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举行

中国人民大学网站报道，1月30日，戴逸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表示哀悼，社会各界沉痛悼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李干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李书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等以不同形式表示哀悼，并对戴逸教授家属表示慰问。

朱镕基、温家宝、张德江、李岚清、吴官正、刘云山、王岐山、刘延东、马凯、孙春兰等老领导同志以不同形式表示哀悼，并对戴逸教授家属表示慰问。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政隆，中国法学会会长王晨，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高翔，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领，北京市政协主席魏小东，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主任高雨，北京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陈健，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莫高义，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赵磊，北京市副市长谈绪祥，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副馆长冯远，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张家明、卢彦、王红、林抚生、刘忠范、燕瑛，北京市政协秘书长韩昱，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朱雅频，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军锋，北京市教委主任李奕，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沈千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党委书记刘向兵，河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戴建兵，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北京市委原副书记汪家镠，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党组成员、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党组书记、所长朱佳木，北京市原副市长刘敬民，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段柄仁，原全国政协副秘书长陈洪等对戴逸教授逝世表示哀悼，对其家属表示慰问，并致唁电或送花圈。

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参事室、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中央文史研究馆、北京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北京市教委、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故宫博物院、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沈阳故宫博物院、人民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华书局、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苏州市委、苏州市人民政府、常熟市委、常熟市人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湖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大学、合肥大学、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中国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天津市历史学学会、江苏省历史学会、贵州省史学会等党政机关、高校和科研机构、社会团体致唁电或送花圈，对戴逸教授逝世表示哀悼。

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财政部副部长廖岷，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旭东，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饶权，北京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于英杰等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并送花圈，对戴逸教授逝世表示哀悼。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张东刚、林尚立、朱信凯、吴付来、郑水泉、齐鹏飞、王轶、王易、冯仕政、郑新业、青格勒图，老领导程天权、靳诺、刘伟等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或送花圈，对戴逸教授逝世表示哀悼。

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还有戴逸教授亲属、同学、好友、学生，学校各部、学院负责人与历史学院师生代表等300余人。

上午8时30分，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门前排起了长队，大家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默默追忆戴逸教授的辉煌一生和崇高品格。

上午9时，戴逸教授遗体告别仪式开始。东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告别室内摆满了花圈和挽联，寄托了对戴逸教授的无尽哀思。大家佩戴白花，缓缓步入告别室，向戴逸教授的遗体三鞠躬，送别戴逸教授最后一程，并和家属一一握手，请他们节哀。

戴逸教授为清史研究与清史编纂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戴逸教授的逝世，不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他的崇高品格和卓越贡献，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戴逸教授生平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历史学家，新中国清史学科奠基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第四、五届中国史学会会长，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历史学科召集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戴逸教授，因病于2024年1月24日8时1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戴逸，男，汉族，1926年9月10日出生，江苏常熟人。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1946年入北京大学读本科。1948年进入华北大学读研究生。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后，先后在中国革命史教研室、中国历史研究室、清史研究小组、清史研究所工作。1956年被评为副教授，1978年被评为教授，1981年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中国首批博士生导师，2009年受聘中国人民大学首批一级教授。1981年至1987年任清史研究所所长。

戴逸教授是当代中国少有的能兼通清代前后期历史的清史大家。无论是以其个人学术成果开拓重要研究领域，还是以其声望与影响推动中国清史研究的发展，都卓有建树，贡献巨大。1958年，他出版《中国近代史稿》，即享誉全国，这是新中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写成的最早的近代史著作之一，被全国高校历史系普遍选为教材。1977年，受外交部委托撰写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期主编70余万字的《简明清史》，成为国内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系统、全面研究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历史著作，被原国家教委评为全国优秀教材。

戴逸教授先后组织了多个被列入全国重点规划的清史项目。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持编写了《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清史部分等。90年代出版代表作《乾隆帝及其时代》等，并先后主持编写了《清代人物传稿》、《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清通鉴》等大型丛书。主要论文集有《履霜集》、《繁露集》、《语冰集》等，个人撰写或主编的著作有40余部，发表文章800余篇。2018年出版《戴逸文集》12种14册，汇集了其主要著述，约700万字，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史学研究特别是清史学科发展轨迹，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戴逸教授长期呼吁国家编纂清史，并领导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为之不懈努力。1965年秋，周恩来总理责成中宣部筹备纂修《清史》，中宣部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戴逸教授是最年轻的委员。2002年8月，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戴逸教授受命担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二十余年如一日忘我工作，倾注全部心血，推动《清史》纂修工程的有序开展，团结数以千计的专家学者，至2018年10月，完成新修《清史》103卷105册3200余万字送审稿。新修《清史》赓续历代修史传统，是新时代立足于断代史、整体探索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重要尝试。

