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断绝关系的父女,一次爱情与亲情的抉择。央华年度戏剧作品《你好吗》日前在国家大剧院落下帷幕。该剧由万方编剧,王可然、张瑞执导,陶慧、李宗雷、凡银山主演,全剧聚焦在三组日常关系中:父女、夫妻与翁婿。该剧男主演李宗雷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说,剧中的“大余”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正面”的男主角,他幼稚、花心、虚荣。在创作过程中,李宗雷努力想做的事情就是把大余往下拉,拉到地上,跟观众做朋友,让观众看到他会感觉就像是身边的人,“他是‘渣’了点,但他是个还不错的人。”
关于创作
《你好吗》是我自己没有过的生活体验
新京报:大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一个正面的男主角形象。你看了剧本之后,对大余这个人物是什么印象?
李宗雷:我其实不喜欢一板一眼的人物,我也不认为所谓的“男主角”应该是什么样子。大余有缺陷,有贺卓说的“烙印”,有天然无法摆脱的东西。说实话,这种花花公子很容易刻板化,但是万方老师剧本写得很扎实,这个角色的各种层次给得很明确,我喜欢这样活生生的人。
新京报:大余确实比那些“伟光正”的男主角显得更鲜活,但是对他的认识可能会被很多人解读为“渣”?
李宗雷:我也冒天下之大不韪,为“渣”说一句话。我看过《繁花》原小说作者金宇澄的一个采访,他说,现在很不好的一个词就是“渣”,人性这么复杂,用那么低能的一个词“渣”去形容,太可怜了。
新京报:或者我们换一种说法,大余身上的“花心”最起码和婚姻的“忠诚”是互相矛盾的,你怎么理解他对于妻子的感情?
李宗雷:他一定爱他的妻子,但是他不甘于一段感情。我的理解是,这个人永远要证明自己,哪怕花心也好,他需要别人都要爱他。他的很多台词都已经展现出来了,“当年女孩见到我都会站住,惊讶,尖叫”,他需要别人的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他可能不是为了性,我觉得到了他这个岁数,50多岁了,对性本身这件事情不会再有那么高的需求,但是他需要更多的认同。
新京报:这和他明星的身份有关系吗?
李宗雷:他确实就是一个明星,他的岳父无数次跟他说,“你长了一张好看的脸,你要是没有这张脸,别人会喜欢你吗?”大余存在的意义就是,被人爱,被人认可。
演绎:用了比较轻喜剧的方式去展现他
新京报:你用一些什么细节化的处理来展现大余的这些特质?
李宗雷:要说某些细节,就是我用了比较轻喜剧的方式去展现他,我把他演得有点蠢。贺卓以及她父亲贺卫平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对很多东西的认知是有好几层的。大余非常简单,比如他对贺卓说,“爱是什么?我就是爱你,你为什么不相信?”他的思维是很直接、简单的,甚至在两个高级知识分子的衬托下,他可能会显得有点蠢,现在来看观众对他的反应是,好像这个人还有点可爱。
新京报:大余这个角色对你而言,有什么难度吗?
李宗雷:当然有难度,首先要让观众觉得他不是一个坏人。比如大余这个人活生生站在你面前,从旁观者的角度,用现在很低能的话说,这确实是个“渣男”。但如果大余是你的朋友,你会觉得他也还是一个好人。我努力想做的事情就是,把大余往下拉,拉到地上,跟观众做朋友。让你看到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他是“渣”了点,但他是个还不错的人。
新京报:可以理解为大余不是脸谱化的“渣男”?
李宗雷:对,我不想把他处理成刻板印象中的某种“渣男”,如果那样演一个脸谱化的人物,我觉得没意思。我是专业的演员,为什么要演一个那么表象化的人物?人多复杂,每个人都那么复杂。
新京报:从最开始拿到剧本到彩排,直到最后演出呈现的效果,中途你有调整过这个人物的状态吗?
