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吗》李宗雷：不想把“大余”处理成刻板印象中的“渣男”

一对断绝关系的父女，一次爱情与亲情的抉择。央华年度戏剧作品《你好吗》日前在国家大剧院落下帷幕。该剧由万方编剧，王可然、张瑞执导，陶慧、李宗雷、凡银山主演，全剧聚焦在三组日常关系中：父女、夫妻与翁婿。该剧男主演李宗雷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说，剧中的“大余”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正面”的男主角，他幼稚、花心、虚荣。在创作过程中，李宗雷努力想做的事情就是把大余往下拉，拉到地上，跟观众做朋友，让观众看到他会感觉就像是身边的人，“他是‘渣’了点，但他是个还不错的人。”

关于创作

《你好吗》是我自己没有过的生活体验

新京报：大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一个正面的男主角形象。你看了剧本之后，对大余这个人物是什么印象？

李宗雷：我其实不喜欢一板一眼的人物，我也不认为所谓的“男主角”应该是什么样子。大余有缺陷，有贺卓说的“烙印”，有天然无法摆脱的东西。说实话，这种花花公子很容易刻板化，但是万方老师剧本写得很扎实，这个角色的各种层次给得很明确，我喜欢这样活生生的人。

新京报：大余确实比那些“伟光正”的男主角显得更鲜活，但是对他的认识可能会被很多人解读为“渣”？

李宗雷：我也冒天下之大不韪，为“渣”说一句话。我看过《繁花》原小说作者金宇澄的一个采访，他说，现在很不好的一个词就是“渣”，人性这么复杂，用那么低能的一个词“渣”去形容，太可怜了。

新京报：或者我们换一种说法，大余身上的“花心”最起码和婚姻的“忠诚”是互相矛盾的，你怎么理解他对于妻子的感情？

李宗雷：他一定爱他的妻子，但是他不甘于一段感情。我的理解是，这个人永远要证明自己，哪怕花心也好，他需要别人都要爱他。他的很多台词都已经展现出来了，“当年女孩见到我都会站住，惊讶，尖叫”，他需要别人的爱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他可能不是为了性，我觉得到了他这个岁数，50多岁了，对性本身这件事情不会再有那么高的需求，但是他需要更多的认同。

新京报：这和他明星的身份有关系吗？

李宗雷：他确实就是一个明星，他的岳父无数次跟他说，“你长了一张好看的脸，你要是没有这张脸，别人会喜欢你吗？”大余存在的意义就是，被人爱，被人认可。

演绎：用了比较轻喜剧的方式去展现他

新京报：你用一些什么细节化的处理来展现大余的这些特质？

李宗雷：要说某些细节，就是我用了比较轻喜剧的方式去展现他，我把他演得有点蠢。贺卓以及她父亲贺卫平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对很多东西的认知是有好几层的。大余非常简单，比如他对贺卓说，“爱是什么？我就是爱你，你为什么不相信？”他的思维是很直接、简单的，甚至在两个高级知识分子的衬托下，他可能会显得有点蠢，现在来看观众对他的反应是，好像这个人还有点可爱。

新京报：大余这个角色对你而言，有什么难度吗？

李宗雷：当然有难度，首先要让观众觉得他不是一个坏人。比如大余这个人活生生站在你面前，从旁观者的角度，用现在很低能的话说，这确实是个“渣男”。但如果大余是你的朋友，你会觉得他也还是一个好人。我努力想做的事情就是，把大余往下拉，拉到地上，跟观众做朋友。让你看到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他是“渣”了点，但他是个还不错的人。

新京报：可以理解为大余不是脸谱化的“渣男”？

李宗雷：对，我不想把他处理成刻板印象中的某种“渣男”，如果那样演一个脸谱化的人物，我觉得没意思。我是专业的演员，为什么要演一个那么表象化的人物？人多复杂，每个人都那么复杂。

