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为什么他是四百多年来最杰出的上海人？

大家好，我是杨早，欢迎收听本节课程。

这一讲我们来聊聊大明朝最博学、最跨界的一位官员。他被称为“四百多年来最杰出的上海人”。他就是徐光启。

不管你去没去过上海，你都可能听过“徐家汇”这个地名吧？这个地名就是来自徐光启的家族。

徐光启有三个身份，都很厉害。

第一，徐光启是一个典型的士大夫，家里农民出身，当过私塾老师，读书多年才考上进士，去世前当官当到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

第二，徐光启是一名斜杠青年，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在儒学、西学、天学、数学、水利、农学、军事学等领域都有建树。

第三，徐光启还有个名字叫保禄，这是他的天主教教名，他是明朝末期的天主教领袖。

徐光启为什么会有这么复杂的身份？这几个身份之间，有什么联系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吧。

▲徐光启肖像画

徐光启生于晚明。我们先来看看晚明社会有什么特点呢？

一是国力衰退，明朝不注重海外通商，北方先有蒙古，后有女真不断骚扰，再加上国内土地兼并等矛盾越来越剧烈，国库一直空虚，赋税越来越重。

二是精神危机。程朱理学对社会禁锢太久，激起了阳明心学的反弹，士大夫们反对外界的束缚，注重内心修养。可是很多心学的信徒，用一句成语来形容，叫做画虎不成反类犬。他们一点都没有学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只学会空谈心性，阳明心学与禅学相似的一方面，就是直指人心，个人凭借心灵认知就可以求道。

不过这也提供了一条逃避之路，末流就是闭眼不看现实，空谈心性。王阳明有句话叫“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本来是强调致良知是最高境界，但是这些心学门徒每天只顾着破心中贼，把心学当成了逃避的借口。用一个词形容晚明士大夫的整体风气就是：颓废。

在徐光启二十一岁的时候，有一位意大利传教士进入中国。他叫利玛窦。利玛窦比徐光启大了十岁，在中国呆了二十八年。我们在简说中国史里讲过，利玛窦为中国人带来了接近于真实的世界地图。除此之外，利玛窦还为明朝带来了多个学科的科学知识。

利玛窦对中国士大夫的观察是这样的：“每个人都很清楚，凡是希望在哲学领域成名的，没有人会愿意费劲去钻研数学或医学。结果是几乎没有人献身于研究数学或医学……钻研数学或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像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因哲学研究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利玛窦说的哲学研究，一是指科举作官，二是指研究心性之学。

▲《利玛窦与徐光启像》

意大利罗马中央国家图书馆藏

徐光启在晚明的士大夫中，算是一个另类。他本来也是心学的门徒，而且是老师的得意弟子。我们前面讲王阳明时说过，心学本来是注重实际学问，主张知行合一的。可是到了晚明，心学的主流变成了空谈性理，好象只要致良知，就能救国救民。

徐光启这个人，出身农家，三十六岁才考上举人，四十三岁才考上进士，此前一直在社会底层奋斗，所以他对士大夫上层社会这种空谈的风气很是讨厌。

考上进士之后，徐光启就把以前擅长的诗词书法这些技艺都放弃了，而专心研究天文、兵法、屯田、晒盐、水利这些实际事务，也包括会用到的工艺和数学等技术。徐光启虽然自己也是靠写八股文考上的进士，但他特别讨厌与实际事务完全无关的八股文，多次向皇帝指出八股无用，希望换一种选拔人才的方式。

▲位于上海徐汇区的徐光启墓园

徐光启在广东、江西和江苏教书、做官期间，都多次去过那里的教堂，见识了传教士的各种西洋宝贝，包括世界地图，油画画像，能把阳光分解成七色的多棱镜，还有定时报时的钟表。这时我们现在小学生都见过的东西，当时带给明朝人的震撼，可以说非常巨大。

拿这些西洋宝贝到处给人看，也正是传教士们的用意，他们想用西方科技的先进，来说服中国人相信西方的宗教也是先进的。

正好这个时候，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手段，也发生了变化。

一开始，利玛窦等传教士都看中了风行中下层社会的佛教，因为佛教同样是一种外来宗教对吧？因此利玛窦他们就把自己叫做“西方和尚”，他们甚至剃光头发，穿上袈裟，让自己看上去像是佛教的一个分支。老百姓一想，你们也是和尚嘛，也拜佛，只是佛的长相不太一样，那不管，多拜几个佛总不吃亏。所以这种方法很适合在中下层社会传教。

但是利玛窦很快发现这样做有一个毛病，就是天主教会遭到士大夫的抵制。首先他们传教的广东，当时还被其他省份看成蛮夷之地，而明朝士大夫对佛教是很排斥的，觉得佛教是愚昧的老百姓的迷信。这样一来，天主教就变成了蛮夷之地流行的低等迷信，还怎么可能被士大夫群体接纳呢？就算有些人对传教士的科技和工具感兴趣，他们也只是跟传教士交个朋友，聊聊工艺与数学而已。

