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狸》：一个“局外人”送给写作者们的“人生指南”

时间需要被记忆，时间需要被度量，而阅读无疑是将消逝的时间保存在记忆中的理想方式。阅读保证了我们以思考的维度来覆盖世界，通过阅读，我们将观察到的、看到的、经历到的事件融入自己的头脑，将流逝的时间烙上印记。它填充着我们的人生，也不断丰富着时光的意义。

我们会逐一在书评周刊公号二条推送这12本被评委和编辑部选择的好书。本篇为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的《狐狸》。

致敬词

故事作为一种虚构的语言形式，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影响着人类的心灵。在小说《狐狸》中，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探索了所有故事的形式，从小说，到传记，到历史，到传说，有些故事我们可以找到作者的姓名，跟随那些作家的经历一同感受捕捉故事成形的过程，有些故事则没有明确的创作者，它们诞生自人类的想象力，却又在现实层面弥补着人类生活的缺憾。

我们致敬《狐狸》，致敬这本结合了诗意与知识的小说，它融合了智识与感性，让我们作为读者得以在宏观的时间之外俯视人类经历的故事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欣赏到人类头脑中灵光一现的感官之美。我们致敬作者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她用迷人的语调和跳脱的句子捕捉到了人类想象力的存在形式，让我们意识到那些无法言说的想象在人类居于世界的存在中，拥有着灵魂立脚点一般的意义。

答谢词

感谢《新京报》和各位评审老师，也感谢读者们对《狐狸》的喜爱。2023年，中国的读者第一次知道了乌格雷西奇这个名字，并从她那里收获了巨大的共鸣。《狐狸》创作于2017年，是乌格雷西奇相对晚近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她以一种失落而破碎的生活经验为底色，回溯文学创作的源头，也呼应着当代生活的种种境况。我想，无论是以文学为志业者，还是视文学为家园者，都可以在这本书中获得启示，思考如何承受文学的种种危险和愉悦。

《狐狸》形式结构巧妙，风格外放而浓烈，充满狡黠的智慧和深沉的反思，翻译这本书不断挑战着我的注意力和同理心。作为译者我做了一点不完美的工作，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的乌格雷西奇中文版作品。

——刘伟

对话译者刘伟

这本书：

写作者的“人生指南”

新京报：《狐狸》这本作品有哪些特殊之处？

刘伟：《狐狸》在很多方面都是一本特别的书。它在类型上可被归为元小说，读者很难分清虚构和现实的边界；它有一个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我”，带有一些自传的色彩，但“我”也是被观察、被解构的对象；它涉及文学史上众多人物和概念，需要读者在这方面有一些准备。它的主线是谈创作，或者文学的生成机制，但并不是空泛地谈论，而是与其他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如文学与暴政，文学与移民，文学与记忆，文学与性别等，因此它又具有强烈的现实关切和在场意识。

我最欣赏的是乌格雷西奇化观念为叙事的能力，她一边阐发自己的观点，一边为一篇精妙的故事添砖加瓦，读者还没有意识到，这两者就已经同时发生了。书中很多处理方式都是活生生的小说写作教程。而她撰写的这个故事不断指向自身，指向所有story-teller的身份之痛，因此对于写作者来说，它又有一点“人生指南”的意味。

这个人：

“我是一个外人”

新京报：乌格雷西奇是一位来自前南斯拉夫地区的作家，在文学写作方面，她的语言有什么特色呢？

刘伟：外在的风格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滔滔不绝的口气，绝妙的修辞，尖锐与沉郁搭配得当，等等。另有一些特色是她思维方式的呈现。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经历在她的语言风格中留下的痕迹，比如浓厚的辩证色彩，句子结构正—反—正的螺旋式上升；还有一些激越的口吻也颇具“革命”意味，但是她也在有意打破这些风格，或者呈现出戏仿的效果。

新京报：2023年，乌格雷西奇不幸因病去世，你如何看待她一生的文学创作？

刘伟：她本人也是狐狸，是她的政敌所说的“叛徒”，或者用她最欣赏的作家巴别尔的话说，“我是一个外人”。她用亲身经历证明，一流的文学是一种危险的愉悦，是生存危机的产物，是不断越过藩篱、打破边界的结果。至少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是这样。至于未来文学生产机制会不会发生变化，我想这也是她一直在好奇的问题。

采写/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