为“节”，表示一个月的开始；月中的称“气”，是节的延续。每个节气都对应于太阳在黄道上每运动15°所在的位置，非常科学，误差仅1—2日，在公历中的日期基本固定，如清明在4月5日，冬至在12月25日。

先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以阴阳历为基础，以二十四节气为气候主轴，以二十八宿为星空背景，以七十二物候为参照，制定成彼此呼应的历法体系，公诸天下，作为指导社会生活的公共法则、生活节律，这在两千多年前，实属不易。

节气使社会生活规范有序

二十四节气乃是先民基于数千年天文观测而成，是在阴阳历的基础上，对全年的气象、寒暑、雨露、霜雪进一步细化与定位的宇宙秩序，使社会生活进入规范、有序的状态，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作用非同小可。

首先，确立了社会生活的基本节奏。《夏小正》尚无季节的概念，殷商时期唯有春秋二季，《月令》已有四季，二十四节气再作析分，将四季开始之日分别称为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立春，春木之气始至，故谓之立。”立夏、立秋、立冬之“立”，都作如是解。中国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生活节律由此肇始。因天之时而作，反对春行夏令，秋行冬令，成为中国人的传统理念。

其次，将气候之变有序化，均衡分布于四季，作为指导民间生活的法则。二十四节气将寒暑、雨雪、霜露、农事等事类，交互错综为一体，晓谕万民，如寒暑的顺序是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春夏之交，农事最为繁忙，依序为雨水、谷雨、小满、芒种。雨水，东风解冻，散而为雨水。谷雨，雨量充足，雨生百谷。小满，夏熟作物，籽粒开始饱满。芒种：有芒之种谷可稼种，此为农事之序。入秋，气温下降，则有白露、寒露、霜降。白露：露凝而白，天气转凉。寒露：露水以寒，将要结冰。霜降：天气渐冷，霜将降落。不可不加关注。

最后，依托节气，预测未来。“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农业生产流程漫长，当“见微知著”，洞察先机，预作准备。民间的许多节气农谚，都有预警作用，如需及时播种的作物，“芒种不种，再种无用”，“清明麻，谷雨花，立夏载稻点芝麻”；“芒种栽薯重十斤，夏至栽薯光根根”。节气日的晴雨，多预示后面的天气，如“立春晴，一春晴。立春雨，一春雨”；“立秋无雨，秋天少雨；白露无雨，百日无霜”；“伏里无雨，囤里无米”；“芒种刮北风，旱断青苗根”。节气日打雷与否，亦可判断其后旱涝，如“雷打立春节，惊蛰雨不歇”；“芒种打雷是旱年”；“立秋下雨万物收，处暑下雨万物丢”；再如节气前后气温关系，“春分不暖，秋分不凉”；“小暑热得透，大暑凉悠悠”等，不胜枚举。要之，无不井然有序，一切皆在掌握之中。

二十四节气形成于黄河流域，我国地域辽阔，南北气候条件不尽相同，各地民众在大的格局下，不断总结当地的节气特点进行调整，并形成富于当地特色的农谚，此不赘举。

节气如何融入治国理念？

二十四节气规划了社会生活的网格，故历朝历代多将治国理念与典礼仪式糅为一体，形成水乳交融的形态。

至迟在周代，便有冬至天子于南郊祭天的大典，旨在“大报天而主日”，即广泛地报答以日为代表的大自然化生万物的恩德。《周礼》在冬至祭天的基础上加上天子夏至在北郊祭地的典礼，使两者阴阳对称。由此，冬至夏至祭天地成为后世最高的祭典。《周礼》还有“春分朝日于东郊”“秋分夕月于西郊”的典礼，乃是在春分与秋分分别祭祀日月的仪式。今日北京的日坛、月坛便是古代祭日月的遗迹。节气与致祭对象的固定关系很多，如明朝清明祭泰厉、霜降祭旗度、惊蛰祭太岁诸神等，都是其例。

中国以农业立国，“民之大事在农”，入春，万物苏醒，劝课农桑是国策。《国语·周语》记载，春耕之前，“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天子要举行籍田礼，“王耕一墢，班三之，庶民终于千亩”。

