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凯旋读卡夫卡《审判》:阻碍人们认识真理的,是我们内心的牢笼

景凯旋读卡夫卡《审判》:阻碍人们认识真理的,是我们内心的牢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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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天早晨,银行高管约瑟夫·K还躺在床上,两个陌生人突然闯进房间,宣布他遭到逮捕,然后就坐在桌子边大吃大喝他的早点。根据勃罗德的传记,在卡夫卡给朋友们朗读《审判》的第一章时,大家都笑起来,而他本人笑得“特别厉害”。看过卡夫卡忧郁神情照片的人,大概很难想象卡夫卡开怀大笑的样子,不过,对于他朋友们的反应,人们却不会感到太过惊讶。

因为他们也跟卡夫卡一样,跟K一样,生活在一个法治国家里,按照另一个犹太作家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战前的奥匈帝国正处在太平的黄金时代,整个社会相信进步的观念,国家赋予每个公民权利,法律公正,秩序稳定,人人按照法律行事,对自己的未来都有良好的预期。而卡夫卡的《审判》则是一个荒诞的故事,这样的事只能在噩梦中才会发生,对于现实中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人们的反应往往是笑声。

“一只笼子去寻找鸟儿”

K一开始也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事,他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处境,认为没有人有权任意支配他,他拿出身份证,要求对方出示逮捕证,但来人却说,他们只是执行上面的命令,不知道逮捕他的原因,并警告他要清楚自己的处境,因为上面是不会错的。这时候K想:“如果他去打开隔壁房间的门,或者打开通向客厅的门,也许那两个人不会有胆量来制止他,也许这是解决整个事件,使其告终的最简单的办法。”

假如K真的这样做,下面的故事就不会发生了,可是K随即又想到:“他们也可能会抓住他;他只要一被抓住,就会失去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拥有的优势。”于是他放弃了这个办法,回到自己的房间。什么是K仍然拥有的优势?是镇定自如。这是对司法机构的信任,法庭终究会给他一个满意的解释,抑或是对司法机构的不信任,如果他此时抗拒反而证明自己心中有鬼。

他的房东和邻居似乎也抱着同样看法,对于K的无端被捕,他们全都漠然视之。在等待审讯的日子里,K被允许照常上班,好像世上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卡夫卡的作品总给人一个印象,周围所有人都活在真实的现实中,唯有主人公活在梦中,这是无比真实的细节与荒诞不经的情节相融合的结果。在这部小说中,卡夫卡采用的第三人称叙事不是全知全能视角,而是主人公的视角,只有主人公知道可怕的事正在发生,而且只发生在自己身上。

K的初审就已具有这种独自面对一个敌意世界的典型特征。他接到电话通知,在一栋住户大楼里挨门逐户打听,转悠了很久才找到审判厅,大厅里挤满了人,多数人穿着青上衣,外面披着旧式长外套。预审法官翻着笔记本说:“你是油漆装饰匠?”“不对,”K说:“我是一家大银行的襄理。”这个回答使在场的人开心得大笑,K也不由得笑起来,指出法官的问题显示了这次审判的特点,他们也许是抓错了人。

显然,K觉得自己遭遇到一个错案,他必须洗清罪名,但他不知道自己的罪名到底是什么,甚至不知道是谁发出了逮捕他的命令,这使他不得不一再为自己申辩,表现出对司法机构的抗拒。接下来,K再没有接到审讯通知,他找到原来的审判厅,那里如今空空荡荡。K的叔叔从外地赶来,带他去找律师,照顾律师的护士莱妮告诉他:“记住我的忠告就行啦,以后别再那么倔强;你斗不过法院,你应该认罪。一有机会就认罪吧。你不认罪,就不可能逃出他们的魔爪,谁都无能为力。”

对于莱妮和K周围的人来说,这是普通人的常识,既然法庭要惩罚一个人,这个人就一定是有罪的。K开始思考现代法律制度,在他看来,“法律不鼓励辩护,只是允许辩护。”律师向他解释说,法院根本不把律师放在眼里,甚至还希望取消辩护律师,预审法官都是听命于上司,因此,最重要的是律师与法官的个人关系,许多律师往往采取行贿的方式,向委托人吹嘘自己与法官的私人交情。

