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9文化兴寺

第九集  文化兴寺

上一集我们讲到七塔禅寺“华严阁”一楼有个“继远堂”，门口钉着一块铜标牌。上面介绍了一个日本人，叫“策彦周良”，他是日本战国时代临济宗的一位高僧。他与“继远堂”又有什么关系呢？

据铜牌上介绍，这位“策彦周良”是明代中日勘合贸易时期的一位遣明使，也是官方承认的最后一位遣明使，曾多次访问中国。在宁波期间，他曾5次到过七塔禅寺，参访的经过都记录在他出使的日记当中，还明确提到自己曾到过“继远堂”。根据他的描述，当时殿堂内有副对联“竺国宗枝大，天台气象新”，表明当时七塔寺是天台宗和禅宗双子争辉的局面。正是由于他的记录，才填补了部分因寺院历经劫难，许多珍贵历史资料遗失留下的历史空白。这“继远堂”也正是根据策彦周良的参访记录复原而来。在这里，还曾举办过七塔禅寺“海丝”文化与佛教中国化文化建设成果展呢。

七塔寺与日僧的渊源，除了策彦周良访七塔，我们还得说到一位被称为“天下维那”的栖心寺禅师。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维那”。它是寺院管事之一，宋元以后寺院所设的维那，主管僧众威仪，进退纲纪，通俗理解就是寺院里的监察官。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三月，日本派遣使节来宋，向明州致书讨教佛法，说是讨教，却要求当场开启信函并作答。这往好听的说是来求教佛法，说句难听的那不就是来刁难、示威，挑战中原权威吗？事关国体，明州知州不敢怠慢，马上召集郡内众僧前来共同应对。没想到，当时众僧皆是眼观鼻、鼻观心，没人敢出面应命，令得堂上气氛一时紧张又尴尬。紧急关头，栖心寺当时担任维那的一位法师大胆跨出一步，说道：“日本国文字与我中华文字同源，有什么难解的！”向知州施了一礼，得到许可后，便果断打开信笺，当众读取信函内容，边读边在有错讹的地方掐一下纸作下记号，待信函读完总共掐了7次。回头向日本使节说道：“日本国人想学习中华文字，未学到位，错漏不少。”于是便针对信中所提的问题逐条进行了解答，还将七处错漏逐一进行分析，指出症结所在，听得日本使节心服口服，惭愧而退。七塔寺的维那刹了日本使节的威风，让“东南佛国”的美誉实至名归。事情一经传开，“栖心维那”变成了“天下维那”，美名晓喻四方。当时与“栖心维那”交流佛法的日本使节重源将这件事情记录了下来，因而今天的我们得以知晓当年的情形。可惜，被称为“天下维那”的栖心寺法师到底是谁？重源也未曾记载，我们至今仍找不到更多史学资料加以考证，这又成了一个千古谜题。

听到这里，伙伴们是不是觉得，宁波鄞州的三大寺院怎么都与日本佛教渊源颇深呢？那是因为古代明州地理位置特殊，它既是中国大运河的终点，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自古便是我国沿海重要港口之一。宁波，特别是自唐代遣唐使开辟去日本列岛的航线以后，几千年来，丝路帆影交错不断。东方大港不愧为东亚文化之都，佛学、建筑、书画、工艺、禅茶米食等东土文化不断向日本及朝鲜半岛输出和蔓延，影响极其深远。近二十年来，在可祥法师带领下，七塔僧众继承传统，与港澳台地区，日韩、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以及欧美、澳洲等全球各地都开展了广泛的佛教文化交流，让临济法脉得以遍布四海。

好了，现在我们坐电梯，下到地下一楼，来到报恩大讲堂。这个现代化设施齐全的多功能厅也是2016年新落成的，可同时容纳200多人召开会议、举办活动，为使大讲堂内有更好地自然采光效果，设计时天花板的部分采用了天井式设计，通过大块的钢化玻璃从地面透光到地下室，同时还要兼顾防水防漏功能，着实为工程增加了不少难度。在这里曾经举办过佛教类的学术研讨会、各类培训班、公益大讲堂以及各类文化交流活动，公众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是七塔禅寺实践“文化兴寺”理念的主阵地之一。近年来，七塔禅寺与多位佛教专家学者联合发起成立了浙东佛教文化研究院和佛教中国化研究中心，举办过多届天台佛教学术研讨会，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大讲堂中还有一排玻璃展柜，《七塔报恩丛书》以及七塔禅寺践行佛教中国化建设的各项成果都陈列其中。寺院还于2007年、2010年和2017年三次主持制定和修订各项规章制度，集成《七塔报恩规约》，可视作七塔禅寺现代化管理的里程碑。

在大讲堂的东侧，有间现代化的办公室，那是《报恩》杂志的编辑部，墙上有一张非常珍贵的老照片《宁波七塔报恩禅寺合山大众欢迎圆瑛大和尚进院留影》，这便是圆瑛法师1929年通过“神人双选”荣任七塔禅寺住持时与寺众一道留下的唯一一张合影。隔着时空，圆瑛大和尚、虚云老和尚、谛闲大师、慈舟大师、兴慈大师等一代佛门巨匠就在眼前，诸师威严，高山仰止。透过照片中一张张朴实无华又饱经风霜的脸庞，耳畔听得“凉夜窗情”那如丝如缕、如泣如诉的哀婉韵律，顿感历史如此真实、却又觉心情无比沉重。透过这张泛黄的老照片，不知唤醒了这城中多少人的集体记忆。逝者已矣，生者如斯，山河虽无恙，吾辈当自强。（小贴士：在微信视频号搜索“七塔禅寺”能看到介绍这张珍贵合影的介绍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