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里的中国⑧|年过三十，拖家带口去“港漂”

大年初四，我见到了高中同学筱爽和她的丈夫希川，他们还带来了七个月大的女儿珞珞，肉嘟嘟的小脸蛋，总是好奇地张望着一切。“我有很多感受想和你分享。”筱爽兴冲冲地打开了话题。

我们在去年春节假期见过一面，那是一次久违的重逢，2020年我在成都参加她的婚礼，三年过去，她有了很多新的变化，她告诉我，她怀孕了，还通过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生面试，她决定和丈夫举家搬到香港。

我们聊起，最近几年我们的高中同学中有好几个重返校园甚至出国继续深造，他们原本都有不错的职业发展，却纷纷在工作近十年的节点选择离开“轨道”，冲向“旷野”。

筱爽的故事略有不同，这不仅是她的个人选择，也是一个家庭的漂移。中年职业倦怠、母职与学业的困境与平衡，丈夫全职育儿颠覆传统家庭分工、异域环境文化的融入与冲突等诸多切面让我意识到这是一段值得被记录的经历，我与她约定，2024年的春节，或许我可以写写她的香港故事。

过去的一年，香港与内地全面通关，港府首次取消了“优才计划”的年度配额限制，2023年1月1日起实行，为期两年，内地与香港的联系重新紧密起来；从未想过自己会去香港的筱爽，也在这一年解锁了新手妈妈、博士生等多个身份，体验着一段全新的旅程。

搬家去香港

2023年年末，筱爽一家搬入了香港白石角一处30多平方米的公寓。行李还没有寄送到，夫妻俩手忙脚乱地收拾了一通，凑合着过了一夜。12月31日晚上，两人在公寓里简单地煮了一顿饺子和蔬菜，小区传来了倒计时欢呼声，他们才意识到，2024年新年已经来临。

过去的一年对于筱爽和希川来说是充满变化的一年。7月，女儿珞珞出生，在坐月子的筱爽推迟了博士入学的时间。8月，希川休陪护假期间准备雅思考试，10月，筱爽产假结束，工作合同到期，她办理离职，12月初，希川辞职，两人到香港看房租房……

在此之前，筱爽和希川一直生活在成都，筱爽在一所高校任教，专业是英语翻译，希川是一名程序员。关于职业上的困惑，我曾几次听她提起过，她工作得并不开心，文科就业面本就狭窄，她对学术充满兴趣，可是如果想跳槽到更好的高校，还是需要一个博士文凭。

筱爽考虑过回母校读博，这样两人的生活不必有太大的变动，“但是太卷了”，导师告诉她名额有限考博需要排队。一个偶然机会，筱爽被引荐给香港中文大学一位老师，她获得了全奖offer。

去年3月正在医院产检的筱爽收到了港中大的博士生录取通知书，夫妻俩决定生完孩子后带着孩子一起去香港。原本工作不错的希川辞职去陪读，并且在家承担更多的育儿责任。长期以来，传统家庭分工中，作出如此妥协的角色通常被默认为是女性，去年春节见面时，我和希川聊起这个话题，他笑笑说，他更体谅妻子工作是否开心，“希望她能有更好的发展”。

筱爽为丈夫和女儿申请了受养人签证，为了日后在香港的发展，希川在去年申请了香港“优才计划”。

2022年10月19日，香港行政长官最新《施政报告》首次取消了优才计划的年度配额限制，2023年1月1日起实行，为期两年。所谓“优才计划”是港府2006年开始实施的一项人才引进计划，以往的优才配额为每年4000个，取消配额意味着2023年和2024年极大地放宽了申请难度。

希川的行业也在“优才计划”人才清单的列表上。去年见面时，他们曾向我提及未来的规划，希川准备找一份可以居家办公的工作，承担主要的育儿责任。

手忙脚乱的育儿

不过，现实生活中育儿任务的困难和繁重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以前我的同事都说休陪产假带娃比上班还累，我不相信，现在才是真的体会到了。”希川感叹。

刚到香港，希川就感染了流感，他一边发着高烧，一边照顾孩子，情绪很崩溃，“他当时嚷嚷着说要带女儿回成都。“筱爽事后开玩笑说，好在两人始终相互扶持，这一段小小插曲就此过去。

只有几个月大的婴儿需要照料者全部的注意力。“她几个小时醒一次，醒来要喂奶，要换尿不湿，还要玩耍，玩累了继续睡，几个小时来一轮，不断地在循环。”筱爽形容这是一个24小时随时待机的过程。

开学的第一个学期，筱爽只选了两门课，时间和上课地点不固定。只要是不在学校的时间，筱爽都在家带孩子，学业压力很大，写论文的时间只能安排在深夜哄孩子入睡之后。目前孩子也还没有断母乳，晚上婴儿啼哭筱爽就要起床喂奶，睡眠一直断断续续。

重返校园，筱爽最开心的是学校有很多她感兴趣的讲座、展览等活动，但因为照顾孩子，只有极少数活动她才能抽空参加。这是她第一次觉得，也许遵守社会时钟，硕士毕业就继续读博会有更多自由。

