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煌煌大明：考古、服饰、礼制》｜每日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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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一代，衣冠文物之盛，直到四百余年后的今天，依然余音绕梁，令人神往。今天流行的汉服主体，即是明代服饰。但一如今天的服饰潮流，天南地北自有差异，纵使岁岁年年风尚亦各自不同，更何况明朝三百年天下，其服饰的发展演变，更是千头万绪，即使是载于典章，著于法令，依然无法将人禁锢在典制法条的牢笼里，即使同样的纹样，也会在不同时代变化出不同的样貌。甚至有时同一个名称在不同时代指称的服饰都迥然有别。

服饰史研究之难，由是可见，比起萃其大要泛泛而谈，细致入微地探究一个朝代服饰史，更犹如探渊察鱼一般，需要足够广博的阅读量与足够精细的眼光，才能从明代浩繁的史料中寻出服饰演变的片羽秋毫，加以解读。徐文跃的《煌煌大明》正是这样一部著作。其引用史料之鸿富，举凡有明一代会典律条官书记载，乃至各地方志、私人笔乘、日记，更从传世图画及考古出土文物中进行考实，务使图文相合，才得出审慎结论。书中特别是对一些服饰细节的考证，更是犹如刺绣一般，在史料与考古实物的经纬之间穿针引线，譬如书中关于褡护、贴里、麒麟补、西洋布的篇章，虽然只有三四页，却足以视为一篇首尾贯通、引证详实的考证文章。循着这条线索，更能让人发现作为汉服代表的明代服饰，并非如某些想象中恪守华夷之别，狭隘自封，而是承前启后，从外来文明中吸取养分，化为己用。

书中所写的网巾即为一例，这种在明代上至皇帝诸臣，下至贩夫走卒，皆会使用的束发用具，被认为是明人服饰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之一。乃至于明亡之后，那些反抗清廷“留发不留头”的严酷剃发令的抗清义士们，依然会坚持戴网巾，作为忠于前朝的标志。就像那位在福建光泽南明抗清斗争中被俘“画网巾先生”，在被捕时找不到网巾，于是令仆人用墨笔为他在额头上画上网巾：“衣冠者，历代各有定制，至网巾，则我太祖高皇帝创为之也。今吾遭国破，即死，讵可忘祖制乎！”当他在泰宁被杀时，砍下的头颅上，“所画之网巾，犹斑斑在额上也”。忠烈之气，至今依然令人动容。但是考证历史，却会发现，这一在明人记忆中由“太祖高皇帝创为之”的网巾，其实早在元代即已由之，元人萨都剌咏物诗中即有《网巾》一首，而明人传说中太祖皇帝发明网巾的因由，其实也证实了这一点，并非是朱元璋独立发明了网巾，而是他微服私访时在神乐观看到一名道士在灯下结网巾，怪而询问，此后又颁行天下，网巾才成为有明一代的盛行之物。而之后，才被后世附会上了“国朝初定天下，改易胡风，乃以丝结网以束发，名曰网巾”，又加以“法束中原，四方平定”之类的象征意义。意义最终战胜了史实，成为了一种理念上别华夷，明正统的象征物，又在王朝覆灭后，成为贞烈之士寄予忠义的对象——衣冠之间，诚有大义存焉，诚不我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