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和雅而令人神往的北宋，如何展示平民化服饰风尚？

北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由农耕核心悄然转向农业与工商业齐头并进且以工商业的繁荣为标志的新形态。在此形势下，士、农、工、商诸行在各类消费与贸易的带动下分化出更多更细的职业岗位，社会管理面临着更复杂的境况，统治者为了强化管制和税赋收缴，主导了行业组织建设，出现了行、会、社、团等以行业类别及性质差异为依据而划分的社团组织，每个组织都被规范了内涵丰富的行业标准，在着装上呈现出“百工百衣”的职业风尚面貌。

《东京梦华录》记载：“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似懈怠，众所不容。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这种诸行百业衣装各异的生动画面，我们还可以从张择端的风俗画作《清明上河图》中直观地感受。

另外，其他北宋服饰风俗的相关画作、文献中也有类似风貌呈现。若纵览细察、细思，其中严谨规范、管理科学的职业服饰系统必会令人惊叹不已。在那个时代怎能有如此高水平的职业化形象掌控呢？不仅其服饰应用的工具化意识先进，其色彩、材质、结构、廓形、工艺等要素的职业化差异设计也十分精微、深妙，外观各有等差且文化内涵丰富，同时职业行为促进效用也很突出，堪称当今职业服饰设计创新发展的典范。

宋人这种超乎以往的规范化职业服饰是发生在作为多数者的平民身上的，这不同于前朝偏重统治阶级着装的职业化管理情况，所以形成了极具规模的、流动而立体的时尚景观，对大范围人文风貌具有决定性的效果影响，可见这对于重视以礼仪活动、宏观氛围教化百姓的宋代来讲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管理举措。该举措的实施，不只规范了行业、职业形象，促进职业行为的正确发生，还表现在这种格局可以使每个阶层都能隆重登场，有力地平衡了平民中各职业阶层的社会地位，显示了管理层对各个职业阶层的平等重视，折射出平民创造力所受到的充分肯定，展现了各职业类别对社会建设与发展的贡献力。综而观之，宋代市井人文形象得到大力提升，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宋代社会的文明水平。宋代统治阶级的着装差异化并不显著，相比以往更加含蓄内敛，平和素雅、亲民了许多。可见，“百工百衣”中驻留了当权者深刻的平民化观念，平民志趣、平民审美、平民方式等均有呈现。这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人文景象。

再者，“百工百衣”的主体是汉族男性职业服饰，这引出了另一条发人深思的落脚点。相较于女服，男性职业服饰集中反映着男权社会的意识形态，更成为管理者意志表达和社会秩序规范的工具。所以，平民职业男服所承载的信息主流性强，更多元、深刻而复杂，研究意义深远。综上所述，“百工百衣”具有较强的宋代社会基因承载性。

不同的职业岗位所着服饰各不相同，

均有较为制式化的形象设定

依据《东京梦华录》的描述可以理解，“百工百衣”就是不同的职业岗位所着服饰各不相同，均有较为制式化的形象设定；但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和行业管理情境，其不只是形象的各不相同，彼此还墨守一定的风俗规矩，崇尚统一的文化价值和人文精神，相互之间存有一定的联系，这就构成了一种风尚系统。

“百工”的概念早在周代已有，但其范畴只是皇室专属工奴，不能服务于其他官府。最早记载该词汇的是成书于周代的《尚书·商书·说命上》，其述为：“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传岩，作《说命》三篇。”其中的“百工”指画师。此后，“百工”一词便被延续。战国时期，其范畴已包含各类手工技术人员，即《考工记》记述：“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礼记·王制第五》还记载：“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这说明，百工还可以指管理百工的工头，即职位偏低的职官。《论语·子张》还载：“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说明先秦时期的百工除了工奴外也包含独立开设工坊的匠人。西汉开始，百工成分日趋多样化，农民、市民、兵卒、刑徒、工奴、独立工匠等均渐入此列。

到了宋代，其职业不断分化，到了南宋可达四百余行。《繁胜录》载：“京都有四百四十行，略而言之。”很明显，此时的百工成分已与此前不太一样，士、农、工、商等各阶层被以经济身份为标签细化，并被划入构成复杂的行团组织。“百工”内涵泛化，不只包含专业技术类岗位，而且涵盖了所有与宋代经济生活相关的平民职业，曾有的阶级等第观念基本消失，商人也可以和农民、普通士人一样被平等看待，即“士、农、工、商，各有一业，元不相干……同是一等齐民”。平民阶层不曾涵盖“杂役”“伎作”等贱民职业的历史被改写。当然，此时的“贱民”阶层也不复存在。所以，宋代“百工”已等同平民概念。

“百衣”作为独立的概念在早期文献中无可追溯，但可从“百工”衣着的差异化规定感知其丰富的形态。

《全晋文》有“士卒百工，履色无过青绿”“百工不得服大绛紫襈、假髻、真珠、珰珥、文犀、玳瑁，越叠以饰路张、乘犊车”等记载，这意味着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便有“百工”衣着的限定，使之形象不同于统治者。唐代也有“自今以后，衣服下上，各依品秩。上得通下，下不得僭上。仍令有司，严加禁断”等法令，强化了服饰等差，但并无具体的平民服饰差异化记述。而至宋代便有了如前述文献所载的“百衣”惯例。就此变迁比较，可以明确宋代百工服饰的“百衣”格局是最为突出的，超越了前期各朝，达到了平民服饰间差异性秩序构建之顶峰。

