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丨03现代之前，中国与西方是怎样的关系？——第二章

在今天这一讲中，我们主要来讨论的问题是现代来临之前的中国与西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其实这个问题在新陈代谢这本书里面，是陈先生在全书第二章中明确讨论的问题。也就是说现代社会来临之前的中国与西方，也没有飞机，也没有发达的通讯，也没有轮船、远洋，也更不用讲铁路。那么他们到底知不知道彼此之间的存在？他们之间有没有交往？他们对彼此的认知又是什么？同时这部分隐含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现代来临之后，中国和西方会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如果我们去读陈先生这本书，我们会发现他用了八个字来去讲现代来临之前的中国与西方：东西对视，雾里看花。就是互相知道对方的存在，互相也在凝视对方的存在，但是没有一方把对方理解得特别清楚，搞不清楚对方的底层逻辑，也搞不清楚对方的整体的样貌、文化状态、文明形态。

丝绸之路与东西交往的过程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段特别重要的东西交往的过程，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丝绸之路。其实如果讲丝绸之路的话，我想借用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谐音梗，叫“西气东输”。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从明代以后，很多现代思想传入中国是靠海上传来的。特别是到了清代，随着远洋的贸易，随着开放通商口岸，随着大量的西方的货品，西方的传教士，包括西方的其他的政治或者知识人员以及商业人员，通过海上的港口进入到中国，带来了一系列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所以我们经常有一个普遍的认识，就是沿海地带是开风气之先的。这就是以前钱穆先生特别喜欢讲一句话，我记得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序言里面就说研究历史非常困难，困难在哪里呢？主要在于现代人研究历史经常有时代意见，就是我们是以今天对世界的认识来看待千年前发生的事情的。

钱穆说研究历史特别要不得时代意见，而需要历史意见，就是你放在那个历史情境下，才能理解历史真实的状态。从这个角度上说，所谓沿海是开风气之先的，某种意义上就是个时代意见，因为沿海地区开风气之先不过是两三百年的事情。如果放在夏商周，别说夏商周了，到宋代之前，沿海都相对闭塞，甚至会被认为是蛮夷之地。我们说过去的吴越之地就是吴语区，更不用讲到广东一带，其实都是远离中原文明的。在整个唐代以及唐代以前，我们接受世界，我们和世界交流更多是从西方来的，或者说世界是从西域来的，世界是经过了丝绸之路，经过了西域，来到了中国，与我们相遭遇，所以叫“西气东输”是从这个意义上西边的风气通过丝绸之路往东传，遇到了我们。当然这个西指的是比较宽泛的，它可不只是指欧洲，也包括指当时的天竺，就是印度。

通过丝绸之路传进了中国很多东西，比如说今天我们都知道敦煌是华夏文明的一个瑰宝，是一个圣地。在这个河西走廊的狭长的地带上，遍布着非常多的佛教经典的石窟寺、壁画、造像。那么佛教本质上是个外来宗教，它是传入中国之后，在几千年的传播过程中不断地被本土化，被中国的这些教徒、士大夫、信众吸收进了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这就是所谓的儒释道合一。但如果你看佛教的传播路径，你会发现从西往东传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路径，唐代的长安就是中西交往的最大的城市。

那个时代西方对中国也有自己的理解，比如说在12 世纪的时候，西方人也在按照自己的宗教逻辑跟宗教心态去认识中国，他对中国的认识无法摆脱他本身所固有那种宗教视角。比如就有人说“亦礼拜崇敬吾教之耶稣基督。又信灵魂不死之说，皆与吾人相同，惟无洗礼。……”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当时的西方人眼中，在 12 世纪中国人也有崇敬耶稣基督的心态，当然我认为这是一个比附，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并不太知道耶稣基督是什么。但是我们有天命观，有天子观，我们还有一整套道教的神仙体系，同时相信灵魂不死之说，就是六道轮回之说。

我们中国的传统神话里面也有妖精修炼成仙，也有上天为官，以及下地狱，被折磨这样的故事和传说，所以那时候西方人认为“皆与吾人相同”。他说唯一的差别是什么呢？是中国的社会里面好像没有洗礼的这种仪式。其实中国人的洗礼仪式并不是宗教意义上的洗礼，而是我们经常说的“修齐治平”。你成人了，你本身就是一个独立负责的人，就要肩负起身上应该有的责任。什么责任呢？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我们会发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是一个弹性的，你在每一个位置上都能找到自己对应的责任义务，当然你也可以把责任义务改成为人生理想，或者叫人生目标。

