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丨《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盐政与徽商如何影响了淮扬地区的兴衰？

盐政与徽商如何影响了淮扬地区的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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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笔记 

徽商，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商帮集团，崛起于明代中叶。复旦大学王振忠教授的《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是国内第一部有关徽商与区域研究的专著。

一、徽商与明清两淮盐政变革的关系

中国古代盐的产量是固定的，有着严格的管理程序。明朝建立之后，盐政方面实施开中制度，利用盐务的高利润，吸引商人来帮助解决部分地区缺粮的问题。由于招商的数额有限，纳粮的地方又多是北部边疆，徽州位于今天安徽南部，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徽商竞争不过位于边境的山西晋商。

到了明代中叶，朝廷为了增加盐税收入，开始改革开中法，允许盐商以钱代粮，徽商的地位就实现了彻底的扭转。明清徽商的崛起，就与这些盐政制度改革有着紧密的关系。

所谓盐商以钱代粮，就是将原来运粮到边疆才可以换来食盐销售权的制度，变革为商人可以持有钱财直接到两淮各产盐区购买食盐售卖。由于徽州地区接近两淮各盐场，徽商便大批涌入扬州经营盐业，徽商就此快速发展起来。

而对徽商来说，受到盐的丰厚利润吸引，为了专营权会想方设法结交权贵乃至最高统治者。徽州盐商通过联合封建权贵，获得政府的特许经营和庇护，在商业竞争中占有绝对优势，成为明清第一大商帮。

由于权贵干涉盐政，盐商占窝也逐渐成为普遍现象，造成盐政败坏，盐税收入下降。万历四十五年也就是1617年，为了改革盐政，增加财政收入，明政府又开始推行纲盐法。这相当于把专营权固定，并使得专营权世袭成为可能，进一步扩大了徽商的势力。

所谓的纲盐法，就是将全国的盐分为十纲，每纲大约三十万引，也就是1.2亿斤，某年的产盐量确定为某纲，例如己卯年的盐为“己卯纲”。所有盐引，招商认领，额满为止。不同产盐省份的食盐的销售范围，由朝廷划定，叫“引地”，各地商人均不能越过引地销售食盐。

以淮北、淮南两淮盐场为例，淮北盐场销售区域包括安徽、河南等府县；淮南盐场区域在全国各产盐区中范围最大，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大部分府县以及安徽部分府县。因此，明清两淮盐场盐税收入，占到了天下的一半，盐商也获得了巨额利润。

可以说，徽商的鼎盛与两淮盐政制度的变迁关系很大；但是在这其中，“总商”制度、“月折”制度以及务本堂机构，与徽州的家族制度，都起到很大作用。

明朝万历年纲盐法实行以后，运销官盐的商人，即纲商，就基本固定了。 统领这些纲商，在政府和盐商之间作政策和事务沟通工作的商人，叫“总商”，他们还要管理“散商”，也就是不在册的盐商。总商一般是由纲商公推，也有的是朝廷指定的。相较于纲商，“总商”财力更雄厚，与官方打交道的能力强。可以说，盐政总体上掌握在总商手里。清朝扬州的八位总商，一半都是声名煊赫，富可敌国的大徽商，其中棠樾（yuè）鲍氏的资产更是高达三千余万。

乾隆中期，又出现了权力空前巨大的“首总”，从此两淮盐商就形成了首总—总商—纲商三级结构。 “首总”依靠“务本堂”这个机构来管理两淮盐政。在徽州人眼里，“务本”含义是经商、读书和务农，所以徽州本地和淮扬地区的徽商家庭都有“务本堂”的建筑。

“务本堂”本来是盐商办事的地方，但是徽商频繁捐献，事务繁忙，逐渐控制了两淮盐政衙门，徽商也就成为两淮盐政的实际控制者。

清代继承了明代的纲盐法，一直到了乾隆年间维持不变。纲商需要资本雄厚，如果纲商无力承揽盐引，官府就需要另外招募新人。所以，商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利，往往向政府和皇帝直接行贿，也就是“输献”，以致清朝乾隆末年盐政因为大量亏空而废弛。

