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本龙一的遗产：东京城市规划与世界公民的理想

2023年3月28日，日本音乐家坂本龙一在和癌症缠斗多年后不幸离世。这一消息在4月一经披露便掀起了世界范围内对他的追思。而人们在这股怀念的潮流中纷纷把目光投向了他留给世人的各种“最后”：坂本的最后公开演出在电视上进行了重播，他最后一次作曲据悉是给德岛县一所学校创作的校歌，而他最后为导演是枝裕和配乐的电影《怪物》又在最近的戛纳电影节上大放异彩……

除了他的艺术作品之外，作为社会活动家的坂本也再次被大家想起。去年的2月24日，他给包括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和文部科学大臣等在内的五位行政当事人寄出了一封公开信。信所针对的是东京现下正在进行的“明治神宫外苑再开发计划”。因为这一工程会严重伤害到周围的自然环境，作为森林保护团体“More Trees”代表的坂本自然不能坐视不理。而他这“最后一次”的公开社会参与也在生后的日本社会掀起了一阵波澜。过去的几个月里几乎每个周末都会有市民在各相关地点用各种形式对再开发表达抗议。

作为一个整体空间的 “神宫外苑”在行政上跨越东京都的港区和新宿区，而在土地归属上又主要由“明治神宫”私有。即使在各街区特色都非常鲜明的东京，这片区域也显得特殊。此处虽然有着以奥运会主场馆为代表的各类国家级设施但它同时又是大都会内为数不多的可供一般市民进行歇息的绿色空间。表面上看起来民众的矛头主要针对不作为的行政当局。但在事实上，包括私企在内的行为方都在事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此次事件中所登场的日本传统叙事，强大的“资本”和仍在壮大的“市民”从日本现代的开端之日起就不断互相博弈。而在所谓“新自由主义”横行的今天，它们之间的关系又以更新的形式得以延续。由“神宫外苑”再开发所引起的争议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观察机会。

“外苑”的诞生：日式公共空间

故事的发端从另一位名人的死去开始。1912年，明治天皇逝世。作为日本现代化至少是形式上的领导人，要如何纪念他成为了社会各界的争论。其中一个焦点在于，根据当时的惯例以及本人的意愿明治天皇将被安葬在“旧都”京都而不是东京。虽然经过了40多年的建设，东京已经颇具现代规模。但不少人还是担心这一选择可能会动摇它的中心地位。于是，在地的力量提出在新首都修建一座高规格的纪念建筑来纪念老天皇，而这就是现在位于东京中心的“明治神宫”。

经过两年的讨论和实地调查，1914年7月明治神宫的修建正式起步。设置在内务省内的“明治神宫造营局”成为了事业的主要监修机构。从1918年开始的实地施工的内外都被精心设计过的植株所包围。如果说在修建当时它们只是人为的装饰，但在百年后的今天这些绿化早已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自然森林。外苑最具代表性同时也是今天最让人称道的就是从主入口一直延伸到“圣德绘画馆”前的银杏大道。这一空间的设计找来了当时刚从欧美考察回国的建筑师折下吉延。他参考了包括伦敦白金汉宫在内的各种宫殿布局把大道从原来的两列拓宽成四列。每一列道路上都被种植了34棵银杏树。总计136棵的树阵就此成为了东京的名胜。秋天被金色染黄的大道是游人们的最爱，而多部在此取景的经典日剧也让“外苑”变成了许多人心中城市生活的代表。

经历了关东大地震等各种插曲后，神宫外苑终于在1926年的11月正式完工。有许多日本学者指出了外苑空间其实存在着一种矛盾性。在明治维新后，日本城市中包括公园或学校在内的许多现代公共空间都是由传统空间改建而来的。比如有名的上野公园和浅草公园分别是宽永寺和浅草寺曾经的境地。从而，它们的空间布局也丝毫没有西式风格。与之相对的，以日比谷公园为代表的“第二代”日本公园才完全照搬了欧洲的布局。在事实上也发挥着公园作用的“外苑”地区则处在这两者之间。在形式上，它把欧化的布局在一个更广大的空间内发挥到了极致。但在“精神上”，它又是第一代公园们的“直系”。众所周知，在明治维新之前的几百年时间里，日本列岛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幕府将军手上。从而对于天皇的崇拜也比其他现代制度更为显而易见的是一种“被发明的传统”。而“神宫外苑”则具体展现了这种对皇室和国家的认同是如何实现的。

在外苑的建造过程中就充满了对于民众的动员。根据当时的规划，神宫“内苑”的建设费会由国家财政完全补贴，而外苑则会用国民捐款这一更能体现民众对天皇感情的方式来实现。学者山口辉臣指出了这种逻辑背后的矛盾。首先，所谓的国家财政说到底也是从普通百姓那里收来的税金。其次，在募捐活动中其实不缺对底层公务员摊派的强制要求。另一个更直接的背景要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好景气以及随之而来的原材料和人力成本双双飞涨。于是在1919年，当局正式决定从全国各地召集青年志愿者。通过劳动，年轻工人不仅能够被灌输“为公奉献”的精神，实际上作为免费劳力的他们也帮助外苑解决了一个建设的大问题。

