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丨04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是怎样的？——三、四、六章

那么在前几次里面，我们已经讨论了在陈旭麓先生的笔下，中国传统社会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还讨论了在现代来临之前，也就是1840 年之前，中国和西方，或者叫中国与世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关系。我们还说到基本上这个关系可以用东西对视、雾里看花来概括和形容，也就是说双方都知道彼此的存在，但又不是特别了解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换句话说，无法理解对方的文明系统、底层逻辑、经济样态以及它的政治秩序，这些是理解充分不够的。

那么对于中国的传统王朝来说，严格来说在1840 之前，我们其实不太知道什么是现代，即便到了1840，我们对于现代，对于世界的认识也是慢慢出现的，也不是说战争一开打我们就知道了，原来现代是这个东西。整个对于现代的认识、接纳以及反思是一个漫长而绵延的过程。

那么接下来这两讲，我们主要来讨论的是两次鸦片战争给传统社会究竟带来了什么？带来的是巨额的赔款吗？还是割地这样一个部分领土的丧失，还是其他什么东西？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究竟是传统社会的一个巨大的风险，还是一个新的机会呢？这部分内容的讨论对应着陈旭麓先生这本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的第三章、第四章和第六章，为什么没有第五章呢？因为在第五章里面，陈先生主要讨论的是这个时段里面最基层社会的变化，就是出现的各种会党叛乱、农民起义等等，这个可以单独作为一块再来讨论。

康乾盛世背后的危机

简单地说，两次鸦片战争到底带来了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得回答一个新的问题，或者叫回答一个前置性的问题。就是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和清代到底是什么状态？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呢？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对于今天的人来说，鸦片战争和1840 是突然来的。因为在鸦片战争来临之前，清王朝似乎经历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名字叫康乾盛世。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课本里面，还是在影视剧里面，康乾盛世都是出现次数和频率最多的主题。比如说历史正剧里面就有康熙王朝、雍正王朝。再比如说更早我小的时候还有过郑少秋所主演的以乾隆为主题的《戏说乾隆》。似乎从康熙到雍正，再到乾隆是一个中国清代史上最贤明的三个君主，或者说最有为的三个君主。

这里的问题是，康乾盛世真的是盛世吗？其实所谓的盛世，我想不是以今天的标准来评判的。康乾盛世只是一个相对而言的状态，只是在漫长的清王朝时期，这个时段可能只是相对不错，只是比其他非常糟糕的时期稍微好一点点。但你要说在这个时代里面老百姓生活多好，我坦率地说真谈不上。那么要了解康乾盛世，我们也得知道他们都是什么样的皇帝。

康熙这个皇帝其实是一个勤政而独断的皇帝。大家也不要对独断这个词有过多的贬义，就是总会在历史中出现一些人，这些人特别有能力，特别有决断力，特别有魄力，而且总能证明他的决断是对的，哪怕他在决断的时候他是少数人，多数人可能跟他持反对意见。康熙就是一个独断而勤政的皇帝，那么到了雍正这一朝，雍正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呢？我自己的概括其实是一个猜忌而专权的皇帝。如果我们看清代的历史出现军机处这种部门，就是从雍正时期开始的，就是一切政治事务都按照军务来处理。军务的核心是什么？就是越少人知道越好。别问命令对错，但管执行，这个就是雍正的状态，是猜忌而专权的。

那么到了乾隆时期，我们很难评价乾隆皇帝。因为乾隆皇帝富有才情，喜欢好多东西，艺术也好，字画也好，还喜欢游玩，看上去很潇洒。但是大家要知道，到了乾隆时期，康乾那两朝所积累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已经开始慢慢的出现了。比如说贪腐问题，比如说中央对地方控制越来越乏力的问题，比如说满汉之别的问题，他的离心力在加强。所以当乾隆一代结束，嘉庆上来的时候，其实嘉庆皇帝面对的某种意义上几乎是一个已经出现了衰微态势的这么一个历史时代，甚至这个衰微态势不是一个简单的某一块儿的问题，不是一个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我们在第一讲中曾经讲过的总体性危机，开始慢慢浮现，到1840 是集中爆发。

由此我们就能说当我们去讨论康乾盛世的时候，我们必须说这个盛世可能没有你想象的这么美好，因为它无法跟今天相比，甚至也无法和民国时期相比。但它和其他时代相比是比较好的，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当我们讨论康乾盛世的时候，特别容易被“盛”这个字给迷惑，我们觉得这简直是传统王朝的巅峰。但是巅峰就意味着没有任何问题吗？一个人身体看上去特别健康，他的身体就没有内在的病变，就没有各种各样的苗头和衰败的迹象开始呈现吗？所以不要单纯的提到盛世，就一股脑认为这个时代都是好的。

必须理解鸦片战争之前的清代，这样你才不会觉得突兀。什么叫不觉得突兀呢？我最担心大家形成这样的认识：你看要是没有鸦片战争，清王朝还能活得可好了，不只有康乾盛世，可能还有什么“嘉光盛世”，就是从嘉庆到光绪。可能没有外力，我们会很好。

