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丨05 两次鸦片战争给传统社会带来了什么？——三、四、六章

上一讲我们讲了中国到了清代末期，遭遇到了诸多系统性的内部危机，随着这些危机的爆发，洋货和洋害也来了。

我在前面讲过，其实从明代开始就不断的有外国人进来要求跟中国通商。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接纳这个东西，到了1836 年的时候慢慢开放了广州，把广州作为接纳和外国商人的唯一的合法的区域和渠道，就有了所谓的十三行。到 1836 年的时候，广州商馆中落脚外国人的有 50 余家，洋货收入开始渐渐增加，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传统的精耕细作的农业和家庭作坊的手工业开始面对着机器工业生产所生产出来的高效率的、低成本的产品，同时还意味着什么？这些洋货中有一种特别重要的洋货就叫鸦片，从这个角度上说，这是资本主义的罪恶，把中国作为鸦片的重要的倾销地。这些洋货进入中国市场，低成本、大规模的直接带来了白银外流，之后就使中国社会内部所流通的白银减少，造成银贵钱贱，州县开始亏空，百姓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可干的活越来越少，钱越来越不值钱，日常生活的压力就越来越大。

第一次鸦片战争——炮口下的震撼

我们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遇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带来的，用陈旭麓先生的话说是炮口下的震撼。在我看来，鸦片战争之前，传统的帝国和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和老百姓都是闭眼想世界的，就是闭着眼睛想，那是一个英吉利，那是一个法兰西，那是一个蕞尔小国，那是一个蛮夷之邦。不懂得这些礼数和教化和伦理，这是闭眼想世界，但是鸦片战争使得他们必须经历一个开眼看世界的过程。

什么叫闭眼想世界呢？乾隆曾经给使臣马戛尔尼有一个敕谕，这个敕谕里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啥意思？就是我这儿什么都有，地大物博，我不依赖跟你们通商来互通有无。你们这儿有的我都有，所以我不在乎跟你们通不通商。你来朝见我，我就认为你要表示以我为尊，我才愿意见你。你要跟我说是来谈贸易的，咱不谈。我这儿该有的都有，他有一种特别强的妄自尊大。

这一敕谕的文字背后并不是单纯的君主个人，而是一种小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生产以及千年的文化传统所塑造出来的一种闭眼想世界的逻辑状态。到了道光年间，还出台了防范夷人章程，就是防止、防范这些外国的传教士、这些商人的各种各样的章程，体现出了最基本的见识上的浅薄，因为他并不知道外面的现代世界本质上是从秩序上和你不一样。

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清王朝遭遇了军事和战争上的巨大失败，而且是在一个对方并没有派出特别多的兵力，单纯靠器物就是军事火炮上的能力就把你碾压性的打败了。直到这个时候开始，我们才有了下面这两句大家非常熟悉的话，一个叫开眼看世界，一个叫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开始慢慢地从器物层面着手，认识现代、认识世界，认识所谓的生产力。最开始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只是器物层面，后来慢慢意识到是不是观念上跟别人也不一样，是不是制度上清王朝也落后了？从这个角度慢慢开始发展出经世致用的这样一些理念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

第一次鸦片战争带来的是炮口下的震撼，还带来了非常单一的从官到民的排外情绪和反洋斗争。大家注意到不只是民族情感，也包括伦理。什么意思呢？就是外国人、洋人。他们的生活逻辑和你是不一样的，居然不讲尊卑，居然讲某种意义上的人人平等，哪怕是形式上的，但是跟我们那套尊卑体系和纲长伦理是完全不一样的。再加上在洋货的冲击下，传统自然经济遭到的冲击，因此官和民之间在这个意义体现出的一致性就是非常强烈的排外情绪和反洋斗争。

不平等条约的社会后果

鸦片争带来的第三个后果，前两个后果我们说从闭眼想世界到开眼看世界，然后激发了官和民的排外情绪和反洋斗争。还有第三个后果，就是清政府所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到底产生了什么社会后果？其实特别想让大家去想一个问题，割地和赔款是不平等条约中最重要的部分吗？如果以历史的后鉴之名来看，其实你会发现，这些不平等条件中，最要害的部分是五口通商，是开放商埠，是允许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开放租借区，这些是最重要的部分。为什么？因为通过开放这些，它可以彻底地冲垮，或者叫深入内里地去冲垮传统社会的最底层的运行逻辑。