为了替自己辩护,K认识了一个画家,这个画家常给法官们画像,知道许多法庭内情。画家告诉他,有三种无罪开释的形式,即彻底宣判无罪、诡称宣判无罪和无限期延缓审判。第一种例子从来没有发生过。第二种是设法使低级法官签署无罪判决书,但这不是终审判决,案子会在各级法院呈转,甚至相隔很长时间,只要上面一有命令就会重新安上罪名。第三种延缓审理是最好的方式,诉讼停留在开始阶段,不再继续往下进行,但被告必须不时去会见主管法官,提供一些新的证据,好处是不用时时担心、焦虑和紧张。

这使得K更加相信,法院是个毫无意义的机构,一个刽子手就能胜任。他始终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没有人能告诉他,这个答案只存在于从不露面的最高法院那里。他解聘了律师,因为在他看来,律师本质上不是为被告服务,而是为法庭服务,就连律师和画家的房子也属于法院。说到底,法院这个官僚机构正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代表了世俗权力的神圣化。就此而言,卡夫卡已经天才地预知了后来全能国家的出现:一个像机器一样运转的现代权力体制。

按照纳粹制度的研究者、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的观点,现代官僚机构具有一种理性的客观化功能,即造成执行者与对象之间的心理距离,这种心理距离使得暴力的执行者可以保持冷然的道德中立,将施暴的对象非人化。组织纪律取代道德责任,成为行为的规范与美德,执行者只知道忠实地执行命令,根本不想去了解行动的目的,因为他遵从的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职责,而不是个人的道德判断。这就是现代权力机制对于个体的压倒性力量所在。在从前,当一个人无辜遭到别人指控时,他会感到愤怒,奋起抗争,但到了现代,当一个人无辜遭到一个权力机构指控时,他却会首先产生自我怀疑,而且越到后来就越感到自己有罪,因为现代权力机构的神圣化源于它的匿名性、非个人性和不可抗拒性。它的重要功能就像卡夫卡的一则格言所说:“一只笼子去寻找鸟儿。”面对这样一个非人化的现代机制,一个人的内心只会产生深深的无力感,最终不得不屈服。

“他死了,但这种耻辱将留存人间”

不久后的一个晚上,两个男人来到K的住所,一言不发地把他带走,“一出大门,他们就以一种他从未见过的样子抓住他。他们的肩膀紧紧顶着K的后肩,但并不弯起胳膊肘,而是伸直手臂,压住K的胳膊,以一种训练有素、灵巧熟练、使人无法反抗的方式将K的双手压得不能动弹。K挺直腰板,在他们中间走着;这三个人联成一个整体,只要有一个人被击倒,大家就会一齐倒下。只有无生命的东西才能组成这样一个整体。”

这段话太有卡夫卡的描写特征,K突然明白,反抗是毫无用处的,即使他反抗,也称不上是英雄。他们来到郊区的采石场,两个刽子手互相谦让着,K在旁边安静地等待,这时他看见采石场旁边的一座房子开了灯,一个人突然探出窗口,双手伸出窗外。“这个人是谁?一个朋友?一个好人?一个同情者?一个愿意提供帮助的人?仅仅是他一个人吗?还是整个人类?马上就会有人来帮忙吗?是不是以前被忽略的有利于他的论点又有人提出来了?当然,这样的论点应该有。逻辑无疑是不可动摇的,但他阻挡不了一个想活下去的人。他从未见过的法官在何处?他从来没有能够进入的最高法院又在哪里?”

勃罗德称这是又一个古老的约伯问题,即世上到底存不存在正义?勃罗德想将它引向犹太和神性的解释,上帝的尺度不是人类的尺度,这是导致卡夫卡不安的根源。但是,从卡夫卡的生平看,他其实并不笃信宗教,而是始终站在人的立场。在《审判》第九章,教士在大教堂向K讲述了《在法的门前》的故事,这个故事寓意复杂,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宗教大法官》,因而常常被世人单独拿出来讨论。