同时，更为巧妙的动员和教育则是以体育为代表的大众活动。1924年坐落在外苑的陆上竞技场完工，它随即成为了第一届“外苑竞技大会”的会场。1926年附近的神宫球场又竣工，它则变成了日本规格最高的棒球场之一。通过当时已经十分发达的大众传媒，在“神前”举办的全国性大会其一举一动都被快速传递到每一个普通家庭中。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跃然纸上。另一方面，日本曾计划于1940年举办奥运会。事实上也申请成功的大会因为日本自己发动的战争不得不流产。经历了战后复兴的日本终于在1964年成功实现了这一构想。而不管是战前计划的主场馆还是战后真正被利用的一系列会场都坐落在外苑。

“外苑”的再开发：谁的利益？

战后不久，神宫外苑的诸设施都被占领军接收，直到1950年代才陆续归回给日本。除了区域内最大的神宫竞技场在1956年被政府的文部省接管之外，其他的主要设施都被以时价的一半“卖还”给了明治神宫。后者在此时也已不再得到国家支持并具有最高正统性，而只是一个需要自负盈亏的宗教法人团体。为此，明治神宫不仅继续支持各类体育比赛在此举行，还发起了诸如“神前结婚礼”等各种商业活动以此从传统文化中创收。

其实在设施即将被归还的1951年，当时的东京都政府率先把外苑地区指定为了“风致地区”以保护此处的绿化和环境不被即将到来的城市建设所破坏。但为了迎接1964年奥运会，旧神宫竞技场被拆除。1958年，新的“国立竞技场”在原地落成。城市规划史专家越泽明指出，在建设期间外苑有不少植被被移植或就地破坏。而在约60年后，出于筹备2020年奥运的目的东京都甚至不惜打破原有的“风致地区”关于建筑物高度的限制，让竞技场的“再再”整修成为可能。但当时的场馆工程因为发生了一次方案的撤回和更改又遇上了新冠疫情从而整体规模被缩小。进而它对于周边环境的破坏也有限。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背后也体现出了日本政府“发展逻辑”的合法性和对国民的动员力在几十年后已经式微。于是，在此登场的是作为公权力替代品而出现的“资本”，而它也是此次事件中最大的反派。

2022年5月，三井不动产联合了伊藤忠商事、日本体育振兴中心以及明治神宫一起举办了一场关于再开发的发布会。参与者表示项目最主要解决的是运动设施的老朽化。区域内各场馆都将进行符合抗震和高规格赛事标准的全新升级。此外，两栋集合了办公室、酒店和商场的复合型高楼也将在此登场。换句话说，虽然背后的商业利益非常明显，但开发商们和曾经的公权力一样还是选择了利用“体育”这一“大义名分”作为挡箭牌。2023年2月17日东京都政府正式认可了再开发的项目。负责人预计整体项目一共会耗资3490亿日元并在2036年最终完工。但引起社会强烈不满的是该计划如果得到施行那么外苑已经存在百年之久的树林将会遭受比两次奥运时期更重大的损害。根据开发者自己提供的报告，已经“尽力减少损害”的方案至少要砍去743株高于3米以上的树木。但保护团体则估计仅项目在新宿区的部分就会砍伐约3000株各种高矮和品相的植株。这远超过前者保守的估计。在开发案公布一个月后，相关的团体就搜集到超过8万份的反对联署书并提交给了东京都政府。但东京都政府却以该项目完全是由私人企业推进的并且符合现行规范而采取了消极的态度。此后各种公民团体更是发起了包括手牵手包围工地以及法律诉讼等措施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开头提到的坂本龙一的公开信也是被工程在上半年正式动土所触发的抗议。

有意思的是，从地方到中央政府都以行政无法干预民间事业作为自己不作为的借口。但实际上政府却在另一个层面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上述东京都政府为了2020年奥运把该地区本有的建筑物高度和面积限制解除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原本为了让场馆符合国际标准而作出的妥协举动却变成了企业梦寐以求的“炼金术”。根据日本的商业杂志报道，再建后的棒球场和橄榄球场等建筑其高度不会达到标准的上限，而这些节省下来的份额会以1300亿日元的高价转卖给三井不动产以供后者修建185米左右的高层写字楼。自然，地方政府从中可以得到的税金也成比例地增加。同时，东京都早在2013年就开始施行公私合作的公园再开发制度。在此之下，类似于外苑的公共场所都可以重新引入民间力量。在缩小免费的公共空间的同时增加需要以“消费”为入场券的“拟似”公共空间。从而，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公权力单纯的撤退而是它与资本之间新自由主义式的合作。