不平等条约包括很多方面，割地赔款、五口通商、关税协定、领事裁判、租地造物、传教自由。在我的认知里面，我认为五口通商也好，领事裁判权也好，租地造物也好，传教自由也好，这四个恐怕是真正从深刻意义上去瓦解传统封建势力的结构性因素，它产生一系列变化。

第一个，外国领事和中国官吏的平等权。这样的一个领事裁判权或者是特权颠转了过去的，所谓的夷夏之防的这样的观念，就是我们是有文明、有文化的，我们是最高水准的，其他的都是蛮夷的。通过这个领事裁判权和这个某种意义上的主权的丧失，实际上彻底地把这个观念给冲垮掉了，平等的观念开始在中国慢慢地输入。

第二个变化是洋货对自然经济的冲击，它带来的是一系列新的群体的出现，什么群体的出现呢？两个群体，一个叫买办阶级，一个叫教民。什么叫买办阶级？就是承载着那些洋货和洋务在华流通的中国人。某种意义上你可以把他叫经纪人，也可以叫中间商，这批人是最早在实物层面去接触洋货跟洋人这套生产逻辑的人。其实很多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所出现的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和近代企业的创办者都是最早的买办阶级出身，为什么？因为他们最开始是第一批了解现代企业、现代工业运行逻辑的一批人。

第二个群体就是教民，不是允许传教了吗？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教众，有自己的信徒。其实还有一个衍生的问题，陈旭麓在这本书里面并没有特别讲。我要说一下，现代高等教育在中国社会中的出现，除了有官办的学堂之外，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大学，就是从晚清到民国的教会大学。我们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出现的不平等条约的后果，除了那些割地赔款、五口通商之外，一个是颠转了夷夏之防，使传统的夷夏之防的这种观念逐渐地瓦解和崩溃。还有一个就是出现了新的群体——买办阶级和教民，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千年未有之变局

但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在陈旭麓先生的笔下，我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要比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更深刻。1853 年的时候，英国人谋求修约，就是修以前的约定，他的目的当然本质在于扩大在华利益，他不是以单独一个国家来提出休约的，他是英美法三国一起提出要求，咸丰来去应对这件事情。咸丰皇帝害怕冲突，又要抵抗西人，由此他和他的幕僚们提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说法，叫不战、不合、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我们去体会一下这几个字，不战就是避战，不愿意打仗。第二个是不和，我也不能委曲求和，因为我还有尊严在里面，但是我也不能守，因为守也守不住。不死、不降、不走，我也不投降，我也不撤离，但是我要求自保。在这种意义上从咸丰开始，整个对世界或者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就从一个过去的盲目自信变成了一个虚骄。我一方面要保持骄傲，一方面又非常的心虚，因为我知道技术上、军事上远远不如你。一方面必须不得不去接纳侵略权益，就是接受部分的条约，一方面又要保持礼仪上的体面。总体上说，这个时代的清王朝对于现代的外交意识相距甚远，直到庚申之变就是大沽口沦陷，第二次鸦片战争全面爆发。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结果就是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从沿海延伸到内陆。整个腐朽的封建势力群体愤怒，但又群体无能，大家都很愤怒，但是又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应对这件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二次鸦片战争之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精英群体的分化。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其实精英群体的分化并不明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精英群体开始出现分化，分化出来三派。一派是洋务派，就是自强和洋务。我们都熟知的是李鸿章，但大家不知道，洋务派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人物叫瓜尔佳·文祥，就是瓜尔佳氏，名文祥，他是满洲正红旗人，一直居住在盛京，就是今天的辽宁沈阳。他是中晚清的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和领导者。在这个意义上，从官僚士大夫集团中出现了一批人，他们觉得应该认真地去学习洋务，以图自强和富裕，就是寻求富强变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一个恒久的主题。之所以说是分化，是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精英集团都认可这条路，也有极端的保守派，就是倔强的死硬派，比如说徐广进、叶明琛这些士大夫都是极端的保守势力，就是觉得不能学洋务，我们还是要坚持过去的这样一个传统的保守势力。

