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主席批评周总理“离右派剩50米”，不久后总理提出辞职

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是一段凯歌高奏的岁月：通货膨胀得到抑制，国民经济迅速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顺利实施……在一片大好形势下，中央高层在如何确定经济建设方针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同意见，毛泽东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周恩来则主张反对急躁冒进，两位伟人就这样出现了分歧。

1956年，我国出现了经济过热，资金、原材料和市场十分紧张的现象。周恩来、陈云等人发现这一问题后，当机立断提出“反冒进”，把过大的建设规模压了下来。正是在周恩来的坚决调控下，1957年成为了建国以来经济建设进行得最好的年份之一，而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指标也大幅度超额完成。

1957年秋天以后，毛泽东急于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主观意识再次强烈了起来，他认为要想加快建设速度，在全国迅速形成“大跃进”的局面，就必须在全党统一思想，首先要统一的，就是领导层中的认识。

1957年9月20日，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既要反对在改革突出不合理的制度上缩手缩脚的保守倾向，又要反对不顾职工觉悟程度和实际困难、冒昧从事的急躁情绪。”从这番话可以看出，周恩来仍然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观点，他的发言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

10月9日，毛泽东在会上向全体中央委员作了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他在讲话时不点名地批评了周恩来：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

此次会议结束后，各地都掀起了生产建设的高潮。这年年底，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上海市委一届二次会议上作了一个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他在报告中猛烈地抨击了1956年的“反冒进”。毛泽东看了这篇报告后，非常欣赏，1958年1月25日，这篇报告被《人民日报》转载。

1958年1月，中央在南宁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再次不点名地批评了周恩来，他说：“不要再提‘反冒进’这个词了。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气，这是政治性、方针性问题。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差50米远了！”

毛泽东讲到激动处，还拿出柯庆施的报告问周恩来：

恩来，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只好回答说：“我写不出来。”

在当时的形势下，周恩来不得不在当晚回到住地后连夜写检讨。薄一波后来回忆说：“这个检讨，叫做不得不检讨，应该打上引号。”

这天晚上，周恩来内心十分痛苦，他想了几个小时，也没想出一句检讨的话来，只好无奈地对秘书范若愚说：“范秘书，你先回去休息，这个检讨还是由我自己来写吧！”

第二天早上，当范若愚再次来到周恩来的办公室时，发现他的办公桌上，烟蒂整整堆满了两烟灰缸。原来周恩来熬了整整一个晚上，终于把检讨写了出来，但也抽了整整两包香烟……

此时的周恩来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毛泽东有以柯庆施取代他总理职位的想法。于是在1958年6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委婉地在会上提出：“请政治局考虑，由我继续担任总理是否合适？”

周恩来提出辞职的问题后，党内震动很大，因为全党同志都知道，周恩来一心一意为国家、为人民而努力工作，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个好总理。毛泽东虽然和周恩来存在分歧，但他知道建国后周恩来这个总理当得好，深受全党全国人民信任，也深得他的信任，他也不想换总理。

周恩来提出辞职后，彭德怀也向中央提出不再担任国防部长一职。6月9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和彭德怀提出的请求。会议开得很简短，与会者的一致意见是：周恩来还当总理，彭德怀还当国防部长。

后来“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损失，周恩来作为支持“反冒进”的领导人，却主动承担了“大跃进”错误的责任，他经常作自我检讨。许多同志都认为这对周恩来很不公平，周恩来却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作为头脑清醒的领导人，周恩来既要支持毛泽东的经济发展战略，检讨“反冒进”的错误，又要在工作中尽可能坚持稳重的立场，可以说处在两难的矛盾状态中，但他始终相忍为党，充分展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襟，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