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出击,受挫于傅作义,贺龙坦言:毛主席的话是对的

我军出击,受挫于傅作义,贺龙坦言:毛主席的话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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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远省,为民国时期北方一省,南界山西、陕西,北与蒙古为邻,面积30多万平方公里。

平绥铁路自北平经张家口、大同、丰镇、集宁、归绥至包头,全长800余公里,为华北通向西北的交通干线。

绥远地属蒙古高原,秋冬两季交替短促,冬季严寒且多暴风雪,对军事行动影响较大。

抗日战争时期,绥远是晋察冀根据地的屏障,是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从1945年8月开始,国共两党围绕这一地区展开激烈争夺。

夺取绥远重任,从晋绥军区变为晋察冀军区

1945年8月,当晋绥军区、晋察冀军区部队向日伪军占领城市胜利进军之时,国民党第12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指挥5.1万余人,沿平绥线东进抢夺抗战胜利果实。

8月18日,当晋绥军区部队经过苦战攻入日军控制的归绥城之时,傅作义部却在背后发起突袭,最终抢占归绥城。

接着,傅作义出动了4个军和1个骑兵师,纠合伪蒙陆军部长李守信部、伪蒙绥西联军司令王英部,继续沿平绥线东进。

连续侵占中共军队从日伪手中解放的武川、卓资山、陶林、凉城、集宁、丰镇、兴和、尚义等城和绥东、绥南广大地区,并向察哈尔解放区大举进攻。

他企图建立所谓“绥察防共隔绝地带”,切断西北、华北、东北解放区的联系,配合国民党中央军控制华北,争夺东北。

与此同时,在绥远以东广大地区,蒋介石也加紧调兵遣将:

从9月起,国民党第1战区胡宗南部、第11战区孙连仲部等,在晋察冀解放区正面相继展开了17个师19.5万余人;

第2战区阎锡山部出动了7个军,迅速抢占太原,并沿同蒲路北上进占大同及其周围地区。

上述各路敌军总兵力高达43.4万人,在李宗仁的统一指挥下,企图东西夹击晋察冀军队,割断华北地区与东北地区的联系。

早在8月30日,面对严峻军事形势,中央军委要求晋绥军区部队主力从太原附近转移到绥远境内打击傅作义。

接到电报后,贺龙马上复电:将亲自率领晋中地区的5个主力团,立即先行北上,争取用16天时间,赶到右玉集结。电报发出后,贺龙即刻北上,前往晋绥军区所在地兴县。

9月9日,根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主持党中央全面工作的刘少奇,又对晋绥、晋察冀两军区的作战任务有过设想:

傅顽主力东进,绥境空虚,晋绥区应有夺取绥远全境、收复归绥,与晋察冀军区在察省配合,彻底消灭傅作义全部的任务。

根据这个设想,夺取绥远以晋绥军区为主,晋察冀军区则主要在察哈尔境内配合作战,力争消灭傅作义部。

9月初,傅作义之先头部队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进占大同,其骑兵第5师进到张家口以西,伪蒙军一部也进至阳高附近之王官屯。

为了挫其锋芒,保障张家口之安全,晋察冀军区部队兵分两路:

一路在张家口以西反击,歼灭东北挺进军骑兵第5师大部,并乘胜收复了尚义、兴和两城;

一路在阳高县马官屯地区设伏,将伪蒙军王英部骑兵旅击溃。

两处大捷,给了傅作义部当头一击。

此时,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已陷入僵局。9月11日,中央军委给各地的指示中指出:为促进谈判,必须布置几个有力战役。

晋察冀、晋绥两区立即组织察绥战役,消灭傅作义部,解放绥远,收复归绥,夺取雁北13县。

指示要求,晋察冀军区必须集结2.5万人以上的兵力,除一部巩固张家口守备外,其余全部集结整训,针对傅作义的动向实施重点打击,以夺取绥远、雁北全部;