李宗雷:有。开始我也想把他往知识分子的方向上演绎,确实万方老师给的很多台词都是知识分子的词,比如“有意思才是最大的意义”类似于这样人生哲理的话。我看到这样的台词,直觉上会用故弄玄虚的方式去说,尤其是经过一轮巡演之后,回到大剧院,我抛弃了那些东西。
新京报:具体的演绎方式有什么调整吗?
李宗雷:最初的时候我有想过大余的魅力之所在,因为他是一个明星,所以外在很重要。我减肥,想让自己更好看一点,还练一些外功,包括吉他弹得好一点,歌唱得好听一点,某些神态更深情一些。大余对贺卓的感情始终是很真挚的,我能抓得住,如果大余对贺卓的感情不真挚,这个人物不可能成立。我就一直在这方面做功课,我想到的只是这些,没有老王想得那么细致。
新京报:在你看来,王可然是一个有怎样特质的导演?
李宗雷:他很超前,他所思考的东西远远走在了演员前面。最后都证明,他是对的。我其实不是那么服气地想去承认他一定比我想得多得多,但是我又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可能理解某一句话的某个片段,但是我没有把它串起来。当时自己没有理解到,我只是按照导演的意图去做,然后自己再慢慢消化,半年以后我再去演的时候,我发现这家伙真的是对的。
新京报:作为导演,王可然给了你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李宗雷:他给了我极有效的建议和帮助。讲实话,我是个很听话的演员。比如说大余刚上场那场戏,非常浮夸,是会让人讨厌的那种浮夸,自吹自擂,“我当年如何如何”。可然就让我这么演,我一开始很难受,我就觉得大余为什么不能真实一点?可然给的理由是,因为后面大余要特别纯洁地去跟老贺表白,说“我爱你的女儿”,他前后的反差越大,这个人物也就越立得住。直到第一天演出完,我朋友感觉到,我演出的那种浮夸、那种让人讨厌的油腻感,仿佛有一点像是“贺卫平想象中的那个讨厌的流氓、混蛋”。我一下豁然开朗。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学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句话,“要爱角色,不要爱角色中的自己。”当时我在想要体现大余所谓的某些层次的时候,那个时候反倒是在爱自己了。
新京报:我记得在去年夏天演出之后,可然还批评了你?
李宗雷:上次被批评其实跟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问题是有关系的。我从来不是个不信任导演的人,只是确实在那一刻,某个瞬间有一个小私心,一下就往那个方向走了。对我来说那一场戏的失误,也是有它存在的价值。没有那场戏,也不会有后面的我对这个人物更全面的认识。
新京报: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觉得那天你的失误原因是什么?
李宗雷:最主要的是想太多,内心充满很多的疑问,没有解决,没有逻辑上自洽。我那个时候听了很多莫名其妙的意见,有人说大余都50多岁了,说话怎么还那样,我听了很多各方面的意见,我容易动摇。我现在也反省,我自诩是一个什么意见都听,海纳百川、心胸宽阔的演员,谁的意见我都去思考、去反思,但这也是一个挺致命的弱点,自己会不够坚定。最终那一场失误就是,我的呈现太冷静了,没有在节奏里,讲白了就是乱了。可然有一句话特别精准,他说,“你在演一个评论家你知道吗?”
新京报:导演是怎么跟你解读大余这个人物的?
李宗雷:他说,大余这个人没什么文化,但是很讲义气。我当时不理解,大余怎么会没什么文化?大余也是戏剧学院毕业的,说的那些话也好像很有条理,很清晰。当我的朋友说,你是故意把他演得有点蠢吗?就那一刻我就觉得,又被王可然说对了,只有那样的人才可爱,才不会招人讨厌,不会显得那么油腻。
新京报:所以可以理解为,那场演出之后,你对这个人物真正理解了?
李宗雷:对,在往一个清楚的道路上越走越完善。直到这次回到大剧院,排练第一天,所有人感觉都不一样,非常顺。
新京报:在全剧结尾的地方,大余跟老贺吵架的那场戏令人印象很深,对这场戏你有什么特别的设计?