戴逸教授是“经师”与“人师”相统一的“大先生”，努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桃李满天下，培养了大批史学人才，包括新中国首位外籍文科博士、第一位历史学女博士等。

戴逸教授贡献卓越，曾被评为高教战线先进工作者、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并获吴玉章终身成就奖以及香港柏宁顿中国教育基金会首届孺子牛金球奖、越南胡志明勋章。其学术著述也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等重要奖项。

“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戴逸教授为清史研究与清史编纂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戴逸教授的逝世，不仅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他的崇高品格和卓越贡献，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戴逸的治学之道

戴逸将治学概括为勤、苦、乐、迷四个境界。

做学问没有捷径，勤字是立根之本。眼勤，要多看书；耳勤，要多听老师的教诲、同学的讨论和各种意见建议；手勤，要勤于记笔记、写文章；腿勤，要勤于跑图书馆，勤于查阅各种资料，参加各种学习活动。唯有勤奋刻苦，才能做大学问。

治学第二境界为苦。戴逸曾感慨：“治学是在茫茫的大海中航行，坐在用‘苦’字做成的船上，才能到达‘乐’的彼岸。”在读书遇到困难之时，要忍得住苦闷焦虑，有坐冷板凳的精神。而苦与乐相辅相成，读书苦中有乐，苦尽甘来，乐在其中。当从书本破解疑惑，豁然开朗后，精神的满足与愉悦是难以与外人道的。

治学的最后一个境界是迷，乐到极处，自然入迷。迷是一种强烈深厚的感情，要喜爱自己的专业达到“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程度，任何力量都不能将自己与书籍分开，这是成才的重要条件。从勤到苦，从乐到迷，而入迷之后自会更加勤奋执着，四个境界贯穿循环，螺旋上升，不断提升治学的境界。

除了戴逸本人归纳的治学四境界之外，他还曾对历史学家提出“四要”，即四项要求。戴逸解释道：“前人说过，优秀的历史学家应具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我把前人说的这八个字转换成‘资料、思想、文采、道德’。含义不完全相同，而大体上还是接近的。‘学’是指知识、资料、信息；‘识’是指理论、思想；‘才’是指文采、才华；‘德’是指道德、人格。这是对历史学家四个方面的要求。每一位历史工作者必须从这四个方面用功夫，努力锻炼，不断提高，才能成为合格的，以至优秀的历史学家。”

治学四境界和治学四要对后辈历史学家们启迪颇多，戴逸以此严格要求自己，治学严谨，方成为一代大家。他旧学深厚，少时阅读的大量经史子集为其积累了坚实的文史哲功底，他也是一名“革命战士”，接受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理论方法探寻历史规律，其治学过程和革命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理论适应时代，实践检验真知。

铁狮子胡同内，清史研究所后的一栋红砖瓦房里，戴逸在此居住了半个多世纪。“华发隳颠，而犹弗舍。”历史在戴逸身上留下痕迹，他也用纸笔诉说着历史的变迁。

戴逸毕生寄情清史，正如他所写：“清史是我的专业，我将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它，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但当人们用“清史泰斗”尊称戴逸时，他却连连摆手：“不敢当不敢当，我只是个修史的。”

虽为大家，但戴逸一贯谦逊，他待人宽厚，平易近人。清史编纂委员会的成员们开会时，戴逸有几次提出一个想法，副主任们纷纷反对，戴逸并不生气，而是始终坚持学术民主，鼓励大家发表意见。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写道：“与先生受教论学，如书院中师生之间坐而论道，切磋辩难，洵洵有古风焉。”每次有新著面世，戴逸还会为后辈亲笔题书，并工整盖上赠书印章。

除此之外，令人钦佩的还有戴逸炽热的家国情怀。20世纪60年代之时，珍宝岛事件发生不久，戴逸以中俄尼布楚条约为课题，怀着强烈的民族感情，以冷静客观的立场写成《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为中苏谈判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依据，也开创了清朝边疆史研究的先河。“南海仲裁案”发生之时，戴逸特别嘱咐在《清史·边政志》中设海洋篇，要把清代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的历史讲清楚。戴逸对清政府的边疆治理问题格外重视，多次叮嘱专家有关边界条约签订史实的叙述一定要准确，表达了他对国家领土主权的强烈关注。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戴逸先生用一生的执着坚守编纂《清史》的史学追求，用一生的无私肩负“国之大者”，用一生的心血支撑起人们对他的称誉——清史泰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