贺龙亲自指挥7个主力团,集结于岢岚,积极补充,10天内完成准备,协同晋察冀区向绥远进攻。

这时,夺取绥远的主力改为晋察冀军区,晋绥军区则改为协同配合。

“经与两区领导人反复商议”,中央军委决定战役由聂荣臻统一指挥

在晋察冀军区加紧反击部署的同时,傅作义为了保存实力,避免被解放军各个击破,也对其东进部署作了相应调整。

9月26日,傅作义命令东进各部队“采取后退战法”,以一部退守大同,主力则撤回绥西地区集结,依托有利地形守卫归绥、包头,相机转移攻势。

调整后的部署为:马占山、王英部由张家口以西退守大同,牵制晋察冀部队北进;

傅部主力退守卓资山,凭借该地区有利地形和工事进行抵抗,而后以第67军为掩护,主力逐渐向归绥转移;

部分兵力担任归绥、包头守备,并加强工事,集结于包头的各部队归城防司令董其武指挥。

这样,就形成了主力相对集中,沿平绥路丰镇至卓资山一线展开的态势。

傅部连同地方的杂牌军、伪军和阎锡山部驻大同附近的部队,总兵力约9.7万人,比晋察冀、晋绥两区为多。

鉴于傅部东进主力收缩于卓资山一带暂取守势,晋察冀军区提出两区协同、会攻归绥的战役构想。

9月28日,晋察冀军区领导人聂荣臻等向中央军委提出建议,由贺龙带电台及必要人员与晋察冀军区共同组织战役,并由贺龙和聂荣臻统一指挥两区的作战行动。

考虑到晋察冀部队给养不济、敌情地形不熟悉、大军区机构不健全,组织大规模作战困难等情况,30日又向中央军委提出初步作战意见:

战役最早在10月16日开始。以晋察冀参战部队主攻集宁,并进占集宁至大同以北铁路;

以晋绥军区许光达、孙志远等部从陶林、武川方向,晋绥军区主力从凉城以北方向,分别进逼归绥。

如集宁攻下,晋察冀参战部队则沿铁路西进,与晋绥军区参战部队协同会攻归绥。

10月1日,鉴于晋察冀军区参战部队较多,贺龙致电中央军委,建议绥远战役由聂荣臻统一指挥。

10月2日,“经与两区领导人反复商议”,中央军委正式决定:绥远战役由聂荣臻统一指挥,贺龙暂时不去张家口。

11日,中央军委特别指示,绥远战役最好在20日以前开始行动,以便11月初转移兵力对付胡、孙两部的10个军,过迟即影响冀热辽工作的开展,以及适时进大军于东北。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绥远战役分绥东作战和会攻归绥两期实施。

聂荣臻决心:绥东作战第一阶段消灭集宁、丰镇、凉城等地之敌;第二阶段聚歼归绥外围的傅部主力。

根据战役计划,晋察冀参战部队由东向西进攻,各个击破丰镇、集宁间的敌人;

晋绥参战部队由南向北进攻,逐次消灭凉城等地之敌,再向集宁方向发展进攻;

最后,两区参战部队继续协力歼敌于绥远东部地区。

“一○一师没有被歼灭,逃走了,傅作义守归绥就增加了信心”

10月18日,绥远战役开始。至21日,晋察冀参战部队相继攻占隆盛庄、丰镇,进逼集宁,但歼敌不多。

与此同时,晋绥参战部队相继攻占凉城、陶林间部分地区,同样歼敌不多。

遭到猛烈攻击之下,傅作义急忙收缩兵力,命令各部队迅速向归绥西撤。

当毛泽东获悉傅作义收缩主力向归绥、包头方向撤退时,提出以主力猛烈西进,截断傅作义部归路,争取在野战中歼灭其主力的作战方针。

21日,聂荣臻下令各部队转入第二阶段作战,从不同方向截击退却之敌。

晋察冀参战部队主要负责攻歼集宁至丰镇以东地区之敌,晋绥参战部队主要负责肃清集宁至丰镇以西外围之敌。

22日20时,毛泽东指示聂荣臻、贺龙等:傅部主力必须歼灭,归绥、包头、五原、固阳必须占领,如有可能则占领临河。

大同必须占领,如能速占则速占之,否则待回师时再占,请按此方针部署作战。

如傅部固守归绥,则先将包头、五原、固阳占领,使傅部绝粮突围,然后歼灭之。如我能迅进,可能速占归绥。

聂荣臻、贺龙再接再厉:24日,晋察冀参战部队攻占集宁,但守敌第35军主力第101师漏网,成功地突围西逃;