当代学者丁锡强在其2008年出版的著作《中华男装》中对“百工百衣”概念做了诠释：“‘百工百衣’是对宋代平民百姓服装的统称。‘百工’是指普通官宦、绅士、商贩、农民、郎中、胥吏、篙师、缆夫、车夫、船夫、僧人及道士等等。‘百衣’是指各种不同样式的服装与服饰，包括穿袍服、穿襕衫、披背子、着短衫等以及梳髻、戴幞头、裹巾子、顶席帽等。”这是一个非常直截了当的解读，令我们对该概念的理解立马清晰。同时也表明“百工百衣”就是宋代的事情，在此之前有萌芽但还未真正形成，此后也有延续，但却有所衰损。

服饰功能从纯粹的政治附庸向

生活主导大跨度进化

“百工百衣”职业服饰风尚的典型形态可从《清明上河图》中探寻。该画作表达内容虽为北宋末年，但其所展现的平民男服款式却是北宋开创以来的稳定形象，直至南宋都没太大变化。这种稳定的面貌可由《东京梦华录》与《梦粱录》类似描述的比较获知。《梦粱录》记载：“且如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巾装着皆有等差。香铺人顶帽披背子，质库掌事裹巾着皂衫角带，街市买卖人各有服色头巾，各可辨认是何名目人。”可见其中香铺人、质库掌事等职业服饰与前述《东京梦华录》“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的记载相类。

自右至左打开《清明上河图》画卷，分别于郊外、汴河、城内闹市等三大部分逐一进行人物形象观察，体力劳动从业者所穿各有特色，各式头巾配以短衣、腰带、长裤、麻鞋等；士人为交领或圆领长衣，头戴各式幞头、巾帻，多腰带，脚穿各式足衣，随性不受束缚；而胥吏作为北宋时期的新型职业化阶层，其穿着被严格规范，多着幞头、圆领窄袖袍、长裤，配腰带、鞋履；商人与前朝不同，其着装各具行业特色，同时也多具文人气质，基本是各式幞头巾裹，不同款式长衣、长裤、腰带，各式足衣；僧道等人的衣着也各具特色。

再细看其描绘，虽简略，但基本特征明确。由首服、上衣、腰带、衣摆、下装、足衣、配饰之形制，以及色彩、质料进行观察体味，可明确各行各业均有不同，形象差异明显，能与前述文献描述相对应。对不同职业的差异性着装表达，其他相关图文资料也多有呈现。《卖眼药图》表现的是杂剧中的不同行业人物形象。其虽为戏剧人物形象，必有不同于现实服饰的夸张表现，但其着装的基本特征和形制要素应源于现实基础，至少表达了眼药郎中的高冠、宽袍、大袖与击鼓人的普通巾裹、短衣、窄袖之间存在的差异性。

不仅如此，即使是相同或相似行业，在不同条件下其着装也有差异化表现。《清明上河图》与其他画作的局部形象比较，最底层的体力劳动者，服饰形象均为短打，多头巾、圆领、衣摆提起系于腰间，总体看大致相似，但具体审视可发现其服饰搭配、着装方式的细节仍有不同。

各行业着装的差异化不仅来自行业约束和自我角色认同，还源于相关法令的规制。《宋史·舆服五》载：“端拱二年，诏县镇场务诸色公人并庶人、商贾、伎术、不系官伶人，只许服皂、白衣，铁、角带，不得服紫……幞头巾子，自今高不过二寸五分。”又载：“仁宗天圣三年，诏：‘在京士庶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并蓝、黄、紫地撮晕花样……’……景祐元年，诏禁锦背、绣背、遍地密花透背采缎……三年，‘臣庶之家，毋得采捕鹿胎制造冠子。’”由此可知，平民服装的相关配件、色彩、装饰等均有规格限制。平民在很长时期内都被称为“白身”“布衣”，这是因为本白色普遍应用于平民。虽然宋代多数时候皂白均可用于平民，但皂色还是多有限制的，在宋初时需要特别申请才可能会被准许使用。

经上述例证比较分析，《清明上河图》中的具体平民男服衣着结构、质料、穿着方式、配饰特征得以放大，其弱化礼仪性、强调功能性，相对短窄实用的衣着特征得以明确，也详细表达了北宋的素雅审美格调及和而不同、各有等差的“百工百衣”式样风貌。显然，北宋社会进入实质性的职业差异化时代，士、农、工、商等各阶层开始从事专职事务，以更为专业细分的技能、态度和角色投入社会各层级劳动与管理。其职业界限清晰，规制明确，着装形象也必然差异鲜明，职业风貌成熟。可以说，“百工百衣”风貌深刻昭示了中国平民化社会治理的开端，服饰功能开始从纯粹的政治附庸向生活主导大跨度进化。

综上所述，差异鲜明而又统一于北宋平民化审美格调的“百工百衣”风貌为当今社会各职业形象的差异化与联系性构建提供了诸多借鉴。

本文选自《百工百衣——北宋平民男服详考与图绘》，较原文有多处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