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镜厂没落二十年后，他们把尘封的“北京牌”磨花镜擦亮

工匠手持着一片玻璃，贴近飞速转动的砂轮，玻璃与砂轮接触的瞬间，就响起了“刺啦刺啦”的摩擦声。工匠的手缓缓摆动，不多时，玻璃的一角就出现了比硬币稍大一圈的正圆。凭借手感画圆，是若干年前手工匠人比拼磨花技法的方式，而依靠这套纯熟的技法，灵动的虾，鲜活的鸟，以及完美舒展的线条都能在玻璃上得以呈现。打磨后的玻璃经过镀银，光影折射中，打磨的团凹凸立体，这就是磨花镜。

上个世纪，贴有“北京牌”磨花镜和玻璃制品多出自位于昌平老城区的北京七一制镜厂。这些作品从七一厂走出，曾经出现在人民大会堂、首都机场的巨大屏风背后，也曾经随着衣柜、铁艺架走入千家万户，标榜着成为那个时代寻常人家的体面和排场。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七一厂逐渐没落，技艺和作品也随着厂子退出历史的舞台。老厂房里的砂轮机早就不再转了，直到十余年间，厂房之外，又有磨镜花“刺啦刺啦”的声音传来。

老厂房里，再没有砂轮机转动

如果不是赶上昌平区把举办论坛活动的地点选在了西环路76号，耄耋年岁的马锦茹兴许很难有机会在老厂房里回顾韶华。

尽管这里早就变了模样。砖混结构的老房子漆了新色，车间里没了那么多工人，一下子显得宽敞太多，院落里的草皮平平整整的，还在角落支起敞篷，铺了石子儿，在氛围的营造下，园区厂房也洋气了几分。似是在寻找当下与回忆间的重叠之处，马锦茹在草皮上的布景面前驻足良久，那是一面镜像装置，上面的小字介绍着厂房过去的光辉：这里曾经的手工磨花制镜工艺，是考证近代制镜记忆的重要文化遗存。

的确，作为“北京牌”镜子的原产地，北京七一制镜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名盛一时，流水线下生产的手工作品走进过千家万户。那个年代，似乎再没有哪件家当，能比镶嵌了磨花镜的大衣柜更给客厅“提气”的，也少有哪个摆件，比可挂可立的铁艺磨花镜，更让女孩儿们爱不释手。

磨花镜里封存着工业“大厂”的光辉时刻，也封存着马锦茹的芳华。从1964年进厂做电镀，到70年代初期坐到磨花机跟前，马锦茹职业生涯里的28年都在与玻璃打交道，流水线上的每一个岗位她都门儿清，“但干的时间最长的还是磨花儿，也只有这道工序最考验师傅的手艺。”

马锦茹在磨花机前坐到了1992年，“大厂”炙手可热的时光，有时并不比人生的青春更长。上世纪九十年代，七一制镜厂逐渐没落，磨花的砂轮停转，那些刻画着花鸟鱼虫的镜子，也淡出人们的视野，再后来，只偶尔会在记忆的角落中浮现。

“到现在，我一块磨花镜也没留。”马锦茹说起最后一块镜子，那大约是在十多年被自己送了人，一同交付的，还有她半生的磨花手艺。

二十年后，请老师傅“出山”

手递手接下这门手艺的人是刘迎春。真正开始接触磨花镜工艺那年，他年近不惑，职业生涯的前半段，说起来也与磨花镜不无关联——十几年间，刘迎春与玻璃打交道，他曾供职于国内最大的玻璃深加工企业，了解玻璃制作所涉及的几乎全部的工艺。

2008年前后，工作中的合作团队曾计划尝试用玻璃和大理石板结合，呈现立体的图案设计，这让刘迎春突然想到若干年前，家里大衣柜上的那面磨花镜。

他说，那面镜子曾经带给自己很多想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童年与少年时光中的许多个日子，就在指尖与磨花镜的摩挲里度过，刘迎春总想在磨花镜的图案上，摸出哪怕一丝凹凸立体的原因或者端倪。直到很多年后，偶然间镜子碎了，才向刘迎春知晓了花鸟草木立体图案背后的谜底。

