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重建我们的“附近”

2023年已经进入倒计时。年终盘点与新年致辞共同维系了线性时间下每年的仪式感。包罗万象的回顾在串联起这一年记忆的同时，无形中可能也会给人压力。在风云变幻的一年，历史将我们推向新的十字路口，当宏大的都被解构，真实可感的唯有具体的生活。

今年，我们尝试打破传统的领域分隔，将思想与行动、性别与阶级、权力与技术融合，去回顾这一年的节点事件具体可能如何影响每个人的生活。

按照费孝通的表述，中国人生活在差序的“关系”中。环顾当下，以自我为核心推开来，家庭关系、亲密关系、职场关系、向内走入与自我的关系，以及往外走入与环境的关系，这些共同搭建起具体生活世界的秩序，同时也构成我们赖以生存的根基。当我们在谈论不确定性时，正是这些环节在遭遇程度不一的崩塌与重建。

这一年，旧世界与新世界的碰撞格外激烈。在家庭内外，“断亲”“全职儿女”的流行冲击着新式家庭关系的建立，在自主意识上升的表象下，这些努力其实仍没有离开关系性存在的轨道。在亲密关系中，随着“姐弟恋”“纸片人男友”的走红，我们逐渐发觉走出“浪漫爱”的牢笼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这一年，就业形势严峻成为全球多国面临的首要难题。年末“董宇辉事件”与年中“李佳琦翻车”共同戳中不少“打工人”的情绪，由此带出职场中此前一度被忽视与被掩盖的问题。在外部世界的诸种变动下，人们或“发疯”，或“走向旷野”，在内耗中寻找解放的可能。而将目光拉远，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远方仍未平息的炮火都可能在未来掀起一场“蝴蝶效应”。

2024年的钟声已经临近。新的一年，让我们重建个人世界的秩序，同时珍视价值、凝聚共识。

家庭内外

“传统的关系本体论重归统治地位”

回顾今年，家庭无疑成为透视当下时代变化与个体观念变迁的窗口。从年初到年尾，舆论场见证了中国式家庭内部传统关系的激烈碰撞。年轻一代既渴望挣脱既有的关系网络，以成年主体的意志重新建立私人世界的秩序；又难以摆脱当前环境下拥抱个体化可能遭遇的风险，不时退回传统家庭的避风港暂求自保。2022年，人类学家阎云翔曾在接受《新京报·书评周刊》采访时指出：“在这些新变化的背后，深层的根本性原因和推动力，是传统的关系本体论重归统治地位。”

五四新文化革命以来，冲破以家为中心的传统社会关系对个体的束缚奠定了此后百余年的转型主轴。这一观念转变的余波也延续至今。而在全部的传统关系中，家庭的父权制首当其冲成为冲破的对象，但个中阻力与惯性之强，使得百余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跋涉在这条路上。而这一年中，对家庭父权制旗帜鲜明的批判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年末，《涉过愤怒的海》在推迟四年后终于上映。黄渤饰演的老金在得知女儿娜娜的死讯后，上演了一场近乎疯狂的复仇计划，将传统观念中“父爱如山”的想象推到极致。最终却在女儿生前的梦境中露出禁忌的真相，父亲被吊死在那片愤怒之海上的镜头成为近年来中国院线电影中少见的对父权的直接批判。尽管这种反思未见得足够彻底，但其意义之一恰在于它直面了昔日覆盖在父权之上、被施加了玫瑰色幻想的“父爱”的表演性。当我们能够正视爱与伤害并不冲突时，才有可能触及家庭关系的更深处。

然而“审判父亲”之后呢？今年的其他几部口碑作品从反面凸显了传统“父系”叙事的顽固。《漫长的季节》获得近八年来国产剧的最高评分纪录，完结后评分有所回落，最终稳定在9.4分。这部围绕出租车司机王响和妹夫龚彪展开的剧集，演绎了发生在北方城市桦林的一起跨度近20年的凶杀案。剧中人物命运引发公众关注的同时，蔓延全剧的男性说教意味也将“爹味”推上热搜。张艺谋新作《坚如磐石》则直接刻画了一个完全沦为背景版的女性形象，富商黎志田的女儿在片中只负责怀孕，以此激发父亲仅存的人性。而热映电影《封神》虽有质子的集体弑父，但这场半途而废的“弑父”换汤不换药，只是将效忠对象从亲生父亲替换成另一个“父系”角色，巩固了对父权的效忠。当“父爱如山”过时后，我们其实仍然缺乏新的叙事资源丰富对“父亲”形象的理解。