但是中国社会中的这个儒家伦理，总体上是一个世俗化程度非常高的一个状态，它只言此生，不言彼岸，或者说它对彼岸世界的讨论更多地局限在祖先崇拜里面。光耀门眉，死后进祠堂、进族谱，祖宗有牌位，它是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祖先崇拜。因此它确实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的这个洗礼模式，它不是这个意义上的宗教模式，但你依然可以把皇帝祭天、家庭祭祖这样一种家庭祭祀理解为一种类宗教的状态。这个是12 世纪里面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郑和下西洋与地理大发现

那么到了明代后期，特别到了明代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我们都知道在明代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事情叫郑和下西洋。这个事情曾经引发过非常多的讨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讨论就是郑和下西洋本质上就是去寻找建文帝的下落，这是一个传说，也无法考证到底其真伪。但是郑和下西洋引发讨论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在好奇同样都是远洋航行，为什么郑和没有变成中国的哥伦布，没有变成中国的麦哲伦？因为几乎就在郑和下西洋的同时代，也就是1405 年到 1433 年，郑和下西洋过后的 60 年，就是到 1492 年，西方就开始了以基于远洋航海而出现的地理大发现，有一系列在我们的中学地理和历史课本上耳熟能详的名字，比如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他们通过远洋航行和冒险发现新大陆，发现新世界。而且你得承认一点，他们通过远洋航行建立起了沟通欧美亚非几大洲、几大文明之间关联的桥梁。

在地理大发现的背后，如果我们要去回答为什么西方有地理大发现，而中国人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课题，在这儿简单地说一些地理大发现背后的事情。地理大发现首先依赖于什么呢？依赖于自然科学的进步，就是包括指南针的应用，包括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也应用于探索未知世界，同时跟它相匹配的是自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之后的天文学和地理学知识的突进。

我们都知道伽利略的故事，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的转移，不只是一次科学发现，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旧有的宗教秩序的一次重要的挑战。同时有了指南针，有了远洋航海技术，有了文艺复兴时期天文学和地理学在内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整个的地理大发现某种意义上就是为了光荣和利益服务的，有意识地最初去应用天文和地理科学而取得的成果。换言之，它就是有意识要去使用这些天文学和地理学知识来探索新的世界。

因此在那个时代我们会发现航海家是成群出现的，不是只有一个麦哲伦，也不是只有一个哥伦布，这批人是那个时代背景跟时代思潮下所共同出现的一大批群体。某种意义上他们也并不是为了践行某一个君主或者帝王的个人目标，而是对于探索世界和检验知识充满了好奇。

当然地理大发现也有其他的更现实的背景，比如说宗教背景，就是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去改变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前所那种宗教的蒙昧的状态，那种迷狂的对地心说的迷信，那种天圆地方的基础的认知。同时除了宗教背景之外，还有它的财富背景。

财富背景是什么？要换取更多的黄金香料，跟其他世界上的稀缺物进行交易。这个东西和整个西方社会开启的资本主义进程有着莫大的关联。大家应该去思考一个问题，在我们的中学历史课本里面，为什么“资本主义工商业”总是作为一个词出现的？资本主义工业跟资本主义商业它其实是两个东西，工业和商业是两回事儿。但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因为商业要想特别发达，有一个前置性条件，就是你能够生产出来大量的单纯用于交易的物品。而工业的出现为人类带来了第一次批量大规模生产的可能性，就是机器生产这个东西，它会带来利润，由此专门从事交易和贸易的人就越来越多，商人群体开始出现。

当这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建立起来的时候，配合着马克思韦伯所讲的新教伦理的改革，就是挣钱不再是贪欲，挣钱是你的天职，是你在证明着你是上帝的选民。在这样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航海家带有着这样的资本主义营利性的动机，去拓展自己的版图去干什么？干一个商人最愿意干的事情：做中间商赚差价。

有了这个动力之后，客观上他把那些新发现的地区所具有的独特的原料、独特的物资纳入到了世界交易体系中来。把新发现的这些地方作为原料的来源地，廉价劳动力的来源地和工业品的倾销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一个全球化的贸易和分工体系是在这个起点上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如果我们对照来看，郑和下西洋就不具备以上动机。

郑和下西洋我们先讲一个就是寻找建文帝的这个动机。朱棣靖难之役之后，一个特别大的冲动和焦虑，就是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到底去哪里了？因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有各种传言，他躲起来了，或者出家为僧了。有一种说法就是郑和肩负着去寻找建文帝的下落的使命，这个我们在这里不去考证，也不去讨论。