新京报：从最开始拿到剧本到彩排，直到最后演出呈现的效果，中途你有调整过这个人物的状态吗？

李宗雷：有。开始我也想把他往知识分子的方向上演绎，确实万方老师给的很多台词都是知识分子的词，比如“有意思才是最大的意义”类似于这样人生哲理的话。我看到这样的台词，直觉上会用故弄玄虚的方式去说，尤其是经过一轮巡演之后，回到大剧院，我抛弃了那些东西。

新京报：具体的演绎方式有什么调整吗？

李宗雷：最初的时候我有想过大余的魅力之所在，因为他是一个明星，所以外在很重要。我减肥，想让自己更好看一点，还练一些外功，包括吉他弹得好一点，歌唱得好听一点，某些神态更深情一些。大余对贺卓的感情始终是很真挚的，我能抓得住，如果大余对贺卓的感情不真挚，这个人物不可能成立。我就一直在这方面做功课，我想到的只是这些，没有老王想得那么细致。

新京报：在你看来，王可然是一个有怎样特质的导演？

李宗雷：他很超前，他所思考的东西远远走在了演员前面。最后都证明，他是对的。我其实不是那么服气地想去承认他一定比我想得多得多，但是我又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可能理解某一句话的某个片段，但是我没有把它串起来。当时自己没有理解到，我只是按照导演的意图去做，然后自己再慢慢消化，半年以后我再去演的时候，我发现这家伙真的是对的。

新京报：作为导演，王可然给了你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李宗雷：他给了我极有效的建议和帮助。讲实话，我是个很听话的演员。比如说大余刚上场那场戏，非常浮夸，是会让人讨厌的那种浮夸，自吹自擂，“我当年如何如何”。可然就让我这么演，我一开始很难受，我就觉得大余为什么不能真实一点？可然给的理由是，因为后面大余要特别纯洁地去跟老贺表白，说“我爱你的女儿”，他前后的反差越大，这个人物也就越立得住。直到第一天演出完，我朋友感觉到，我演出的那种浮夸、那种让人讨厌的油腻感，仿佛有一点像是“贺卫平想象中的那个讨厌的流氓、混蛋”。我一下豁然开朗。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学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一句话，“要爱角色，不要爱角色中的自己。”当时我在想要体现大余所谓的某些层次的时候，那个时候反倒是在爱自己了。

新京报：我记得在去年夏天演出之后，可然还批评了你？

李宗雷：上次被批评其实跟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问题是有关系的。我从来不是个不信任导演的人，只是确实在那一刻，某个瞬间有一个小私心，一下就往那个方向走了。对我来说那一场戏的失误，也是有它存在的价值。没有那场戏，也不会有后面的我对这个人物更全面的认识。

新京报：现在回过头来看，你觉得那天你的失误原因是什么？

李宗雷：最主要的是想太多，内心充满很多的疑问，没有解决，没有逻辑上自洽。我那个时候听了很多莫名其妙的意见，有人说大余都50多岁了，说话怎么还那样，我听了很多各方面的意见，我容易动摇。我现在也反省，我自诩是一个什么意见都听，海纳百川、心胸宽阔的演员，谁的意见我都去思考、去反思，但这也是一个挺致命的弱点，自己会不够坚定。最终那一场失误就是，我的呈现太冷静了，没有在节奏里，讲白了就是乱了。可然有一句话特别精准，他说，“你在演一个评论家你知道吗？”

新京报：导演是怎么跟你解读大余这个人物的？

李宗雷：他说，大余这个人没什么文化，但是很讲义气。我当时不理解，大余怎么会没什么文化？大余也是戏剧学院毕业的，说的那些话也好像很有条理，很清晰。当我的朋友说，你是故意把他演得有点蠢吗？就那一刻我就觉得，又被王可然说对了，只有那样的人才可爱，才不会招人讨厌，不会显得那么油腻。