康熙年间，皇帝与徽商过于密切的交往，这既造成了盐政废弛，也为徽商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徽商与封建王朝的关系过于紧密，甚至连为一体，一荣俱荣，一衰俱衰，一旦他们所依附政府权力结构中稍有变化，就容易造成商人命运的变化；或者一旦官方的政策不予支持，徽商也就随之衰败。光绪年间，清政府在两淮实行盐政改革，废除纲盐法，从根本上取消了徽州盐商的垄断特权，再加上徽商历年积欠课税，被政府抄没家资以冲抵欠亏，徽商纷纷破产。

2、 徽商的社会流动及其影响

徽商在淮扬各地大量的“占籍”，由此产生的徽商后裔的社会流动以及财富的聚集，不仅提高了徽商的社会影响力，深刻影响了淮扬地区经济、市镇体系、人口流动。

徽商考中进士的数量庞大，明清时期考中进士的徽商子弟，数量高达618人，而明清时期整个安徽省也才两千多人。

徽商如果外出做生意，徽商子弟也跟随父兄迁居各处；所以自明代中后期在扬州崛起之后，徽商子弟入学和参加科举考试就是一个大问题。徽商另辟蹊径，就是舍“商籍”而变为“占籍”，因为“商籍”是临时性的户籍，而“占籍”则是既有淮扬地区的户籍，又保留徽州本地的户籍。所以很多徽商子弟就两地重复应考，这也提高了徽商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的积极性和成功率。

徽商将大量财产留在占籍地而不是回馈徽州本地，这种土著化的模式影响很大，而淮扬社会文化在明清时期达到最高峰，正是靠徽商的财富所滋养。

比如扬州就因为徽商而焕发生机。徽商迅速发展，又借着康熙和乾隆的南巡契机，在扬州大兴土木，使得整个城市焕然一新。 从康熙年间开始，扬州新城东南部被称为“河下”，成为徽商的聚集地，也成为扬州的富人区。

与扬州相邻的淮安也因为徽商而日趋繁荣。 徽商聚集的地方，都会深刻改变当地的社会风貌。镇江被称为“银马头”，意思是白银集散的地区，正源于经营典当业、钱庄的徽州商人财力雄厚。而两淮食盐销售的中心——汉口，则被称为“船马头”，它是两淮食盐转运销售的最大城市。与扬州一样，汉口的盐商主要也是徽商，汉口地区的徽州会馆、紫阳书院等都是徽商所兴建，汉口有童谣说，“哪怕你湖北人再刁，徽州人也要买断汉口的腰”，可见汉口徽商势力庞大。

三、徽商与东南文化变迁的关系

明代中叶以后中国社会风尚习俗的剧烈变化，与当时东南盐政制度的重大改革有关，扬州的城市文化则代表了东南文化发展历程，与徽商兴衰同步。

聚集在淮扬地区的徽商财力雄厚、人数众多，形成了以豪奢风雅为主要特征独特的盐商社区文化，也就是 “盐商派”或者 “扬气”的生活方式，其中的代表就是扬州徽商的社区文化，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淮扬的徽商社区有浓厚的徽州风俗烙印。 第二，徽商社区的奢侈性消费在淮扬地区影响巨大。 第三，徽商社区重视文化产业，促进了淮扬地区的文化发展。而且，与国内其它比如晋商、宁商等商帮相比，徽商贾（gu3）而好儒，商而兼仕，官商相联。因此，徽商子弟考中进士为官的很多。在徽商社区文化的深刻影响下，扬州市民文化蓬勃发展，呈现出追逐奢侈的生活特点。

盐商过度奢侈的生活，是造成自身衰落的重要原因。徽商每年捐输数量巨大，惯例是两淮盐运库先行垫款，然后商人逐年还款，造成商人负担越来越重，而国家也亏空了盐税。此外，太平天国兴起，主要战场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食盐销路被断，盐商愈加困顿。随着四川井盐的崛起和两淮盐场地理条件的衰退，两淮盐商彻底走向没落。

盐商的没落直接导致淮扬社会的衰败。随着上海的崛起，扬州全国金融中心的地位也让步于上海，扬州沦为上海所需商品的初加工地。 事实上，扬州的衰落和上海的崛起，意味着传统淮扬文化乃至东南文化的式微，本质上是盐商社区文化的彻底衰落，以及近代资本主义城市文化的兴起。

书名：《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

作者：王振忠

撰稿人：不敏（青年学者，自由撰稿人）

编辑：枫窗 马云琪 郭琛

主播：石头说话2017

制作：匀绮工作室

监制&运营:郑涵 梁符航

总编辑:赵雅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