24日晚8时,贺龙为将敌人拦腰斩断,造成有利形势,决定改变东向集宁、丰镇的计划,命令在平绥铁路以南的晋绥部队挥戈向北,直插集宁以西48公里的卓资山。

次日攻占卓资山并全歼敌新编26师4000余人。

然而,最令贺龙遗憾的是,由于改变原定东向集宁、丰镇的计划,使敌第101师逃过了被东西夹击的厄运。

可气的是,在晋绥部队攻打卓资山之时,西逃的敌第101师还胆敢顺路增援。

虽然遭到了独一旅的顽强抗击,但是由于上面指挥不统一,独二旅未能按时赶到,让第一〇一师逃到归绥去了。

诚如贺龙所言,“如果独二旅赶上来了,我们就打上一○一师了。

一○一师没有被歼灭,逃走了,傅作义守归绥就增加了信心。”

在绥东受到严重打击后,傅作义部继续收缩兵力。至10月26日,敌部分兵力撤至包头等地,主力撤至归绥城内及其外围,积极加修工事,组织防御。

对于这段时间的作战,毛泽东是比较满意的。10月27日,毛泽东向刘邓通报华北战况时,提到了绥远战役进展:

“何文鼎二十六师被我歼灭于卓资山,傅作义主力百O一师、三十二师西窜,我正向归绥追击中。”

“我们即使不能取得归绥、包头,他要再进攻也困难了”

下一步的仗怎么打?

聂荣臻与贺龙约定在卓资山以东的隆盛庄会面,商定下步行动。

10月26日,聂荣臻到达隆盛庄,后与贺龙一道进入卓资山。

在这里,聂荣臻与贺龙就下一步行动作了研究。早在22日,中央军委就曾电示,“如我能迅进,可能速占归绥。”

24日,晋察冀参战部队收复集宁后,毛泽东就指示聂荣臻、萧克:“乘胜长驱,直至五原、临河,歼灭傅部及一切参战杂牌”。

27日,中央军委又电令聂荣臻、贺龙:部队抵达后,我军应在卓资山附近休息数天,完成一切进攻准备。

然后集中全力歼灭傅顽,夺取归绥。

此次作战,必须达成歼灭傅顽主力之目的,应将我主力运动到傅顽阵地背后去,由西向东打,方可聚歼,并须准备血战多天。”

根据当时敌我情况,聂、贺商定:先肃清外围,合围归绥,再行攻城,并派一部分兵力西出包头。

具体部署是,晋察冀参战部队从北面、东面包围归绥,晋绥参战部队从南面、西面包围归绥;

以晋绥参战部队为主合组挺进军,由王尚荣指挥,沿铁路西进,截断归绥与包头间的联系,相机夺取包头。

显然,聂、贺的这个决定,重点在于夺取归绥,西进仅是一种配合行动,没有充分体现中央军委以主力迅速西进、由西向东打的意图。

后来,贺龙不无自责地说:“本来,在卓资山战胜敌人后,就应该按毛主席指示早日西进,攻击傅军退路,消灭敌军主力。”

“在卓资山时,我没有把毛主席指示提出来与聂司令员讨论,这要负一定责任。”

归绥,为绥远省会,有新、旧两城。新城东西约2.5公里,四周城墙高12米,旧城有土围墙高约1.3米。

为了凭城固守,傅作义在新、旧城及周围构筑了大量工事、掩体,城内街口两侧均筑有巷战工事,城防前沿挖有外壕,设置铁丝网、鹿砦、电网等障碍物。

傅作义在归绥部署重兵,城防及外围兵力共6个师2.4万余人,由傅作义亲自指挥;