新京报：所以可以理解为，那场演出之后，你对这个人物真正理解了？

李宗雷：对，在往一个清楚的道路上越走越完善。直到这次回到大剧院，排练第一天，所有人感觉都不一样，非常顺。

新京报：在全剧结尾的地方，大余跟老贺吵架的那场戏令人印象很深，对这场戏你有什么特别的设计？

李宗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戏，这是两个男人之间的较量。当时我预设了一个创作方法，我把它比作草原上两只公狮子，一只老狮子，一只年轻的狮子，它们在决斗，老狮子要坚守住它的地盘，年轻的狮子要攻占它的地盘。大余原来是想要去修复和老贺的关系，修复不成吵架，也使得他们的关系从对立到偃旗息鼓，再从对立到偃旗息鼓，再到冲突激烈。到最后，大余跟贺卓的那场重头戏，老贺死了以后，大余跟贺卓说，“你爸都死了，我还是没有争过他”，最终导致了两个人夫妻关系的彻底崩裂。前面那场戏如果不成立的话，后面那场戏也不成立。只有通下来了，那场戏就顺了。

新京报：作为搭档，这次和陶慧的合作有什么特别的火花？

李宗雷：陶慧太好了，真的太好了。我跟陶慧说了很多次“真羡慕你”，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会演戏的人，但是我特别羡慕陶慧这种天赋型的演员。我没有她天赋高，我对事物的感知能力没有她那么敏锐，我需要去研习，去钻。陶慧也很钻，但是她拿到剧本读两遍，对人物就通了，太有天赋了。而且她不是霸道的演员，她永远会给你东西，同时会接受你的东西，这是非常愉快的合作体验。

新京报：你们俩有过争执吗？

李宗雷：有。最后那场戏，贺卓坚持要离婚，大余一直在劝说她。在一次演出中，我就做了一个“打响指”的动作，是希望推动贺卓去想想大余说的话。下来陶慧跟我说，“我觉得你今天太凶了，你把我吓着了。”她说大余不可能这样对贺卓，大余已经出轨了，如果贺卓在他身上连点情绪价值都得不到，干嘛还要跟他在一起？我说，我对伴侣永远不会这样做，但是大余会这样，他急迫，他有占有欲，他会把自己的情绪推高，他会有失控的阶段。我们当时争执完，有一两天，谁也没理谁，但是我们私下也是好朋友。我后来也慢慢理解到，我做错了一件事情，就是我把角色和演员分开了，但其实角色和演员是分不开的，如果我在做某些动作的时候，对手演员觉得受到了刺激，那就是我的问题。当时和陶慧争论完这场戏以后，我又倔强地演了两次，她也无奈地接受了两次，但是当我反思过这个问题以后，我就再也没那样演过。

新京报：演完《你好吗》之后，有带来一些什么之前没有过的思考吗？

李宗雷：有。我之前从来没有想到过，一个人的原生家庭会给他带来那么大的影响。因为我的原生家庭特别幸福美满，我父母极为开明，从小他们没有阻拦过我的任何决定。我想去做什么，他们有时候会跟我分析一下利弊，如果我依然坚持去做，他们都会支持。虽然之前我也听过其他朋友有一些原生家庭的问题，但我真的以为，大部分的家庭都是像我这样的。演完《你好吗》我才深刻体会到，并不是这样，很多看似风平浪静或者一团和气的家庭，其实都是有各种裂痕的，并且会严重影响到一个人的成长。这是我自己没有过的生活体验。

新京报：你在莫言编剧的新戏《鳄鱼》中饰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李宗雷：他就是个坏人。如果和大余去对比，这个秘书的底线更低，大余只伤害周围的人，伤害妻子，伤害岳父，伤害他花心的这些人，这个人物彻底被欲望吞噬。但是我相信，莫言先生不会写一个单一的人物，这个人物一定有他的复杂性，只是我现在还没有进入到《鳄鱼》的工作中，还没有完全地去挖掘他。我看过莫言几乎所有的作品，他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习惯，就是把人物动物化，所以我的方向是把这个人往某种动物上去靠，我现在想象的是某种蜥蜴。

新京报：你为这个人物会做一些什么准备功课？

李宗雷：我妈妈是中文系毕业的，虽然现在退休了，她的很多老同学之前都是给领导做秘书工作的。我跟我妈说了，过年的时候，我会挨家挨户跟这些叔叔阿姨聊天，去做一些采访。后期我还要跟导演去讨论对人物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