打磨后的玻璃，经过镀银，立体感得以无限放大，光影折射里，视觉上明显的凸起和凹陷，被打磨的深浅实际上也只有毫厘之别。在刘迎春的描述里，那如“作弊一样的立体感”，带给当时的自己很多震撼。

等到刘迎春真正想了解这门技艺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2010年。彼时，距离北京七一制镜厂倒闭已经过去了快20年，“当时我的观点是，厂子没了，也只是制作主体没了，只要人在，这份手艺就在。”

刘迎春在辗转间寻访到6位工厂师傅，其中就包括七一制镜厂工艺厂长韩刚、工艺美术师车世同和马锦茹，另外还有专注于镀银、装潢、电刻的手工匠人，都曾经专注于磨花镜制作工艺的不同流程。

与刘迎春预料中的情况不太一样的是，请师傅们“出山”、向他们求教，似乎并不是一件需要去说服的事情，“他们当时说，‘有人学，我们就愿意教’。他们非常愿意。”在刘迎春看来，当一件技艺谈及“传承”，常态应是学的人要比教的人更加主动，“所以我们才会听说很多‘拜师学艺’的故事，对吧。但实际上这次，是师傅们听说有人想学，他们比我更主动。”

这里面自然包含传统手工艺者，与懂得欣赏手艺之人相逢的欣喜，或许更包含他们盼望手艺传承的迫切——2010年，6位师傅中，有近一半老人的年龄都超过了80岁，马锦茹最年轻，也快65岁了。

为传承手艺，打造一个班底

“集齐”了6位老师傅，刘迎春做的第一件事，是和另外三位朋友合伙共同出资，招收学徒组织团队。

他最初给自己的定位如同“项目经理”，根本没想亲自传承这门手艺，“我当时并不崇尚培养或者成为一个‘唯一的传承人’，既然是独特的技艺，我们的观点当然是能来学的人多一些，把手艺先学下来。手工艺形成团队，做些分工，更容易相互配合。”

那时，从京郊和外埠，刘迎春一共招了6位学徒，在北京昌平的一座厂房内，他们每周要接受2-3次老师傅们的亲自培训。按照他的计划，三年内，这些年轻人会在老师傅手把手的传教下，原汁原味地学会磨花镜制作工艺中全部5大项7小项的工艺，完整地将技艺传承下来。“三年后，能学得手艺，发光发热，创造价值就行了。”刘迎春回忆那时候寄予的最大期望，就是团队能达到一定程度上的收支平衡，“根本没想赚钱”。

磨花镜的制作工艺中，“磨花”是核心，也是位于这项工艺金字塔中，最顶尖的手艺。磨花的工具简单，一台砂轮机就是全部，制作者需要端举玻璃，使其与飞速转动的砂轮相接处，如碾玉工艺相近需要以水做介质，以轮作笔，才能雕刻、打磨出精巧的画作。砂轮在玻璃上留下的印记有深有浅，差别在毫米之间，花鸟鱼虫是磨花镜上最常见的主题，而鸟儿的羽毛是否灵动，花朵的叶片是否逼真，就都在制作者的这“一笔一画”间。玻璃打磨完成后要经过镀银，平面上的凹凸才会瞬间放大，经过光线的折射，就有了刘迎春所形容的那般，“作弊一样的立体感”。

而刚刚上手的制作者，需要先在玻璃上“打版”构图，以类似“拓画”的形式，通过底稿的辅助，完成最基础的创作。

问题就在这时候出现，刘迎春发现，这手艺“挑人”。

触及精品，还要多一点的天赋

直到当下，刘迎春也觉得磨花本不该是一件难事，他所计划的用时实际上也不算短。在他的认知中，所有的手工艺确实都有门槛，但实则都不复杂，“如掐丝珐琅、竹编、珐琅彩等等工艺，掌握技艺最重要的在于时间的积累。”刘迎春认为，手艺人长年累月下悟得的诀窍会提高作品的成功率和效率，这些并非是一般人可以企及的。唯一的难点在于非一般作品的打造，“只有精品，会需要平静的内心，和更多一点的天赋。”

但很多时候，“天赋”所代表的含义微妙。当谈及它的时候，就意味着人们看到在平凡与卓越之间，还有凌驾于刻苦和勤奋之上天堑，而只要“多一点的天赋”，似乎就足以填平凡品与珍宝之间的鸿沟。