我告诉大家，后来衰败的内在的结构性因素已经在康乾盛世中埋下了，这是我们要处理的第一个问题。

清王朝的独特性

第二个问题，我们得总体性地认识一下，清代还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王朝，为什么？因为它是异族统治中原，就是相对于那个时代的汉族来说，是满清入关，占领了中原。

在清代之前，上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是元代的蒙古人，但是元代和清代，蒙古人和女真人都是游牧部落，这两个游牧部落在入主中原之后，对中原的处理完全不一样。蒙元是坚决拒绝汉化的，是从他的精英阶层、高层就拒绝汉化。某种意义上，在蒙元时代的汉人，生存处境是比较糟糕的。但是满清不一样，满清入关之后，特别是从康熙开始，就有一个非常强的主动汉化的过程。

我们稍微讲一讲背后的逻辑。游牧民族、游牧部落和中原文明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理解中国古代历史和传统社会的关键。游牧部落、游牧民族我们会说他尚武，会说他马背上的民族，会说他能征善、铁骑、茹毛饮血等等。但是他的本质在我看来，是游牧部落从小生活在一个不确定性的状态里面。不确定性是他们的习惯，哪里有猎物就要去哪里，是一个冒险的，流动的这样一个状态。但农耕文明不是，农耕文明是有确定性的。因为农耕相比于游牧而言，它是更有确定性的产出的，它是流动性总体比较少的，叫安土重迁。有了这两个我们才能再说后面的。由于农耕文明安土重迁，确定性比较高，所以它可以几世几代住在一个地理空间里面，慢慢地形成文字，慢慢地在文字基础上形成所谓的文化，再而形成文明，就是一套以礼的秩序和义理的系统。

那么清代入关之后和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不都不太一样，它主动要求汉化，主动接受汉化，包括习汉语、写汉字、务农耕等等，这个是和蒙元之间特别大的差异。这个我们可以说姑且是清代“好”的地方，或者我不太愿意用好和坏来评价，它是清代这个王朝特别特殊的地方。但是即便有这些特殊的地方，我们依然要看为什么现代性遭遇到清代的时候，衍生了一系列问题，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康乾盛世是由于它愿意汉化而出现的，但由于汉化而出现的康乾盛世也不见得那么美好。

为什么？因为其实在1840 年之前，在船坚炮利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入侵中国之前，中国社会内部就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陈先生在这本书里所讲的地方民变频发，比如说白莲教的问题。白莲教问题是中国清代这一朝代里面一个特别突出的民间叛乱和民众的聚众叛乱的一个现象。比如说到了嘉庆登基的时候，他面对的其实是乾隆一代给他留下的一个巨大的烂摊子，这个烂摊子集中表现在以和珅为代表的一批贪腐的朝臣身上，嘉庆帝上来之后就尝试通过整肃吏治来挽救这个颓市。

今天的很多年轻人00 后、 95 后，看到的很多清宫戏都是以雍正和雍正的后宫为主题的清宫戏。我们 80 后也是看清宫长大的，但那个时代的清宫戏都是权谋系。什么叫权谋戏呢？就是朝臣，要么是皇子之间的夺嫡，要么是士大夫集团之间的勾心斗角。比如说《雍正王朝》《康熙王朝》还有一部电视剧，那个是带有一定喜剧色彩，叫《铁齿铜牙纪晓岚》。《铁齿铜牙纪晓岚》里面其实就是在讲以纪晓岚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和以和珅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博弈。

在这个意义上，其实1840 来临之前就有了地方民变、贪腐严重的问题。还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漕运的贪腐非常严重。漕运是什么？就是通过水陆运输各种粮食、财货、物资。在这个过程中，漕运上各个环节的官僚都要经常收取所谓的过路费，就是说贪腐是非常严重的。比如说我疏解到中央应该疏解多少吨粮食，或者是多少万两的银子，到了漕运官这里要克扣一层，再往上报，这个是一个纵向的，从上到下的这样一个贪腐的状态。

清代科举考试的弊病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到了嘉庆时代，整个清代的科举考试变得形式化非常严重，就是非常有名的八股文。稍微多说一点科举这个事情。其实谈到科举就必须意识到一件事儿，我们会认为科举是用来考取功名的，这是我们普遍的认识。是的，但是它有一个潜在的东西，就是科举本身其实是一套大众教育，这是我的说法，也是陈旭麓先生这本书中隐含的说法。

为什么？我们看一看古代的科举考试考什么？古代的科举考试从隋唐之后就特别重视考几个东西，一个是义理，经义，就是中国人讲的经学和史学。经义是什么？就是考四书、五经。四书五经讲什么？如果用一个不严谨的话说，在我看来，中国传统儒家典型的四书五经都在教你为人处事的道理。我随便摘出来几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就是有朋友来了，你难道不应该感到高兴吗？这本质上在讲什么？在讲朋友之间应该有的伦理规范。比如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是在讲什么？是在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是三人行必有我师，那你对于这个师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尊重的态度。几乎所有儒家的传统典籍，特别是四书五经都是在讲伦理这两个字。

