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境尴尬，被贴“媚华”标签，“中国学派”在日本还有多大影响力？

大约一个月前，日本新任驻华大使金杉宪治抵京履新，这是日本7年来首次任命非“中国学派”出身的驻华大使。现年64岁的金杉宪治曾任外务省经济局局长、亚洲大洋洲局局长、日本驻印尼大使等职务。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当前日中两国间有待解决的问题堆积如山，包括中国的海洋活动、因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而停止进口日本水产品，以及中方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逮捕日本籍安斯泰来药企高管等。分析人士认为，去年12月6日离任的前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虽然是“中国学派”出身，但在其任职期间，中日关系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出现恶化迹象。这与日本的对华政策、中日关系本身积重难返有关，也与垂秀夫本人强硬的外交表态不无关系。据日媒报道，垂秀夫在离任记者会上声称，对任内无法帮助被中方逮捕的日本药企高管“感到极其惭愧”，称“中国的营商环境逐渐变得困难”，提醒在华日企“多加注意”。


梳理历任日本驻华大使经历可以发现，其中多位为外务省“中国学派”出身，包括谷野作太郎、阿南惟茂、宫本雄二等，他们在日本也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知华派”人物。


上世纪50年代，受长年战争等因素影响，中日关系几乎陷入停滞状态。为培养中国问题专家，外务省每年会选派新入省的年轻外交官参加汉语研修班，这便是“中国学派”的开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汉语研修班的外交官会前往中国台湾等地进修中文，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则前往中国大陆进修。从亚洲大洋洲局中国课课长到亚洲大洋洲局局长，再到特命全权驻华大使，这被认为是外务省汉语研修班外交官的普遍晋升路线。


今年87岁高龄的谷野作太郎于1998年至2001年担任日本驻华大使。他日前到访北京期间，专门抽出时间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尽管被视为“中国学派”的代表性人物，谷野作太郎直言“不太喜欢‘中国学派’的说法”，他认为，被称为“某某学派”似乎带有“拉帮结派”的色彩。


“中国学派”在日本政坛曾有过辉煌。上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冷战结束，“中国学派”中的许多官员进入联合国等机构工作，在外务省制定对华政策、决定人事方面的影响逐步增加。


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吕小庆对《环球时报》记者说，21世纪以来，森喜朗、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等历任日本首相组阁时启用大批右翼政客，日本政坛大幅“向右转”。与此同时，中国迅速发展，日本陷入“失去的三十年”，“中国威胁论”开始浮现，日本社会出现反华情绪，中日关系一度陷入“政冷经热”的尴尬局面。近年来，东京为与华盛顿步调一致，“政冷经热”已鲜被提及，关于中日经贸的讨论有时也围绕“脱钩断链”展开。在此过程中，“中国学派”的处境日益尴尬，甚至被贴上“媚华派”的标签。


谷野作太郎对此也有观察，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日本当前的大环境下，有些人认为“中国学派”就会“偏袒”中国，由此把“知华派”说成“国贼”，制造了一种不得不和中国保持距离的社会氛围。


有观点认为，有时“中国学派”出身的外交官对华不一定友好，《环球时报》记者对此有着比较直观的感受。在记者近年打过交道的3任日本驻华大使中，让人感觉比较容易接近的反而是外务省法语研修班出身的木寺昌人，他在各种场合都笑眯眯地与人交谈，还展示印有“熊本熊”图案的领带，给人和蔼可亲的感觉。


而“中国学派”出身的横井裕于2016年至2020年担任日本驻华大使，虽然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也表达过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叹为观止”，但他曾数次拒绝记者的专访申请。日本社会有种观点，即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意味着风险，而多数外交官不愿冒险。垂秀夫同样出身“中国学派”，但对华表态更为强硬。


外务省汉语研修班的培训机制延续至今，每年仍会派出优秀的年轻外交官赴中国高校留学。“这至少说明，还有相当一部分日本年轻外交官对中国感兴趣。”有知情人士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日本政府在制定对华政策时当然会参考“中国学派”给出的意见，但在大环境右倾且日本外交政策偏向美国的情况下，“中国学派”建言献策时更加谨小慎微，其意见能否被采纳也不好说。不过总体而言，在当前日本政坛中，“中国学派”的地位虽不及“欧美学派”，但仍占有较大权重。


吕小庆对记者分析说，感觉日方有些刻意强调新任驻华大使非“中国学派”的身份。本轮大使任免属于正常的人事调整，但外务省“中国学派”后继乏人、青黄不接也是客观事实。不过，是否会说当地语言、是否出身于某种学派显然不是判断外交官能否处理好相关国家事务的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