一个乡下人来到法的门前,要求见法。守门人告诉他,现在还不能放他进去,如果他硬要进去便会遇到里面许多更有权力的看守。乡下人于是决定,最好还是得到许可后才进去,他就这样等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变得越来越衰老病弱,模糊的老眼看见“一束光线源源不断地从法的大门里射出来”。临终前,守门人走到他身边,俯在他耳边说,这道门就是专为他开的,现在乡下人快要死了,守门人要去把门关上了。

听完这个故事,K的第一反应是,守门人歁骗了那个乡下人,在最后时刻才把真实的消息告诉他,教士反驳说,守门人只是忠实遵守了职责,尽管他对法的内部也一无所知。实际上,他比K更惧怕里面那些职位更高的守门人,因此他也是受骗的,甚至他比乡下人更不自由,由于守门人背对着门,他甚至还看不见大门里射出的那束光线。乡下人可以随时离去,他却不能擅离职守,既不能提前关上大门,也不能擅自走进大门。

教士承认,守门人的确头脑简单,但又认为守门人代表了法的尊严,必须将他的话当作必然的东西来接受。K于是得出结论:“这会把谎言变成普遍准则。”但是,这还不是最后的论断,因为这个故事可以引出各种结论,教士只是选择了一个最容易回答的问题,一个奥威尔和鲍曼就可以很好解答的社会学问题:现代权力社会的实质。

这就是卡夫卡的深刻之处,他发现了事物的多义性,把最复杂的形而上问题留给了这个世界。“一束光线源源不断地从法的大门里射出来”,正是这束光吸引了乡下人,让他徒劳地等待了一生,这束光看上去源于某个绝对之物,它是权力、正义、至善、理念或启示?是法、道、爱甚或是虚无?这是一个未解之谜,是一个柏拉图洞穴的故事,只有走出洞穴才能看清那个唯一的光源。对于卡夫卡来说,这道光源是人内心的“不可摧毁之物”。

可是,评论家们却似乎很少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乡下人为什么不径直走进法的大门?卡夫卡仿佛只是无意中提到一句,教士说门里面还有许多更有权力的看守,乡下人于是就不敢进去了,就像K最初被捕时决定不走出房间,尽管他明知自己无罪,但他潜意识里却惧怕高深莫测的权力。

那么,在此之前,有没有人曾经走进过法的大门?

我们应该还记得,这道门只是为乡下人而开的。就是说,这是一个悖论,法的大门只是为那些不敢进去的人而开的。这让我想起两年前一个真实的见闻,一个人想要走出封闭的小区门,他小心翼翼地问门卫,自己可以出去吗?门卫随口回答道:“这个门本来就是开着的。”正是这件事让我突然间明白了《在法的门前》的寓意:阻碍人们认识真理的,其实是我们内心的牢笼。

意识到世界的绝对性,却无法抵达绝对之物,显示出人类最深刻的无能,这无能来自人的属性,来自人的内心。这就是卡夫卡带给我们的启示,他比任何作家都更深刻地表现出现代人的困境。我甚至觉得,代表二十世纪人类精神的人是卡夫卡。在中世纪,人们在宗教权威下不知道人之为人的道理,而在现代社会,人虽然成为了目的,同时又成为了世俗权威的奴仆,受害者与迫害者自愿地“联成一个整体”。然而,也正是因为意识到自己是人,K即使无力抵抗外在世界,但他在内心也从未接受这个世界。

像K一样,卡夫卡小说中的所有人物一直都在抵抗,每个主人公面对困境时都表现出阿伦特所强调的“行动”,尽管结局总是归于失败。最后时刻,当刽子手在采石场把刀插入K的心脏,在皎洁的月光下,他感到自己像一条狗似的:“他死了,但这种耻辱将留存人间。”

他之所以感到耻辱,是因为他依旧保持着人的意识,在临终前仍能瞥见采石场旁边一个房间的灯亮了,露出一个伸出双手的身影,像是在呼唤。

K认识到自己在探索真理上是失败了,他对自己的内心进行了审判,得出永久耻辱的结论。在给勃罗德的一封信中,卡夫卡曾写道:“我们正是带着自身的一些弱点,去想方设法认识自己。”在这个意义上,《审判》这部小说构成了卡夫卡式的终极悖论,人的耻辱感源自人内心的脆弱,同时也源自人内心的不可摧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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