节气日还是推行政教的最佳时机。历代政府从孝敬父母入手，树立博爱之心，“生事之以礼，死祭之以礼，葬之以礼”，以此提倡孝道。祭祀先祖，旨在追思与纪念，激励生者“光前裕后”，推进家族繁荣。祭祀的主要节点在清明、冬至与新年。

清明墓祭是生者与过世的亲人沟通的重要方式。为了使官吏有时间从容祭扫，唐朝首开清明放假的先例，玄宗时，“寒食、清明四日为假”，其后增加到七天。宋代寒食亦放七日假。宋《梦粱录》载，每至清明，“官员士庶俱出郊省墓，以尽思时之敬。”

冬至，是家庭祭拜之日。汉代，冬至官府要举行祝贺仪式，官员放假，商人停业，亲朋相互拜访，赠以美食。魏晋南北朝的冬至，帝王要接受方国和百官的朝贺。唐朝冬至，皇帝登歌，奏《昭和》，盛装出席各类活动。

陆游《辛酉冬至》：“家贫轻过节，身老怯增年。毕祭皆扶拜，分盘独早眠。”说的正是家内的祭拜。经司马光、朱熹等人的推动，宋代祠堂祭祖形成体系，而以冬至祭始祖为最重要。

祭祖传统，民国犹存。叶圣陶《过节》记如何在“上海弄堂房子地位狭窄”，“杯筷碗碟拿不出整齐的全套”的条件下，完成三桌祭祀；又说父辈的拜跪，“容貌显得很肃穆，一跪三叩之后，又轻轻叩头至数十回，好像在那里默祷，然后站起来，恭敬地离开拜位”，足见“祭如在”“临事而敬”的内心诚笃。丰子恺的《清明》说清明三天上坟，第一天寒食上“杨庄坟”，“茂生大伯挑了一担祭品走在前面”，大家跟他步行五六里路。正清明上“大家坟”，用两只船，整整一天。第三天上“私房坟”；说的也是族人的虔诚。冰心《寄小读者》说，清明扫墓，“也可训练小孩子一种恭肃静默的对先人的敬礼”。今日读之，朴茂之风依然感人。

节气如何融入文学创作？

二十四节气不仅深度契入农业、政教，亦深度契入文学创作。春生冬至时，夏尽秋分日，节气提示的暖寒、物候，总能引发人的情感变化，或喜悦，或伤感，或惆怅，或激越，诸多优秀作品由此而生。笔者以诗为例，略窥一二。

清明与寒食，是民间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主题是咏春，人们纵情于山水之间，徜徉于绿柳之中，流连忘返，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最具画面感。白居易的《寒食野望吟》，堪称境苦情真：“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别离处。冥冥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乌鹊在乔木上聒噪，谁家在清明寒食节哀号？纸钱在旷野外飞舞，重重的古墓上长满绿草。棠梨花与白杨树相掩映，尽是生死离别之地。亡者在黄泉听不到生者哭声，祭奠人已在潇潇的暮雨中归去，读之，令人伤感无比。寒食节全国禁火，意在纪念介之推，韩翃《寒食》的“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句，讥讽得宠的官宦之家，寒食节依然以烛火照明。

韦应物《清明日忆诸弟》意境非常凄凉：“冷食方多病，开襟一忻然。终令思故郡，烟火满晴川。杏粥犹堪食，榆羹已稍煎。唯恨乖亲燕，坐度此芳年。”寒食节偏逢罹疾，清明略觉愉快；始终思念故乡，江面满是祭扫的烟火。寒食剩的杏粥还能吃，榆羹稍加煎煮。我犹离群的孤燕，在此虚度年华。

白露、寒露、霜降相继而来，杜甫“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是传诵至今的佳句。天气渐凉，悲秋之情顿生，感慨人生易老。元稹《白露八月节》：“露沾蔬草白，天气转青高。叶下和秋吹，惊看两鬓毛。”草上的露水泛着白色，树叶被秋风吹落，猛然发现自己的两鬓已斑白！元稹看到在晚秋中渐黄的菊色：“寒露惊秋晚，朝看菊渐黄。”邵雍写到了衰草、西风：“寒露綴衰草，凄风摇晚林。”俞桂则感受到了虽然轻微、却是寒冷的风雨：“薄薄轻轻寒露雨，微微飒飒早秋风。”