对于天主教来说，徐光启是一位难得的传教对象。徐光启在1603年的入教，也成了天主教打入士大夫群体的一个重要契机。

为什么徐光启会变成天主教徒？原因有三个。

首先，徐光启出身贫寒，在下层社会生活很多年，徐光启的母亲就经常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来教育他。所以徐光启有很强的命运意识，比较容易相信奇迹。徐光启家里两代单传，只有独子，徐光启为此十分担心，害怕断绝家族的香火。正好他一入教，儿媳就生了个大胖小子。据说徐光启为此更坚定了信教的决心。

其次，徐光启对自己所在的士大夫群体，非常不满，曾经在家书里说“我辈爬了一生的烂路，真是可笑啊”。前面我们讲过，晚明士大夫空谈心性，让徐光启深感失望，这也是他会信教的原因之一。

最后，徐光启迷恋实用之学，而传教士中的学者像利玛窦，正好能给他带来这方面的知识补充。信教之后，徐光启与利玛窦联手翻译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这本书是欧洲数学的基础，在西方流传之广，仅次于《圣经》。关键是《几何原本》体现的演绎推理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思维里极度缺乏的。可以说，《几何原本》搭起了中西思想交流的第一道桥梁。

▲利玛窦和徐光启合作翻译的《几何原本》清刻本

徐光启一旦成为天主教徒，他对于传播天主教起到的作用那就太大了，一百个利玛窦也做不到。

比如，入教三年后，徐光启劝说七十三岁的父亲也受洗入教，接着全家入教。他父亲病逝之后，徐光启不搞披麻戴孝那一套，而是在教堂用教会礼仪举行葬礼，一时间惊动了北京大批群众前来围观。

之后徐光启回家乡上海守孝三年，发展了亲戚朋友二百多人入教。其中不少士大夫本来是来跟他学习《几何原本》，也被徐光启带入教会。后来当士大夫里的保守派向天主教发起攻击时，徐光启又挺身而出，为天主教写了大量的辩护文字，他在北京与上海的住所也成了传教士的避难所。利玛窦称赞徐光启说“真难说清这个人对基督教事业是多么巨大的一笔财富”。

徐光启虽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对天主教的看法，仍然带有很强的儒家色彩。

比如他认为天主教不仅是一种理论，可以满足人们对超自然的探索与信仰，而且还是一种治术，就是治理社会的手段。中国传统的儒学其实也同样具有这两种功能，不仅仅是道统的根基，也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管理功能。徐光启认为，即使作为治理手段，天主教也比儒学更优秀，因为儒学只对读书人有效，所谓“礼不下庶人”，很难教化下层民众。而天主教可以通过教堂的普遍开设和传教士的奔走，把教会的控制一直延伸至最底层最偏远的社会。

所以徐光启提出了一个口号叫“补儒易佛”，就是说西方以天主教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可以补充儒学的不足，替换掉对社会治理已经没什么作用的佛教。这个时候，天主教也放弃了自己“西方和尚”的形象，反过来指责佛教和道教的泛神论，认为他们是粗陋的迷信。

为什么同是宗教，天主教就能这样说佛教和道教是迷信呢？

相对于佛道二教，天主教除了组织严密，教理精深，最大的优势，还是他们有西方的科学理论和实践来证明天主教的先进性。这也是为什么徐光启这些土生土长的儒生，会虔诚信仰天主教的主要原因。

徐光启将他心目中的西学，分为大小二种。大的是宗教，小的是科学。而徐光启立志传播与发扬的，不是宗教而是科学。他认为科学思想会动摇旧的信仰，为传教对象接受新的宗教打开心灵的大门。徐光启的想法，直到晚清仍然被传教士广泛采用。

但徐光启的最终目标，并不是让大家都成为天主教徒，而是仍然是要光大华夏文明。只不过他不像保守派那样，想通过反对、驱逐西方文化来维护中国本土文明，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先要知道人家先进在什么地方，才能够取长补短，将中西文化融会贯通，最终才能超越、胜过西方文明。徐光启这种想法，谁又能说不对呢？

总结一下：

第一，晚明西方文化经由天主教传入中国，最大的有利条件，一是精神危机，二是科技工艺落后；

第二，徐光启因为信奉实用学问，反对空谈心性而入教，成为天主教在中国最好的代表人物；

第三，徐光启对于天主教乃至西学的引入，最终是要“补儒易佛”，用科学思想改良中国本土文化。

思考题：徐光启被称为“第一位近代意义上的上海人”，怎么理解这句评语？

下一讲，我来给你说说历史上最苦命的天子——崇祯皇帝，下一讲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