问题出现了，八股取士的出现有很多因素。第一，考试人数变得增加了。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为什么考试人数变得增加？那是因为到了清代的时候，人口出现了突飞猛进式的、爆炸式的增长，就人口突然变多了，不再是一个地广人稀的状态，就有更多的人口需要被治理，就需要派更多的地方官，就是官僚机构队伍的膨胀。

应考的人变多了，应考的人多了起来之后，就必须标准化，因为必须让考试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我们说自然科学是可以有标准化的，1 + 1 等于几？这种事情那是有客观答案的，因为它是关于物的学问，但是科举恰恰在自然科学在里面占据非常微小的比重，它重要的考什么？考的是做人的道理，这是能够通过考试考出来的吗？我们经常说做人的道理，其实是在做人中体现出来的，而不是通过我在答卷中说我应该怎么样做这件事，我应该怎么样做一个好人。这种话考试的时候大家只要想得高分儿就都会说，但越是这种考做人道理的考试，标准化了，它就越容易出现什么呢？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就是我答卷答得可好了，应该清廉、应该这、应该那，写得可好了，话也很漂亮。但是你在现实的政治中，这些考试跟现实的为人是完全分开的。

所以，严格来说明清时期就慢慢出现了一个八股取士的状态，就是大家把考道德和考做人变成了一个竞争性的选拔性考试的核心，又有标准答案。这个事儿一出来就会出现马克思经常说的异化。就是本来考你这些，它的与出发点是希望你通过背诵这些圣贤经典来明白更多做人的道理，进而去做个好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竞争性选拔考试的情况下，很多人就只为了在答卷上表现出来我是个好人，而在现实中，我跟好人没有关系，这只是我的一个敲门砖。就是做人的道理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获取功名利禄的工具。明白做人的道理本来是一个你的目标，但它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手段。

因此八股取士的泛滥，造成了科举层面的形式主义，造成了科举的实际上的失效。就是龚自珍所讲的那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简直在我看来成为了时代的哀嚎，或者说是时代的反讽。就是他越希望“不拘一格降人才”，就越说明他的那个时代是选拔不上来真人才的。

人口俱增的时期

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要理解清代，还要理解一个最底层的逻辑——人口。整个清代是人口剧增时期，到 1834 年的时候，清代的人口已经超过了4亿，4万万就是从这来的。到了道光年间，整个二百年的时间，人口数增加了六倍。人口数增加有什么问题？人口数的增加导致了非常严重的三个社会问题。第一，内卷的出现。其实内卷这个词是今天的流行词，也是我们在学术界、学文科的人都知道的一个词，这个词用特别通俗的话说叫没有发展的增长。什么叫没有发展的增长？人口突然增加了，意味着你可以投入到单一工作或单一耕作面积中的劳动力增加了。但大家知不知道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经济学概念，叫边际效益递减？在耕作制度、耕作技术都不变的情况下，你往一亩地里投入一个人和投入 100 个人，产量是固然是有差异的。投入 100 个人投和投入 1, 000 个人，产量也固然是有差异的。但抱歉，你投入 1, 000 个人跟投入1万个人可能产量就没差异了。如果画条曲线是随着人口的增加，越来越缓。

这里面有两个前行条件，第一是耕作技术不变，耕作制度不变，它会出现严重的劳动力的冗余。那在现代国家过程中劳动力的冗余是怎么解决的？是被新的行业所吸纳的，工业和商业吸纳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但恰恰在中国的清代，在所谓的康乾盛世也好，什么同治中兴也好，你都找不到可以足够吸纳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行业。工业没有，都是家庭手工业，商业也并不发达，但人口又高度增加了，因此它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土地分割越来越细碎。没办法，分家析产的传统还在，又无法扩大生产，怎么办呢？一方面造成了生产效率的低下，另一方面造成了新技术不好推展，还有就造成了土地分割的进一步强化。

第二个造成的恶劣影响，是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出现了大量的移民。人口开始流动了，或者用移民这词都不好，应该叫流民，就是流动的人开始出现。当然它也有非意图后果，比如说今天我们叫下南洋，下南洋就是从这个时代慢慢开始了，就是因为这个有限的区域里面已经解决不了你们的温饱问题，有一部分人只能通过下南洋的方式来开拓新的生存空间。

除了流民之外，剩余劳动动力引发了第三个清代特别麻烦的问题，这些剩余劳动力去哪儿了呢？变为会党，就是所谓的落草为寇。所以你看到清末或者叫清代中晚期的时候，地方上的秘密社会，或者叫地方上的民间的会道门组织变得非常多，红枪会、白莲教、天地会、哥老会，占山为王的越来越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一直觉得理解一个时代或理解一个国家，它的人口结构是一个突破不了的硬性约束条件。

我们讲了清代所存在的系统性的腐败，存在的科举制的失效以及人口的大规模增长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问题。这些不是康乾盛世就没有的，只不过这些问题在康乾盛世的时候还没有表现得那么明显。到了嘉庆一代，就面对着这些结构性问题的逐次地爆发，并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的爆发。两次鸦片战争究竟给中国传统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我们下一讲就来分享这个问题，下一讲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