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会”一词出自何处？原来并非语出苏轼 | 文史笔谈

●说“‘大都会’一词语出苏轼”，当时语境是苏轼称成都为“大都会”。

●经过查阅发现，苏轼的老前辈宋祁、欧阳修等编纂的《新唐书》中已有“大都会”一词。

近来偶尔看到有文章称“‘大都会’一词语出苏轼”或“‘大都会’一词出自苏轼”，对于这种说法，我是持怀疑态度的，为此我也好好查阅了一番，并坚信这个词并非出自苏轼。

首先，不可否认，苏轼是千年难得的大文豪，是网红大V，是流量IP，很多美事不管是不是他所为，按在他的头上，自然具有一些权威属性。不过，正是因为苏轼的名人效应，如果真是他发明了“大都会”一词，只要我们稍稍接受一点书香熏陶，都应该有所耳闻。苏轼的轶事、趣事流传了近千年而不衰，估计很多人和我一样，还没听说过“大都会”一词居然是苏轼创造的。

其次，如果真是苏轼首次使用这个词汇，不免让人怀疑，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对古代城市繁荣的书写，有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扬雄的《蜀都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左思的《三都赋》……为何迟迟到了北宋才出现“大都会”一词，简直有违常理。

苏轼之前早有“大都会”一词

说“‘大都会’一词语出苏轼”，当时语境是苏轼称成都为“大都会”。《大圣慈寺大悲圆通阁记》中确实有一句“成都，西南大都会也”。成都为“大都会”的说法语出自此文，我表示赞同，但不能因此认为“大都会”一词是出自苏轼。

阅读有“疑”，就要动手查阅。经过查阅发现，苏轼的老前辈宋祁、欧阳修等编纂的《新唐书》中已有“大都会”一词。《新唐书·李袭誉传》记载：“扬州，江、吴大都会。”《新唐书》是宋仁宗庆历四年下诏修书，虽然耗时17年，直到嘉祐五年才成书，但肯定早于《大圣慈寺大悲圆通阁记》，因为嘉祐六年，苏轼还在参加人事考试，《大圣慈寺大悲圆通阁记》写作时间较晚，文章中自称已“游于四方二十余年矣”。

再往前检索，与苏轼、欧阳修同列唐宋八大家的唐朝著名文学家柳宗元，也用过“大都会”一词。柳宗元为永州刺史崔敏写的墓志铭《唐故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志》中，称扬州“实吴楚之大都会也”。

柳宗元也不是“大都会”的首创者，我个人能查阅到的，最早记录“大都会”一词的是南朝刘宋史学家刘道荟，他在《晋起居注》中收录了三国终结者、西晋开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在太康元年的一道诏令《以荀良为魏郡太守诏》：“方今天下无事，所重唯民。魏郡，大都会也，太守宜得其才，宜以荀良为魏郡太守。”目前个人所知，“大都会”一词最早出自司马炎。

“都会”一词出自《史记》

当然，并不是说“大都会”一词是司马炎首创，毕竟“都会”这个词在《史记》中早已有之。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一篇中使用“都会”一词频次高达8次，分别是：“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临菑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陶、睢阳亦一都会也。”“亦江东一都会也。”“寿春，亦一都会也。”“番禺亦其一都会也。”“宛亦一都会也。”班固《汉书·地理志》因循《史记》，7次提到“都会”一词，列举城市与司马迁所举大同小异。

“都会”是什么意思呢？按照东汉经学家、训诂学家刘熙《释名》的解释：“国城曰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分封制从西周封土建国开始，在我国古代长期存在，天子有天下，诸侯国有国都，国君居住的城郭就叫“都”，城郭之外叫“野”，国都自然是国人会聚的地方，所以叫“都会”。如还有文献记载，“都会者，谓一都之会。”“都会，谓人皆都会于此郡。”大体都是一个意思。

柳宗元《为安南杨侍御祭张都护文》中有句短语说得很形象，“辐凑都会”，是说人或物就像车轮的辐条凑合于车毂一样，从四周会聚于都市。最初，一个小城市、小城镇不能称为“都”或“都会”，必须是封国中封君居住的城市，封国中的其他城市或定居点只能称为邑、里、朋、井等，此外还有丘、甸、城、轨等，名号不一。柳宗元《封建论》说，“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秦朝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地方上没有大大小小的封国，也就没有国都，只有郡、县、邑等称谓，不过汉代开始又实行郡国并行制，像《史记》中提到的邯郸、临菑等几大城市才可称为“都会”，随着城市发展，如今各个大小不一的城市都可以称为都市。

成都从“都会”变“大都会”

从司马迁到司马炎的三百多年间，也不知何时何人就在“都会”一词前加了一个“大”字。以成都为例，成都很早就被称为“都会”，但到了苏轼这里，是他在“都会”前加了一个“大”字，感觉整个格局都不一样了。

古语说“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又说“小曰邑，大曰都”，成都称“都”很古早， 但真正能与其他中原“都会”相比还是比较晚。秦并巴蜀促进了成都发展，汉代成都虽然“列备五都”，也被扬雄称为“蜀都”，但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记录“都会”七八个城市，成都并未入列，直到东汉末期刘焉为益州牧时，才将治所从广汉雒县迁到成都。成都真正作为能与中原匹敌的“都”，实际是在刘备入蜀称帝、诸葛亮治蜀之后。《三国志·吕乂传》记载：“蜀郡，一都之会，户口众多。”可算是首次称成都为“都会”。

西晋文学家左思为三国都城写《三都赋》，其中《蜀都赋》让“既丽且崇，实号成都”广为流传。到了唐代，唐玄宗、唐僖宗二位帝王入蜀，成都成为唐朝的南京。《旧唐书》《新唐书》都说：“蜀为西南一都会，国之宝府，又人富粟多。”也是在唐代，有“扬一益二”的说法。杜甫入蜀，在《成都府》一诗中也为成都叫好：“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北宋时，《大圣慈寺大悲圆通阁记》一文，可算是首次称成都为“大都会”。

最末，关于《大圣慈寺大悲圆通阁记》的真正作者是否为苏轼，还有一点争议。苏辙之孙苏籀在《栾城遗言》中称该文实为苏辙所作：“《大悲圆通阁记》，公偶为东坡作，坡云：好个意思。……公所著《和陶诗拟古九首》，亦坡代公作。”从这段记载看来，苏籀对他大爷和爷爷，并无袒护拉偏架之嫌，这苏家兄弟二人偶尔互相代笔是可信的。现在普遍认为《和陶拟古九首》作者为苏轼，为何不把《大圣慈寺大悲圆通阁记》版权还给苏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