李宗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戏,这是两个男人之间的较量。当时我预设了一个创作方法,我把它比作草原上两只公狮子,一只老狮子,一只年轻的狮子,它们在决斗,老狮子要坚守住它的地盘,年轻的狮子要攻占它的地盘。大余原来是想要去修复和老贺的关系,修复不成吵架,也使得他们的关系从对立到偃旗息鼓,再从对立到偃旗息鼓,再到冲突激烈。到最后,大余跟贺卓的那场重头戏,老贺死了以后,大余跟贺卓说,“你爸都死了,我还是没有争过他”,最终导致了两个人夫妻关系的彻底崩裂。前面那场戏如果不成立的话,后面那场戏也不成立。只有通下来了,那场戏就顺了。
新京报:作为搭档,这次和陶慧的合作有什么特别的火花?
李宗雷:陶慧太好了,真的太好了。我跟陶慧说了很多次“真羡慕你”,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会演戏的人,但是我特别羡慕陶慧这种天赋型的演员。我没有她天赋高,我对事物的感知能力没有她那么敏锐,我需要去研习,去钻。陶慧也很钻,但是她拿到剧本读两遍,对人物就通了,太有天赋了。而且她不是霸道的演员,她永远会给你东西,同时会接受你的东西,这是非常愉快的合作体验。
新京报:你们俩有过争执吗?
李宗雷:有。最后那场戏,贺卓坚持要离婚,大余一直在劝说她。在一次演出中,我就做了一个“打响指”的动作,是希望推动贺卓去想想大余说的话。下来陶慧跟我说,“我觉得你今天太凶了,你把我吓着了。”她说大余不可能这样对贺卓,大余已经出轨了,如果贺卓在他身上连点情绪价值都得不到,干嘛还要跟他在一起?我说,我对伴侣永远不会这样做,但是大余会这样,他急迫,他有占有欲,他会把自己的情绪推高,他会有失控的阶段。我们当时争执完,有一两天,谁也没理谁,但是我们私下也是好朋友。我后来也慢慢理解到,我做错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把角色和演员分开了,但其实角色和演员是分不开的,如果我在做某些动作的时候,对手演员觉得受到了刺激,那就是我的问题。当时和陶慧争论完这场戏以后,我又倔强地演了两次,她也无奈地接受了两次,但是当我反思过这个问题以后,我就再也没那样演过。
新京报:演完《你好吗》之后,有带来一些什么之前没有过的思考吗?
李宗雷:有。我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个人的原生家庭会给他带来那么大的影响。因为我的原生家庭特别幸福美满,我父母极为开明,从小他们没有阻拦过我的任何决定。我想去做什么,他们有时候会跟我分析一下利弊,如果我依然坚持去做,他们都会支持。虽然之前我也听过其他朋友有一些原生家庭的问题,但我真的以为,大部分的家庭都是像我这样的。演完《你好吗》我才深刻体会到,并不是这样,很多看似风平浪静或者一团和气的家庭,其实都是有各种裂痕的,并且会严重影响到一个人的成长。这是我自己没有过的生活体验。
新京报:你在莫言编剧的新戏《鳄鱼》中饰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李宗雷:他就是个坏人。如果和大余去对比,这个秘书的底线更低,大余只伤害周围的人,伤害妻子,伤害岳父,伤害他花心的这些人,这个人物彻底被欲望吞噬。但是我相信,莫言先生不会写一个单一的人物,这个人物一定有他的复杂性,只是我现在还没有进入到《鳄鱼》的工作中,还没有完全地去挖掘他。我看过莫言几乎所有的作品,他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习惯,就是把人物动物化,所以我的方向是把这个人往某种动物上去靠,我现在想象的是某种蜥蜴。
新京报:你为这个人物会做一些什么准备功课?
李宗雷:我妈妈是中文系毕业的,虽然现在退休了,她的很多老同学之前都是给领导做秘书工作的。我跟我妈说了,过年的时候,我会挨家挨户跟这些叔叔阿姨聊天,去做一些采访。后期我还要跟导演去讨论对人物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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