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院长腐、财务腐到医生腐的“全链条”失守，医药腐败案例公布

去年以来，全国医药领域掀起的反腐行动受到广泛关注。本轮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重点聚焦“关键少数”、关键岗位，像权力寻租、“带金销售”、利益输送等不法行为都成为打击的重点。纪检监察机关一直重视对医药领域腐败问题的查处。在通报的一系列典型案例中，有的涉案金额巨大、案情惊人；有的则是链条式、塌方式腐败，由此揭开的幕后细节令人震惊。

会计投案，牵出“案中案”。2020年12月23日，四川广安邻水县第二人民医院原财务科长谭旭在家人陪同下，来到邻水县监委投案。让办案人员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投案，竟揭开了邻水县近十年来涉案金额最大的腐败窝案。

四川广安邻水县纪委监委第六纪检监察室主任 薛小明：谭旭交代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主动交代了她自己挪用公款1000余万元的犯罪事实；第二交代了第二人民医院院长张晓明涉嫌违纪违法的问题。

谭旭投案后，揭举了院长张晓明利用职务便利，在药品采购、资金拨付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回扣”的贪腐黑幕。随后，该院多名关键岗位人员被立案调查。

四川广安邻水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案件承办法官 何定云：经过纪委监委的调查，就涉及被告人张晓明，贪污89万余元，接受医药公司代表贿赂1400多万元。因为他的失职，导致会计谭旭给国家造成损失1800多万元没有追回来，金额很大。

张晓明与药商的勾结，发端于2003年药商左某送的3000元现金。当时的张晓明任邻水县九龙中心卫生院工会主席，一天，医药代表左某找到他，表示想与医院建立合作关系，并送上了3000元的好处费。

在张晓明的出谋划策下，左某通过挂靠多家医药公司向医院供药，并按约定给予张晓明8%至10%的回扣。2004年，张晓明调任邻水县第二人民医院院长，左某对张晓明的“围猎”开始渗透到其生活的方方面面。

四川广安邻水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案件承办法官 何定云：他收了第一笔钱之后，就停不下来了，经常往来，过年过节，给他家送礼，10万、20万、30万、40万、70万，直接送现金给他。有时候张晓明没空的时候，就安排他妻子去收钱。

收到好处后，张晓明则利用职权便利，在药品进院审批、药款结算等方面给予左某帮助。十几年间，左某向邻水县第二人民医院仅销售药品就达9000余万元，张晓明则心安理得地收下了巨额“回扣”900余万元。

有了左某的先例，药商们纷纷想跟张晓明搞好关系。某医药公司副经理陈某某听说张晓明爱好篮球，就经常邀请他到成都、深圳等地观看篮球比赛，医药生意越做越顺。陈某某也“投桃报李”，按约定奉上回扣，连张晓明每日必服的药品都免费供应。几年间，陈某某在邻水县第二人民医院就做成了5000多万元的生意。

截至案发，张晓明利用职权，帮助左某、陈某某等承揽医疗系统工程项目和设备采购项目，非法收受药品回扣共计1400余万元。

上梁不正下梁歪。张晓明“带头腐”，带坏下属“共同腐”。据办案人员介绍，在这起腐败窝案中，收回扣成为医院一些“关键岗位”人员心照不宣的约定。从上到下形成了药品耗材采购“院长腐”、支付货款“财务腐”、药品入库“库管腐”、处方开单“医生腐”的全链条式腐败。

北京大学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李玲：第一是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在这样一个激励下，医生肯定会多开药，能多用就多用，消费者不仅仅是浪费了钱，更重要的是对身体不利；第二是医保的钱被浪费了；第三其实是腐败了整个正常的医疗环境。

除了大肆收受药商回扣，张晓明还把手伸向了医院公款。他以公务开支为由，安排财务人员通过修改数额、虚增领取人员等方式，套取资金89万余元，其个人分得33万余元。

四川广安邻水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案件承办法官 何定云：比如说他把1000改成7或者改成4，人家领的只有1000块钱，就多出来一笔钱；还有虚增领取人员，已经没有在医院上班的仍然在领取这个费用。然后通过财务报销，张晓明签字，签字之后三个人平分。但是在张晓明没有授意的情况下，这两个人仍然在按照这种办法继续在贪污。