在影视次元之外，真实生活的突围也在缓慢蓄势。公众愈发肯定那些游走在家庭规训外的亲缘角色。年初，一则“不婚主义小姨回家过年”的视频引发关注，精致小姨拿出大把压岁钱，谈笑自如，提供了不结婚也可以幸福的人生样本。人们对“时髦小姨”的热议似乎在百余年后的今天重新回应了当年新文化革命“冲决网罗，张扬自我”的口号。

中国文化中的家，还可以继续扩张至包含父母双系和姻亲纽带在内的亲戚共同体。

今年，“断亲”在青年群体中引起共鸣。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胡小武副教授通过1200份随机问卷，印证在90后、00后群体里“断亲”正在成为一种社会常态。这里的“断亲”大体包涵两种类型，一是与家人及亲戚断绝联系；二是更为宽泛意义上的“懒于、疏于与亲戚来往”。该话题提出后，不少人士也对中国社会亲缘关系的淡漠表示担心。但归根结底，这些努力其实仍然没有离开关系性存在的轨道。正如阎云翔在采访中判断，人们所做的只是把自己从现存的关系网络中拉出来，移植到一个全新的、更符合自己秉性的关系网络中。

年中，“全职儿女”的出现从反方向印证了这一趋势。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全国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升至20.8%，创下自2018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新高。于是不少年轻人选择在父母支持下待在家里考公考编。这些脱产寄居在父母身边生活、并通过付出一定劳动换取经济支持，同时保持学习、尝试重回职业轨道的年轻人自称“全职儿女”。

尽管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许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出现年轻人“赖巢”现象。但《金融时报》一则报道显示，该群体比例已升至20%以上，为近20年来最高水平。家庭成为年轻人寻求自保的最后安全阀。同时，他们在家中与父母也呈现出一种“逆向代际关系”，家庭再度回归父母与子女共荣共存的利益共同体模式。

此外，今年教育部等13部门还联合发出《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到“十四五”时期末，“学校积极主导、家庭主动尽责、社会有效支持的协同育人机制更加完善”。“家校社”交叠将会如何影响下一代的成长仍有待观察。但至少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家庭如何维持自身的独立性，避免沦为学校与社会的附庸，进而导致家庭内部的失序。综合来看，上述事件整体折射出一种家庭关系的趋势性变化，即建立原子式实质性家庭的探索可能最终无法抵御传统关系本体的回潮。

这种关系本体论的回归究竟会对我们的家庭产生怎样的影响？阎云翔曾在采访中提醒，这可能会导致家庭私人化转型的根本性逆转。家庭的社会功能增加，被不断赋予新的社会功能，成为随时提供各类资源、涵盖生活各个领域的“初创公司式”的单元，而这个单元的维系本质上离不开等级化的家庭关系，最终会回到传统家庭那样。同时对于个体而言，家庭的再社会化则意味着本应提供支持的外部社会制度保障的缺席，个体或将不得不付出额外努力，填补空白。

亲密关系

戳破“浪漫爱”之后呢？

今年，亲密关系中关于“浪漫爱”的叙事经历了全方位的坍塌。但更为显著的问题是，当“浪漫爱”被戳破后，我们渐渐发现消费市场、技术环境、文化模式与性别政治都在影响着人们的亲密关系与情感结构。

2月17日，三位自称“北大毕业十年”的中国女性视频博主与日本女性学者上野千鹤子展开了一场跨洋对话。然而抛出的问题却遭到舆论的热议。在第一个问题中，三位女性询问上野“拒绝婚姻的缘起是什么，是被男性伤害过吗”。上野在得知对话方的婚姻状况后，回复说这个问题本身就是“厌女”的，“它假设男性是女性命运的中心，女性无法做出剥离异性关系的选择，如果不结婚则是因为被男性抛弃而无从选择。”