那么还有一类人呢？第三类精英，就是耆英为代表的这些人，没有立场，我也不说洋务，我也不说保守和传统，我哪边也不站，我只干什么事儿，我只苟且办国事。什么叫苟且办国事呢？就是皇帝说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本人对这些事儿没有态度。精英群体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出现这样的分化，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中国走向现代进程的开端。因为我们终于开始开眼看世界了，有这么一群人，从上而下的，也有一群人类似于像魏元、像严复这样的人，开始自下而上地来去看到底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由此新思潮就出现了，我们不再称西方或者是外国人为夷人，我们开始说这是洋人，漂洋过海来的人。有了一系列新的作品，比如说《资政新篇》，比如说冯桂芬所写的《校邠庐抗议》，比如说《救时揭要》等等，《救时揭要》这本书就是讨论中国轮船的这个事业应该怎么做。就是有了各种各样新的议题，新的议题背后是一波新的思潮，新的思潮背后是一批新的精英，这跟传统精英出现的不一样，出现了巨大的不一样。

我们总结一下，在我看来，陈旭麓这本《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在讨论到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其实对两次鸦片战争的定位并不是完全一样的。简单来说，我认为第二次比第一次重要，它还有一个点重要在哪里？我们把这个点作为这一讲的结束。我们去看中国历史上在1840 之前的历次王朝更替战争，你会发现它都是以打地盘儿为核心的。什么叫打地盘儿？不管是从南往北打的起义，还是从北往南打的起义，它都有一个核心的目的，就是控制住这个核心的疆域，要攻城略地，然后建立政权。我们想想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沽口都失陷了，都已经兵临京城了，按照传统的王朝逻辑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朝代要结束了，清朝就结束了，人家要占领你这个清朝，然后一路再打下去。这是传统逻辑是这样的，打下去然后建立一个新的朝代，或者变成一个殖民地。但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情是，居然这批人提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签完约就退兵了。

我必须说明一下，我并不是说帝国主义侵略分子这么做是对的，或是好的，或者正义的，这个不是正义和善良的问题，为什么我强调这个？签完约就退兵了，你履行这个不平等条约，我通过一个合理化的方式来欺负你。这件事情对清王朝的影响是啥？这个时候部分有识之士才开始意识到一个问题，世界的玩法跟过去不一样了，都打到首都了，签完条约了，走了，没有要把你整个国家占下来，结束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经常被引用的李鸿章所讲的那句话，他在感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我看来，他讲的大变局是指这个，就是世界的玩儿法不一样，传统几千年到了这一步你就该退位了，就该改国号为什么什么了。不是的，我依然要求开放通商口岸，进一步扩大在华的特权，不断地渗透进去，要把你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一个末端链条里面去，要通过这种方式去攫取你的利益，把你变成一个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料和商品倾销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在清代那个语境下，因此第二次远比第一次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也正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批传统的士大夫官僚里面才出现了类似于文祥，类似于李鸿章他们这样的人来去思考洋务、筹办洋务，并进而从办洋物的器物层面变到学西学、引进西学，然后西学跟中学融合在一起，开启了自身的现代化的进程。

在这一讲中，我们主要讲了两次鸦片战争到底给传统社会带来了什么，可能不太同于以往一些通识性作品的讲法，割地赔款这些在我们普通人看来非常重要的事情，相比较而言可能不如五口通商、传教自由、领事裁判，开放租界来的重要。以前我们小学的课文里学过“有疾不再腠理”，就是它是在最基底的层面，这个叫社会内在的结构性要素开始启动一个社会系统的新陈代谢。

以上是我们所讲的两次鸦片战争给传统社会带来了什么这样的一个问题，它对应的是这本书的第三、第四和第六章，如果你还有任何关于这本书的问题，欢迎在评论区提出，一起参与讨论，我们下一讲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