更离谱的是，张晓明手下的财务科原科长、会计谭旭嗜赌成性，长期沉迷于网络赌博，在多次赌博亏空的情况下，竟打起了医院公款的主意。

四川广安邻水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案件承办法官 何定云：肆意挪用公款2424万余元，张晓明把他应该保管的涉及财务的一个U盘，交给了谭旭，谭旭一个人就可以操作。

短短半年时间，谭旭先后挪用公款达2424万余元。其中，肆意挥霍2377万元用于网络赌博，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至今仍有1870余万元无法追回。

最终，张晓明犯贪污罪、受贿罪、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被判有期徒刑16年；会计谭旭犯挪用公款罪、贪污罪、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18年；出纳程文宇犯贪污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

“医蠹”拔除，邻水县第二人民医院采购成本、群众就医成本明显下降。截至目前，邻水县医疗系统已有725人向纪委监委主动说清问题，上缴违纪款560余万元。经过系统治理，邻水县医疗机构药占比平均下降3至5个百分点。

北京大学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李玲：它暴露出来的以药养医，以耗材器械养医、补医这个现象层出不穷。腐败来源其实是在于虚高了流通领域的价格，一个出厂价30多块钱的药，到消费者手上变成100多块钱，然后用虚高的价格给各路人马分配。

“一把手”腐败，导致“全链条”失守，甚至是塌方式腐败，这样的案例并非个例。

云南省普洱市人民医院院长杨文俊采购一台3520万元的直线加速器吃拿回扣1600万元，医院7名公职人员受贿400万元，医院从上到下也是“链条式腐败”。在纪委监委反腐工作的强大震慑下，普洱市医疗系统上百名公职人员主动上缴违纪违法所得共计5000余万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孙大伟：因为医疗领域是专业性很强的一个领域，也是相对封闭的领域。一旦形成这样“利益共同体”，就极易形成链条式的塌方式腐败。我们对这个医疗领域的监督，需要更为专业的知识和监督手段。

盯紧薄弱环节，扎紧制度的笼子。近年来，我国医疗反腐行动与医疗制度改革并行，医保控费、药占比、一致性评价、药代备案制、两票制、带量采购等一系列新医疗政策相继落地，推进新医改进入深水区的同时，也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医疗腐败行为。

有研究机构梳理了近十年来医药领域腐败的刑事案件判决书，发现2017年后，医药腐败的刑事案件明显下降。

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 郑雪倩：从我们做的2900多例案例的梳理上来看，医药腐败刑事案件最多的时候是在2016年和2017年，从那个时候的600多件，到2018年、2019年逐渐下降，已经下降到100多件，到2021年的时候只有40多件。从这个数字上来看，我们反腐工作是有成效的。

此外，在研究的2900多个案例中，45%的行贿受贿行为发生在决策环节，49%的行贿受贿者在行政管理部门，正职领导占比达30%。

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 郑雪倩：我们发现涉及临床科室医生，受贿比例16%，不如关键岗位和关键部门人员受贿比例大，国家这一次重点强调“关键岗位、关键部门、关键少数”。

2023年5月，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等14部门印发《2023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明确整治医药产品销售采购中的不正之风，持续推进医药价格招采信用评价；2023年7月25日，最新的《刑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提出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行贿将从重处罚。

通过一系列举措从源头上推进医药市场诚信体系建设，打击医药商业贿赂行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孙大伟：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已经被完全铲除了。医疗领域的腐败问题具有“上行下效”的突出特点，另外还有“小官巨贪”的特点。所以我们要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坚决铲除腐败的利益链条，进一步规范行风，健全相关制度。

专家表示，破解医疗腐败的重点在于打破医生处方权与药品销量之间的利益“坚冰”，坚持行贿受贿一起查。还应进一步完善药品、医疗器械与耗材招标采购机制；完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与薪酬制度；构建制度执行监督体系，自上而下织密反腐一张网。

北京大学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李玲：首先是建好的机制，好的规则，规则更加透明化，有信息化、智能化手段。医改核心就是要让医生那支笔回归到治病救人，把医院和医务人员从创收的机制中解放出来。给他们一个风清气正的医疗环境、医疗体系，让他们有尊严的、体面的、阳光的收入。

刮骨疗毒、猛药去疴。真正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是医疗反腐行动的根本所在。为期一年的全国医药领域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意义不仅仅在于惩治腐败，更重要的在于倒逼医疗体制改革，推动卫生健康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只有把反腐败工作建设性地融入各项医改举措当中，才能形成长效反腐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医疗系统、为仁心医者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