这场对话折射出即便女性跳出“浪漫爱”的叙事，意识到婚姻的制度性本质，但持存的父权社会结构仍然可能将女性拖入传统的价值序列而无法获得主体性。有网友将这种逻辑称为“娇妻思维”。萝严肃在评论文章中指出，这里的大前提是，社会结构给女性造成了困境，让她们被“剩女歧视”等问题裹挟进了婚姻还无法自洽。

婚姻之外，人们对恋爱的想象也在发生变化。今年的热播剧《爱情而已》扭转了大众对“姐弟恋”的看法。独立成熟的姐姐与没有“爹味”的年轻弟弟成为谈恋爱的理想搭子。今年3月，44岁的秦岚在综艺节目《喜欢你我也是》中承认自己与魏大勋的恋情，这对相差十岁的组合也让人们对“姐弟恋”的全新想象照进现实。《“姐狗”的关键，在“姐”》分析认为，这种情感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女性视角，而这之中“姐”的状态很重要。女性在走向成熟与独立后知道“不相互损耗”的必要性，不再把爱情当作人生的解药，于是“谈恋爱的开心也只是很多件事情中的一件事，而已”。

与此同时，跨次元恋爱的热度持续上升。社交平台上兴起一种名为“cos委托”的玩法，由委托人付费请专人扮演自己在恋爱模拟游戏中钟意的人物，进行为期一天的“约会行程”，相关话题浏览量已突破3000万。当人们意识到“浪漫爱”的牢笼后，即便在现实世界有意让自己不沉湎其中，却忍不住将这种幻想投射在虚拟世界。旧世界已经在身后，而新世界尚未到来的夹缝一代，正在重建中经历失重。

这种失重在年末汇成风潮。11月初，金鸡电影市场推介会宣布《花束般的恋爱》中国翻拍项目启动，将争取在2024年内完成拍摄。日文原版电影于2022年在中国上映，讲述了一场“文青式恋爱”的全过程。该片累计票房近1亿元，豆瓣评分也高达8.6分。因此当中国版翻拍启动后，全国各地的网友纷纷开始想象具有“本土特色”的版本。比如“上海版的两人在梧桐区租房，去街头City Walk，结果在去乌镇戏剧节的路上吵架”、“北京版男女主则在小西天的电影资料馆午夜偶遇，散场后在胡同闲逛，后来男子成为社畜，每天沉迷《王者荣耀》，两人渐行渐远”。

这场大型众创呼应了法国情感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在《爱的终结》中的预言。当代社会的亲密关系正在被消费逻辑渗透，人们对爱情的想象陷入高度脚本化的模板。《真的存在“灵魂伴侣”吗?从成网络梗谈起》一文进一步认为，这一系列改编反映了各地年轻人对可欲的文青人设的想象，人们在“二创”中识别出了某座城市特定的消费和生活方式，从而完成了对自身个体性的潜在确认。

与往年有别的是，中年婚姻在今年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先是1月末，中年男明星胡歌突然宣布“我当爸爸了”，掀起了公众对中年成功男性择偶标准的大讨论。归类来看，体贴顺从、顾家贤惠仍然是大部分中年男性的择偶倾向。而当我们在说婚姻关系中的“势均力敌”时，此前很少关注男性和女性在其中的处境是否相同。一旦中年婚姻中出现夫妻双方的位置失衡，有事业的男性因为很容易成为婚姻制度中的受益者，即便不爱了也很少考虑“是否要结束一段关系”；而有所成的女性则开始纠结“我还要不要家庭”。这也是离婚综艺《再见爱人》进入第三季后，傅首尔与老刘的婚姻提出的新问题。

傅首尔与老刘的案例对于近年来有关亲密关系的讨论具有标志性的推进意义。它第一次将婚姻中女性的感受搬上台面：如果一段关系中双方没有原则性的问题，且这段关系不存在大的冲突与争吵，那么女性是否能够在无需自责、且不必论证“合法性”的情况下提出终止这段关系？它也同时揭示出困在父权制性别牢笼中，男性渴望爱而不会爱的处境。这种影响在我们的家庭模式中根深蒂固，但或许正如《重塑爱情》一书所呼吁，每当一位男性敢于“坦露自己的感受”，或者一位女性敢于“看见并说出她发自内心的想法”，这个秩序就被颠覆了。