冬至，一方面寒冬未尽，漫漫长夜，催人愁绪，落魄潦倒之人，倍感伤怀；另一方面一阳已生，希望已经出现，令人充满期待。故此日，借时抒怀的文人墨客尤多。龙辅“冬至宵难短，孤眠恨自长”句，难耐寒衾之意，最是直白。白居易的几首冬至诗，心境都不太好，如《冬至宿杨梅馆》：“十一月中长至夜，三千里外远行人。若为独宿杨梅馆，冷枕单床一病身。”再如《冬至夜怀湘灵》：“艳质无由见，寒衾不可亲。何堪最长夜，俱作独眠人。”又如《冬至夜》：“三峡南宾城最远，一年冬至夜偏长。今宵始觉房栊冷，坐索寒衣托孟光。”

杜甫的冬至诗，心情也颇郁结：“年年至日长为客，忽忽穷愁泥杀人。江上形容吾独老，天边风俗自相亲。”白居易的《邯郸冬至夜》，推想家人正在谈说蜷缩在驿站的自己：“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著远行人。”梅尧臣的《冬至感怀》含泪思念慈母，感慨世道不平，自古死于九泉者，谁能随冬至之阳复生：“衔泣想慈颜，感物哀不平。自古九泉死，靡随新阳生。”

当然，不乏在冬至之夜抒发家国情怀者。戎昱的《谪官辰州冬至日有怀》，感叹去年夏至头戴獬豸冠在长安，今年冬至却谪官在辰州，无由报国：“梦随行伍朝天去，身寄穷荒报国难。北望南郊消息断，江头唯有泪阑干。”杜牧《冬至日遇京使》乃客居江南时所作，于冬至日逢遇某入京使，乃托他捎给长安的弟弟，尽管“旅馆夜忧姜被冷，暮江寒觉晏裘轻”，但“牛李党争”下的朝廷之危最难释怀，故有“尊前岂解愁家国，辈下惟能忆弟兄”之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

夏商周三代，岁首有建寅、建丑、建子之别，秦则建亥。古代每逢改朝换代，改历颁朔是头等大事，奉谁家的正朔，岂可含误。周边藩国，亦必专程来京受历，以便回国“敬授民时”。那时东亚地区的时间表，是由北京颁布的。

辛亥革命后，主流思潮是“全盘西化”，人们以“新”“旧”作为评价一切的标准，凡旧皆非，凡新皆是。追随西方成为“政治正确”。1912年1月2日，南京临时政府发布《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宣布中国农历为“废历”，以西方的格里高利历为中国的“国历”，奉了西洋的正朔。

从汉武帝定太初历起，中国就将农历正月初一作为岁首，称为“元旦”。元，是第一；旦，是早晨；元旦，即一年的首个早晨，意即新年，两千年来未变。令人费解的是，政府宣布废除“旧历”，却将它的冠冕“元旦”摘下，戴到西历的头上！如此，农历成为没有岁首的“光头”历法，农历新年遂称“正月初一”。1914年，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向袁世凯建议改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此议仅“春节”被确定，其余未被采纳。

1927年初，国民政府总政治部成立“废除旧历运动委员会”，宣布“旧历年关，凡我政府所辖之行省内各机关、团体、学校，以及民众，不许放假庆贺、拜年、张贴春联、张灯结彩。”他们罔顾农历与中国社会生活的血肉关系，试图粗暴地作“政治解决”。1928年5月，国民政府提出废除旧历推行国历的八条办法，规定国历新年要放假庆祝，接待外宾、职员团拜和授予勋章等活动，均要在此日进行。某些地方政府模仿西方举办鸡尾酒会，邀请官员与社会名流参加。二十四节气、鞭炮、守岁、压岁钱等都属于必须扫荡的“封建迷信”。有的警察在路口劝阻民众拜年。凡售卖年纸年画、舞龙舞狮者，会被警局拘留。“新年好”“恭喜发财”之类的祝福语，被视为反动口号。潘光旦先生曾批评主张废历者，“但知维新，而不识历史与社会为何物也”。

一个世纪前，曾有文化人撰文咒骂农历是“中国妖魔鬼怪的策源地”，如今春节已是世界上最盛大的民族节庆，二十四节气已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央视新闻联播，每逢节气日都会告知全国并作介绍；至盛暑、严寒之期，必与全国人民一起“数九”“数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之强大，令人由衷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