刘迎春所看重的“天赋”，在砂轮机前坐了20年的马锦茹所理解起来，其实更接地气儿：“得会观察，心灵手巧就够了。”在她眼里，掌握磨花这项手艺“用不了多少年”，毕竟自己掌握这项技能也没用多久。退休很多年后，再回到砂轮机案前，马锦茹的手艺并不生疏，如几十年前年轻的时候一样，无需打版，便能在玻璃上绘制出栩栩如生的作品。

那是小十年前的事情了，刘迎春还记得当时老师傅们亲身示范，传授技艺的样子，“手法炉火纯青，每一次落‘笔’都有章法，打磨的手法几乎有了炫技的成分。”这是长时间的磨练与天赋加持下才能触及的阶段，刘迎春回忆起当时招收的那一批年轻人，或许能够吃苦，但遗憾的是，总欠那么一点灵动。“磨镜花不能下死功夫，很多工人学了很长时间，还是开不了窍。”

这拨年轻人里，只有刘迎春的妹妹刘素欣当算是个例外。她学得最快最好，在细腻鲜活的镜花儿背后，是千万次的练习，也磨薄了一张又一张A4纸大小的玻璃。而一直作为旁观者的刘迎春，偶尔上手，也渐渐掌握了一些这项技艺的手感。或许是对玻璃本身的熟悉，在砂轮与玻璃接触的“笔触”间似有天然的呼应，几年学艺练习，兄妹二人再上手磨镜子，也已不需“打版”，胸有成竹。

技艺本身也是会筛选人的。刘迎春觉得，有时候技艺对传承者的筛选有时甚至比老师傅们更严苛，“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没太多人情可讲。而如老师傅们一样，被技艺“选中”的人，有责任把手艺传下去。

做新的尝试，尊重手艺本身的命运

作为手艺的传承者，马锦茹从未给刘迎春设限，“我会什么，就把什么交给他们。剩下的，让他们自由地去发展吧。”手艺传下去了，年轻人当然不一定要再重复自己与同事们那样，日复一日在流水线上生产、创作，准备把“交接棒”传下去的时候，她选择尊重这份手艺自身的命运。

她是这么想的，他也是这么做的。好像从未有长时间的间断，工作室内的那台砂轮机，几乎每日都会在刘迎春的驱动下一圈圈地转动，刘迎春说过去的疫情的几年，是自己最勤奋的时候，“磨玻璃要保持手感，不动的话，手就僵了。”

从决定传承这份手艺至今，十三年过去了。这些年间，手工磨花镜制作技艺已经成为北京市昌平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团队的手工作品，卖出过高价，也在艺术比赛中崭露过头角。

但刘迎春很少标榜这项手艺的“非遗身份”。在他的语境里，提及非遗，就要谈及保护，而一旦谈及保护，似乎就意味着得承认这项手艺已经没落。“按现在的话说，曾经的老师傅们，都是优秀的匠人，而匠人是具有时代性的，初创的时候，技艺能站在时代的潮头，但再好的东西和技艺，如果和当代的审美和生活的调性不吻合了，就会脱离时代。”

跟住“潮头”，需要不止一代匠人。到了刘迎春这里，他不想把已经成为“非遗”的技艺“供”起来。手工艺的价值如何传递，拥有传统技艺的匠人如何能跟住时代的步伐？刘迎春觉得，一方面要原汁原味地传承，另一方面，要让作品重新走入人们的生活。他做了很多尝试，他曾把展示磨花镜工艺的商铺开到北京前门，也计划打造开放式的工坊，邀请更多人体验磨花镜制作的全过程。

当工业制镜的成品随处可见，磨花镜再难谈及实用属性。但相比铝镜，银镜面的柔和仍然无可取代。刘迎春寄希望于用银的“语言”，用玻璃物料的“性格”，在传统工艺加持下，打造具有当代美感的玻璃艺术品。在团队目前的很多作品中，磨花不再是装饰镜面的陪衬，富有新意，生动精致的纹理图画，就是镜面上的主角，“这样的磨花镜，或许可以以装置的身份，重新走进家庭。”

老师傅们见过刘迎春团队的新作，“他们说我们的手艺，一点也不比他们当年差。”

交接已经完成了，年轻的接力人，会把“接力棒”带到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