职场关系：

被忽视的与被掩盖的

就业形势严峻成为全球多国面临的首要难题。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这一年，中国大学毕业生人数达到1158万，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失业率也在攀升。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16-24岁青年的失业率一直处于相对高位，6月份达到21.3%。就业环境的整体压力在职场内外传导，引燃今年多起热点事件的导线。

“受苦好人”董宇辉在年末的遭遇直接触动了“打工人”的情绪 。起因是12月5日，东方甄选在其公司账号发布了一则有关吉林之行的预告片，小编在留言区称“文案并非出自董宇辉之手”。网民据此认为董宇辉遭到团队内部背刺。一周后，东方甄选CEO孙东旭在当日的直播中露面公开回应争议，表示“今天来开个会”，并在直播间“摔手机”，此举进一步引发网民不满。随后，网民自发“考古”两人此前的直播录像，孙东旭被认为对董宇辉明捧实贬。整个事件在历经多日发酵后，最后以东方甄选发布通知，免去孙东旭相关职务告一段落。12月16日晚间，俞敏洪与董宇辉同时出现在直播间回应近期争议。

整个事件的核心是平台方东方甄选尝试“去董宇辉化”，结果引发了一场破圈的公关危机。而真正戳中大众情绪的则是普通人在职场可能遭遇的不公正对待。直播间里，平民出身、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董宇辉被寄予了万千普通人的情感投射，民众希望这样的人能得到命运垂青，在时代的浪潮中步步逆袭，即便那个人不是“自己”。从某种意义来说，董宇辉也意识到公众口中的“董宇辉”不只是自己，他曾在新东方30周年庆上直言：“我原本平凡得不值一提，是不可多得的爱为我镀了金身。”

当作为打工人缩影的“董宇辉”身陷复杂的“办公室政治”，为公司创造的价值远超从公司获得的报酬，还要被外界道德捆绑“不喜欢钱”时，“董宇辉”们内心积压已久的情绪于是在这起事件中得到集中爆发。类似的恶性操作可能在公共空间之外的角落里频繁上演过，但这些事件中有多少曾得到严肃、公正的处理，又有多少被忽视压下，我们不得而知。

在“董宇辉事件”的B面，也有部分观察评论指出，随着平民主播的阶层跃升，他们是否还能和昔日的大众保持“共情”？

今年9月，另一位当红主播李佳琦因不当言论登上微博热搜。9月10日的直播间内，李佳琦在介绍79元一支的花西子眉笔时，看到有网友留言说越来越贵了，他反问：“哪里贵了？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随后，李佳琦又说：“有的时候找找自己原因，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9月11日凌晨，李佳琦在微博公开致歉。

受该事件影响，截至9月12日15时左右，李佳琦个人微博粉丝数量已从3043.5万降至2921.5万，累计流失粉丝数量超100万。李佳琦曾以公众的“采购代理”角色跻身头部主播，却在身价上涨后转身与品牌方站在了一起，进而在原本属于职场之外的空间，以“职场上司”的口吻指责消费者“工作不努力”，这一时刻将阶层的断裂赤裸摊开在公众面前。

由于新兴的直播带货的受众以90后、00后年轻群体为主，因而该事件引发的情绪反弹也折射出当前年轻一代对打工的态度。相比于上一代人而言，他们倾向于厘清个体所处的时代环境，更明确地将实际生活中的困境按比例归因于结构性的失序。

在聚光灯之外，普通员工面临的职场环境也不容乐观。今年4月，北京某公司执行董事王某在出差期间遭遇跟踪堵截，怀疑公司内部有人泄露其行程，于是多次在公司微信群中对同事黄某发布过激言论，导致黄某重度抑郁。法院审理认为，王某作为公司领导，在无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使用过激言论，构成对黄某人格尊严的侵害。这一事件将职场欺凌再度带入公众视野，有毒的职场关系可能严重威胁员工的身心健康。且在裁员的压力下，这种欺凌也成为部分企业倒逼员工主动辞职的手段。