排除掉这个之外，郑和下西洋特别重要的一个逻辑就是宣扬国威。中国的传统的帝国一直有一个特别强的内在冲动，因为我们是有文字非常早的国家，我们是靠文字语言、礼仪建立起的文明系统，所以我们特别强调一个事情，就是中国人所生活的这套伦理秩序代表着文明的形态。

其实中国传统的帝国和王朝对于疆域这个概念并不是特别明确，或者说并不是有特别强烈的这个动机，他最看重的并不是疆域，而是某一块地方的人是不是跟我共尊共信一套伦理系统，是不是都能够接受我们那套礼？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传统里面会讲化外之地，什么叫化外之地？就是还没有被这套文和礼所化掉的，还是一个蛮夷的世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郑和下西洋带有着非常强的传播义理系统跟宣扬国威的这样一个理念，它和那些把更多的地方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里面来，对世界有更大的好奇心，或者说有更大的营利动机的地理大发现完全不一样，它的初始动机是不一样的。从这方面我们就能理解郑和下西洋跟地理大发现之间的差别。

传统中国是如何让脱离现代世界系统的？

由此我们就面对一个问题：传统中国是如何脱离现代世界体系的？从本质上说，现代世界体系是什么？我们会说它是殖民地，它是先进技术对落后技术地区的一次侵袭，它是有着先进的船坚炮利的军事技术的文明对其他文明的一次掠夺，这些都是客观发生的历史。

但是我想说的是，除此以外，我们必须注意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把更多的地方纳入到一个生产、分工和交换系统里面。这个生产、分工和交换系统中的每一个节点当然是不平等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这个世界生产体系中的位置是不一样的。有些国家专门提供技术，有些国家专门提供原料和廉价劳动力，这个位置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确实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所有后来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国家有一个名词叫后发现代化国家，它会遇到诸多的挑战和钳制。

但是我们也必须得注意到一点，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全球体系并不是单纯的殖民压迫和军事压迫这么简单，它的殖民压迫的方式非常隐秘而独特。比如说大家一定知道一个公司的名字叫东印度公司。东印度公司真的是个专门从事贸易的公司吗？某种意义上它是帝国的一个触角，是一个帝国的溢出部门，或者说是一个重要的代理机构。1600 年的时候东印度公司成立，西方国家在 1500 年代之后开始接触中国。在东印度公司和各种各样的通商口岸、商部建立之后，开始以一种非常隐秘的生产的方式蚕食，以蚕食的方式把你纳入到生产体系的末端和世界体系的末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看到从 1840 年之后的诸多不平等条约，可以注意到几乎每一次不平等条约都强调开埠通商。为什么开埠通商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事？因为所有开埠通商的那些地点就成了把中国纳入世界体系的枢纽地方，它是跟西方正面接触的那些区域。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1655 年到 1816 年，即便在鸦片战争开始之前，西方国家就一直提出各种各样的通商要求，一直被拒绝。终于通过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以这种方式打破了你的拒绝，让你不得不同意开放通商，不得不被嵌入到世界体系里面来。所以，我们要中正、平和、理智清明地看待这个事。

对于中国近现代史，陈先生所讲的这个新陈代谢，固然是一部不断落后、不断挨打、不断奋进的历史，但我们只讲客观效果，在客观上也恰恰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较血腥的、屈辱的方式，我们嵌套进了世界生产体系里面，我们以这种方式接入了现代性。总体来说，中国传统社会对于世界、对于西方的理解是比较片面的，是比较表浅的。比如说中国到明清之际一直有一个说法叫华夷之防和夷夏之辨，什么是华夷之防呢？就是要防止这些蛮夷来侵扰我们，夷夏之辨就是我们是文明水平更高的。直到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我们才开始被动地有了开眼看世界的可能性。甚至一度在清代开国的时候，厉行海禁，传教士也不让活动，直到康熙二十四年才开始解除了海禁。即便解除海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广州也是唯一的对外通道，所以广东地区有一个特别著名的说法叫十三行，就是它是唯一的一个对外通道。

从心态上说，传统帝国维护着尊严、保守、防范，对西方商人做了一系列严苛的限制。这些都反映出千年中，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东西对视和雾里开花，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看清楚对方。在这个意义上，在很长时间里面一直是一个朦胧的状态，这种朦胧的状态在很长时间里面塑造了一个天朝上国的自尊，甚至是自大的心态。

在这一讲里面，我们讲了现代来临之前的中国与西方到底是个什么关系，他们如何理解对方，我们也讲了为什么郑和下西洋没有变成地理大发现，它本质上是背后的文化心态和世界观念不同。如果你还有任何关于这本书的问题，欢迎在评论区提出，一起参与讨论，我们下一讲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