筱爽对新生活充满了新鲜感。周三下午，她给本科生做助教，老师是荷兰人，学生有香港本地学生，有内地学生，还有不少是国际生，课堂是交流性质的，跟她在内地高校上课有很大的不同。“你会感觉到学生的很多想法很original，是经过独立思考产生的，不是从其他地方看来的。”

学校里像筱爽这样已婚已育的博士生也有，但是拖家带口来港的很少。筱爽的一个女同学，孩子与丈夫就生活在内地，夫妻俩长期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导师不会歧视婚育女性的学术能力，他们可能会关心你房子有没有租好，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但是不会觉得你因为要带孩子就做不好学术。“

筱爽了解到，香港的育婴院也叫日间托儿中心，接收满月至两岁的孩子。公立免费的托儿中心受社会福利署监管，若需要申请名额，家长提早排队轮候即可，有的机构在母亲取得怀孕证明就能开始排队，最早可以在孩子满月后入园。

筱爽准备去实地考察一下托儿中心，但她担心现在女儿太小不适应，想等到珞珞满一岁再送去。于是，为了解决眼下的育儿难题，她想到的方案是，要么花钱请菲佣照顾孩子，要么全家搬到深圳，把母亲接过来照顾孩子——从经济角度来看，第二个方案更优。

双城生活

学业之外的生活，与从前也有很大差异。在成都的时候，他们周末可以约着朋友聚会吃火锅，每个月回家看望父母，日子过得自在巴适。

希川是个“酒店控”，之前他和筱爽经常去打卡各种特色酒店，家里停电了去住酒店，庆祝生日去住酒店，探亲访友去住酒店……有了孩子之后，爱好不得不搁置，他们最常住的是深圳的酒店，因为每周他们都会去深圳，有时是采购，有时是给孩子打疫苗。

2023年年初，香港与内地全面通关后，港人北上深圳消费热情一直高涨，引发社交平台热议，甚至有旅行社推出了“超市旅行团”，带团友去扫货。在这波北上消费热潮中，山姆超市最受欢迎，吃穿用俱全，且价格便宜，甚至有跨境巴士公司开辟新线，人称跨境的“山姆专线”。

“每周我们通关去深圳，都会看到很多香港大爷大妈。”筱爽对这波逆向代购印象深刻，她也是扫货队伍中的一员，就拿女儿的尿不湿来说，香港的价格就比内地贵一倍，去深圳囤尿不湿成为雷打不动的安排。

语言文化的隔阂也依然存在，比如打车碰到年纪大的本地司机，不会说普通话和英语，为了融入当地，筱爽和希川一起学习粤语，目前已经能和邻居打招呼做简单的交流。

在香港，孩子是社交破冰的开始。每当夫妻俩外出遛娃，就会有人来逗逗珞珞，主动搭讪带娃的话题。有一次，希川抱着女儿在海边散步，认识了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妇，闲聊起来，发现对方的老家竟然也是成都，他们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搬来香港，下一代在香港出生长大。

轨道还是旷野

在港校读博没有寒假，几天短暂的回乡探亲之后，筱爽和希川又将回到香港。夫妻俩计划，等春节过后，机票价格降下来，就把妈妈接到深圳，他们准备在深圳租一套房，妈妈可以帮忙带带孩子，希川的优才签证要等到今年夏天才有结果，趁这个时间，他可以在深圳找一份工作过渡，等到优才签证下来后，再在香港找工作。

目前来看，这是整个家庭的最优解：筱爽的妈妈很喜欢带孩子，但是不会说普通话、粤语和英语，在深圳生活相比在香港更容易，此外，家庭也需要经济支持，希川也想尽快回到工作岗位。

有了女儿之后，筱爽会考虑更远的事情，她在小区会所的儿童乐园里碰到小孩子，他们用熟练的英语交流，筱爽希望女儿未来也可以接受更优质更国际化的教育。

近几年，为了避开激烈的教育内卷，一些内地的中产家庭不再“鸡娃“，而是另辟蹊径选择“鸡自己”，比如申请香港门槛低的“水硕”，获得学位证后，孩子能够申请到受养人签证，就可以参加香港DSE考试。

虽然女儿只有半岁，虽然赴港读书的起心动念并无功利想法，但筱爽也开始考虑读博期间能让女儿获得香港永居身份——根据香港的规定，在港居住满7年，就可以获得香港永居身份，未来无论是参加内地高考还是申请国外的名校，都算得上是一条后路。

过去的一年，“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这句话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有人受到感染选择“脱轨”，拥抱“旷野”，然而，当身处“旷野”之后，又难以避免地寻找确定性，以至于在迷茫中反复摇摆。

我问筱爽，去香港读书是否是一种走向“旷野”的选择，有孩子之后的诸多现实考虑，是另一种形式的回到“轨道”吗？

“像我们这种普通人很难真正走向旷野。”在深夜哄完孩子睡觉后，她给我发来一段长长的微信。

“我之前从未想过来香港，哪里愿意要我就去哪里，内地也好，澳洲新西兰都考虑过。”她告诉我，为孩子日后教育的考虑是一件“顺便而为”的事情，本质驱动力还是做自己喜欢的、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去获得自己配得上的自由”。

她正在享受这段自由的旅途。在2024年元旦假期，筱爽在微信朋友圈发了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她抱着女儿站在白石角海边，海风吹起她的发梢，配文写道“Lost in HK, Lost in Trans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