除了职场欺凌，今年的另一起热点事件与职场性骚扰有关。又因当事人是曾出版多部女性主义书籍的出版品牌创始人，而引发公众强烈不适。4月23日，一篇爆料“一頁folio”创始人范新几年前性侵下属未遂的文章在网上流传。文章还原了事件的经过，并称该事件被当事人当时供职的出版公司压下，以一封饭桌上的悔过书结束。“一頁folio”是2019年成立于北京的独立出版品牌，出版过一些女性主义作品如《我身体里的人造星星》《闭经记》《献给爱与子宫的花束》等。24日晚，范新在豆瓣公开回应，表示“没有什么可辩解的”。

这起事件时隔七年才为公众所知，且时至今日我们依然遗憾地看到，行业内部在处理类似事件时仍未积累成熟的经验。“敌意工作环境”的界定能否在具体案件中落地仍有待检视，以及行业内部这座“傲慢的堡垒”何时才能真正被颠覆，这是关乎每一位女性实际权益的核心症结所在。

在节点事件之外，大多数“打工人”的日常生活是在“仰卧起坐”中争取休息的权利。今年，脱胎于“Gap Year”的“Gap Day”“Gap Hour”流行一时，它原指年轻人在升学与工作前空置一年左右时间寻求不同的生活体验，而新词则将以年为单位的时间压缩至一天、甚至一小时，以此换来短暂的喘息。该词背后被掩盖的是绩效社会下对“休息”的排斥，以及高压环境中个体恐惧被抛下的焦虑。于是这种喘息，本质上其实是“一声叹息”。

上述事件一再提醒我们在环顾职场关系的同时，更要将结构性的环境因素考虑在内，重新审视工作与自我的关系。诚如弗洛伊德曾在《文明及其不满》中所指出：文明要求个体压抑自己的本能，还把罪疚感放在现代主体心理过于核心的位置上，而这样做是对个体索取了过于高昂的代价。

人与自我：

在内耗中寻求解放的可能

关键词：#高敏感人群、#发疯、#脱不下孔乙己的长衫、#质疑、理解、成为、#人生是旷野

人与自我的关系是前述所有关系的基础与底色。在经历2022年对“松弛感”与“摆烂”的想象后，这一年，人们逐渐放弃了维持表象的平静，开始以极致的情绪回应周遭的变动。“高敏感”成了率先从心理学界出圈的一种人格特质。越来越多人以“高敏感”自称，一方面他们拥有更敏锐的觉察力与更丰富的内心世界；但另一方面，“高敏感”人群也常因信息过载而时刻处于精神紧绷状态。

实际上，个体的敏感性与社会的敏感性具有相当长的历史源流。当我们在讨论“高敏感”者该如何适度脱敏时，更为重要是厘清这一热词所统摄的各种复杂的面向。在今年出版的新书《敏感与自我》中，德国哲学家斯文娅·弗拉斯珀勒指出，敏感性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分为向外的敏感与向内的敏感、连接的敏感与分离的敏感、解放的敏感和压迫的敏感。高度的敏感看似是对周遭变动的体察，却也可能让人在过度的刺激中产生自我保护机制，选择在心理上与各种外部刺激隔绝。

这一特质之所以在今年引发集体性的共鸣，是因为人们觉察到这样一种困境。敏锐的触角为何没能构建一个彼此共情的世界，反而每一个以敏感自称的人都觉得在其中受到了伤害？在高敏感流行的今天，现代人的敏感性可能在减弱。“持续的过度刺激最终导致了迟钝。”所谓的“敏感”最后导向的都是向内的敏感。正如弗拉斯珀勒在书中所言：“当今大部分人甚至没有用眼角余光去感知他们的环境，而是牢牢地盯着他们的智能手机屏幕。”

与“敏感”相伴随的状态是“发疯”。年末GQ盛典将这一年的主题定为“发疯”。该词最初来源于网络上流行的“发疯文学”，人们通过模仿一些“疯狂”的行为和语言，将内在感知到的压力与内耗释放出去，从而获得内心的愉悦平和。作家余华曾在公开活动中回应“发疯文学”的流行，他认为：“就是有一种不受控制的自我放大，当情绪进入死胡同，这个时候人可能就要发疯。”