在这场企业和政府“双赢”的工程中，唯一受损的看上去也只有一般民众了。他们对于公共空间和美好环境的权利无法被具体化到上述看似透明但实则类黑箱的决策过程中去。而政策的封闭环路让他们想要通过法律等途径来寻求突破在事实上也不再可能。他们能做的只有寄希望于坂本龙一等名人来向开发商施加道德和社会的压力以期待他们作出正确的选择。但其效力可想而知。

“外苑”的象征空间：树的隐喻

相似的开发与对立其实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中上演着。但更多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是诸如对曼哈顿某座百年建筑的保护等围绕着具体建物的抗争。因为现代的城市从一开始就和自然形成了一种排他性的关系，从而像神宫外苑这样围绕着城市中的“森林”而上演的对抗就显得稀少。但自然又从来没有真正远离现代社会。它们在物质和象征的层面左右着人类对社会和共同体的想象。“外苑”的故事更是如此。

上文提到的外苑规划历史本身就告诉我们在这片空间中存在的一切都是经过人为干预才形成的。体育场和美术馆如此，草木花叶也一样。百年前的外苑设计者特别挑选了包括广叶树和针叶树等不同种类的树苗，同时我们在这个区域也能找到从矮到高各种不同造型的植株分布。从而，外苑不管在哪一个季节都有可供赏玩的植株。和景观同时发生的还有另外一种叙事。外苑多样的树木其实是从当时日本帝国由南到北不同地域运送而来的。其中甚至包括了还是殖民地的台湾和朝鲜半岛。也就是说，外苑的植株变成了帝国的隐喻。各地的植物也和人一样只要在“神国”的庇佑下就能茁壮和谐的成长。这种价值观的灌输通过环境得到了间接性的传递。巧合的是在一个多世纪后，类似的逻辑仍然可以在此找到。

在外苑“新新”国立竞技场于2012年第一次招标的时候，已故设计师扎哈的作品在第一时间获得了最优秀奖。但和扎哈其他的作品一样，她的东京奥运场馆也可以用“巨大”来形容。但这次“超过”的不仅是建筑的体积更是建设的预算。有估算称她的原设计至少要花3000亿日元。在各界的反对声中，主办方终于在2015年7月将她的设计“白纸撤回”。在同年12月举行的新竞标中，著名设计师隈研吾团队的方案脱颖而出。

隈研吾设计案的核心理念是由木材修建的“杜のスタジアム”。日语里的“杜”在大部分时候和“森”的意思相同，但它在语境中又多了一种与传统文化相关联的“韵味”。它能够唤起如下的画面：在一座安静古朴的日式农业小镇，其街道背后有一座绿意盎然的后山。在山前矗立着一座深红色的鸟居。它既是守护小镇的象征，又是那一整片带有神秘色彩的山林的入口。这样的一种“原风景”又被视为是社会的理想型。换句话说，一种保守的关于日本社会的纯洁想象被寄托在了森中之“木”这一材料之上。在实际中，隈研吾的新国立竞技场使用了来自全国47个都道府县的木材。甚至，它们在场馆的分布也按照地理方位和现实中的行政体进行了一一对应。但媒体很快指出了建设中的“不和谐音”：因为冲绳县并不产日本杉团队只好把材料改为了“松木”。同时，北海道的供应商又在没有和“原住民”阿依努人商议之下就对森林进行了砍伐，而这引起了后者的强烈反弹。巧合的是，发生问题的这一南一北两个地方一直以来被学者们视为是日本现代化进程中“内部殖民”的对象。它们在奥运这一国家项目中所出现的“意外”也变成了另一种隐喻。作为日本与外国的“边界”，它们的“不稳”也象征着一个统一的日本身份的裂痕。自然，在拥有军国主义历史的日本，这种价值的多元和民主在今天无疑拥有更多正面的意义。

相较之下，坂本龙一对于外苑树木的诉求完全从一个私人的角度出发。他在公开信中谈到因为罹患癌症所以减少了环球工作并花更多的时间在自己的老家东京休养。而他时不时就会走到外苑去散步并在葱郁的树木间深呼吸。换句话说，再开发反对者们所关心的既不是商务楼的利益也不是作为国家象征的“杜”而是一个和自己日常生活拥有密切联系的植被环境本身。在此之上，坂本还讲述了自己另一个家纽约的事例。从2007年开始，纽约市推出了一个在全城栽种100万棵新树的计划。他更把树木的保护放到目前最炙手可热的“可持续发展”议题上。既然全世界都在追求一种人类和自然可以更好互存的环境，那外苑开发为什么还要反其道而行之呢？

由此，在坂本龙一心中“木”超越了一个城市或一个民族。此时的它成为了另一个隐喻：通过对它们的保护，一种没有国境的人类共同体理念得到了体现。只是这个理想如果要真正变成现实的话无疑还需要全球民众更多协同式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