触发“发疯”的根源之一是个体难以适应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当昔日的生存经验不再适用时，个体与自我的关系就陷入了紧张的争夺中，今年3月，“脱不下孔乙己的长衫”在社交媒体引发讨论。该表述衍生于鲁迅的经典作品《孔乙己》，书中的孔乙己是个落魄书生，他因为坐着喝酒要付额外费用而选择站着，但又满口之乎者也，脱不下象征读书人的长衫，于是他成了书中唯一的“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人”。

身披破烂长衫的孔乙己引起许多年轻人的共鸣。而学历、资本、阶层等则成为今天现实中困住许多人的牢笼。另据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人数为438万，较上一年减少36万，这也是近9年来报考人数首次下降。在《编辑部聊天室|为什么非要脱掉孔乙己的长衫呢？》一文中，媒体人尹清露认为，“孔乙己”的原罪也许在于拥有过剩的知识而没能识别时代的趋势，但近年来社会氛围一面持续强调学历的重要性，一面又对学历遭受贬值的事实缺乏公共的讨论，又在形势无法逆转时指责读书人“酸腐”，这本身即是不公平的。

在诸种复杂情绪之下，妥协是唯一的出路吗？从今年初，“质疑”“理解”“成为”悄然流行，人们曾经“质疑”剧中的某些人物角色，却在成年后恍然间多了几分“理解”，最终希望或已然“成为”那些角色。对角色理解发生变化的背后，是人生境遇的改变。这也解释了为何电影《普罗米修斯》中，机器人费法对正在逃亡的主角说的那句“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会产生跨越时空的共振。也许在寻获解放之前，个体唯有先修正受到外界规训的关于人生的想象。

然而，上述个体所做的关于自我的各种积极调试，可能最终都很难从源头回应这种失衡。正如德国哲学家韩炳哲所看到的：“有一些苦难本该是社会的责任，却被私人化、心理化了。要求人们优化心灵，实际上是迫使人们去适应统治关系，这种要求掩盖了社会的弊端。”

人与环境：

“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儿”

这一年，我们身处的外部环境同样在悄然发生变化。动物保护多次成为关注的焦点。3月中旬，某站博主“杰克辣条”用铁笼抓捕附近小区的流浪猫，并拍摄上传大量虐猫视频，该事件引发广泛讨论。目前，我国并未出台明确法律保障动物权益。该事件后，多位公众人物在社交媒体公开发声，支持反虐待动物立法。

10月中旬，成都一女孩被恶犬咬伤一事再度引发关注。因事发当时咬人烈犬未有主人认领，而被判定为流浪狗。该事件随后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一场捕杀流浪狗行动，全国多地频繁有流浪狗甚至宠物狗被投毒、或遭棍棒扑杀。相关事件引发公众围绕动物权益的激烈辩论。流浪狗问题，追根溯源是人的问题，不负责任的遗弃行为导致流浪狗数量上升。加强动物市场监管、建立动物收容所等措施刻不容缓。

动物与人的关系热度上升，牵出的是近年来人们对自然的关注。这一年，陆续有多部与自然相关的图书引发讨论。《森林如何思考》讲述人类之外的生物如何开辟新世界的可能性；《荒野之声》则从声音的维度梳理世界历史的进程；《那些动物教我的事》则将视角拉回都市人周遭世界，开启一场身边的博物学观察……这些图书的出版折射出“去人类中心化”的主流趋势。

现实世界的革命总比观念世界来得困难。11月30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开幕。参会国在这次大会中对2015年《巴黎协定》中的目标进展进行评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明确向参会成员表示：“我们正在经历气候的崩溃。”然而，这段历程却前景黯淡。美国总统拜登的缺席、东道主阿联酋遭外界质疑的私心等，都给这场全球合作平添了几分不确定性。

谈判之外，战争的炮火仍未平息。岁末年初，自今年10月爆发的巴以新一轮冲突仍在持续。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2月25日发布的数据，自10月7日以来，以色列军方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造成2067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54536人受伤。

在宏大的议题面前，每个普通人的生活世界无论何时，都不该沦为背景板。人类学学者赵萱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指出，对于普通巴勒斯坦人而言，单纯说建“国”是不完整的。“你要建什么样的国？谁来领导这个国？我国和邻国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样的？这才是决定老百姓生存的话题。”

尾声：

公共与私人的边界

至此，我们已将这一年发生在周遭的事件按照“关系圈”由近及远做了回顾观察。在将“关系”的范围无限延展时，关于边界的度量也不应忽视。然而其中界线时常太过微妙，在横平竖直的理性之外，仍需推己及人的感受打磨棱角。

这一年，我们陆续送别了很多人。今年1月末，因染粉色头发被网暴、患抑郁症的24岁女孩郑灵华离世。在去世前半年，她带着保研录取通知书来到84岁爷爷的病床前，记录下了她和爷爷分享这个消息的瞬间。照片里她留着粉色中长发，后来却被网暴指责“不正经”，批评她不配做老师，甚至攻击她生病的爷爷。

这场悲剧再度将网络暴力置于公共空间。目前我国法律中，尚未有明确的关于“网络暴力”的法律定义，通常被认定为民事侵权的范围，部分情节严重的，才可依法追究侵权者的刑事责任。但长期以来，网络暴力案件的主要难点在于立案难，郑灵华生前曾在社交媒体写道：“什么时候才能正式起诉这些躲在屏幕后面的‘具体人’呢？我相信那一天会来，但是不知道是哪天，司法起诉至少要六个月。”且网暴者的信息一旦被公开，很容易在网络上形成新的网暴，让昔日的网暴者成为新的受害者，整个社会很可能被拖进“以暴制暴”的恶性循环，而这并非惩罚的初衷。

关于网络暴力的讨论从年初一直持续至年尾。而年尾的另一起事件从反面拓展了这一话题的维度。12月19日，“正面连接”刊发《罪名》一文，时隔四年重新复盘曾引发广泛关注的“牟林翰虐待案”，稿件深度还原了整个案件的细节以及法治层面的争议，但因未提前和文中部分受访者确认是否匿名而陷入媒介伦理的漩涡。该受访者称稿件引发的舆论可能会使得相关方“再次陷入当初痛苦的情绪”。12月20日，该文章在对受访者作匿名处理后重新刊发。

关于该报道引发的争论鲜明地折射出当前公共空间的复杂性。诚然报道的公共利益不论任何时候都不应建立在对个体处境的忽视之上，但也应当警惕有关“吃人血馒头”的表述，这些可能在难辨的舆论场内掀起新一轮的网暴，从而无意中腐蚀本就举步维艰的媒体的公共职能。正如一位读者在评论区留言，关于公共利益和个体境遇，“在这件事里，两者原本没有冲突”。然而事情发酵至此，我们不得不在年末重思，“在这种处境下的我们还能如何理解公共书写，去报道真实、期待真实、面对真实”？

但总有人的存在，长久照亮着未来的路。这一年，CoCo李玟离开了世界。那个在镜头前似乎永远乐观微笑的她，于7月2日选择轻生，当日仍给公众留下一条40秒的暖心语音，被网友认为“为世界奉献好心情到最后一刻”。但没有人知道她在公共生活之外，如何在私人的疆域里与抑郁症搏斗数年。

这一年，被称为“民间防艾第一人”的高耀洁离世。她从1997年开始，自费进行艾滋病防治和救助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年岁。我们记住了那个退休的老人，用她那双裹过的小脚，走遍了全国的艾滋病村。当有人问她，这样值不值的时候，她回答说：“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

这一年，我们还送别了“法大永远的校长”江平。他一生坚信法治精神、并希望法治理念能够得到普及，被誉为法学界的“良心”。生前，江老一直在为保护个体的“私权”而努力，并在多个场合均表示“法律的终极使命是捍卫每个个体的自由和权利”。斯人已逝，但他亲笔题词“法治天下”的石碑依旧伫立……

他们把信仰过成生活，提醒后来人对公共与私域、个体与国家、宏大与具体保持始终的审慎与敬畏。

岁末年初，让我们勇敢同那些曾消耗我们的关系一一告别，放下犹豫、怯懦与恐惧。新的一年，重建个人世界的秩序，同时珍视价值、凝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