以主力防守旧城,机动部队控制新城,以地方杂牌武装在外围武川、托克托等地进行袭扰、破坏活动。

10月30日黄昏,归绥外围作战全面展开,至31日,两区部队迫近并从外围形成对归绥的包围。

晋察冀部队、晋绥部队的攻势行动和归绥被围的严重局面,使傅作义深感死守城池不是万全之策,必须“以攻为守”,方能挫败“共军”的攻势。

于是,他亲临前线,坐镇指挥,指令负责城防的暂编第3军袁庆荣军长寻找战机,主动出击。

从11月1日至12日,傅作义组织多次反扑,均被击溃,共伤亡3000余人,才被迫转入凭坚固守。

面对傅部的疯狂反扑,3日、4日,贺龙被迫提出推迟数日攻城的作战方案,并对歼灭城外据点的部署进行调整。

6日,毛泽东就围攻归绥的战法问题,又指示聂荣臻、贺龙可采取以下办法:

一是兵力、士气、技术如均占优势,最好以强攻方式速取归绥;

二是隐蔽主力,以一部兵力佯攻,诱其出击歼灭之;

三是围坚攻弱,以小部弹性的围困归绥,主力西进,攻克萨拉齐、包头、五原后,回头再攻;

四是发动群众,久困重围,主力集结机动位置,待其粮尽弃城,实施歼灭。

特别强调,具体采取何种办法,须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接到中央军委上述指示后,聂荣臻、贺龙指挥部队对归绥守军的情况又进行具体侦察。

考虑两区部队在归绥、包头虽略占优势,但劳师远征,供应困难,再要增兵难度很大。

且严冬将至,久拖不决会带来更多不便。于是,决定仍按已经展开的作战部署实施攻城。

可惜,由于归绥城防设施坚固,两区攻城部队多次强攻未能奏效,双方形成僵持局面。

转攻包头不克,我军在绥远战场陷入两面作战的不利形势

包头,位于平绥铁路西端,是通向黄河后套的门户和傅作义设在后方的重要补给基地。

相对归绥,包头守军力量薄弱。11月初,为了孤立归绥傅部主力,独1旅沿铁路西进,截断归绥与包头间的联系,相机夺取包头。

民国包头城墙

11月1日,西进部队沿绥包铁路向包头推进,一路攻城夺地,于7日占领萨拉齐、沙尔沁,逼近了包头。

包头是一座坚城,城墙高近7米,厚2~3米,城周长约10公里,有大东门、小北门、大西门、西北门、大南门5个城门。

城外有深宽各2.5米的外壕,城下及部分墙角有水泥浇筑的明暗碉堡,外壕内侧险要地带设有电网,布满地雷,城外各据点与城内有明壕沟通。

特别是城东面及东北角转龙藏高地、玉皇庙高地有原日军修筑的钢筋水泥碉堡,地势高、火力强;

城南电灯公司及火车站一带,筑有各种野战工事。城内囤有大量物资,设有各种仓库,补给方便。

包头原有守军4个团以上,加上由绥东西撤而至的第67军军部特务营等部,总兵力约1.2万余人,数量多于挺进军。

11月7日,为统一组织防御,傅作义急令战区政治部主任董其武兼任包头城防总指挥。

第67军军长何文鼎为包头城防司令,暂编第3军副军长王雷震为副司令,包头县长马秉仁为警备司令,并于当日下午派专机把董其武从归绥城送到包头。

董其武上任第二天,立即对城市防御作出严密部署,各薄弱地带都布下重兵。

针对上述情况,西进部队决心先扫清包头外围据点,然后实施攻城。从11月8日晚开始,攻击部队分多路对包头外围据点发起进攻。

激战3昼夜,相继攻占了包头火车站等据点及附近地域,迫使守军纷纷放弃阵地,逃入城内。

为加强进攻包头的兵力,贺龙令第358旅主力由归绥地区西援包头。

至12日,除电厂、玉皇庙两个据点外,城北、城东、城南的外围据点基本被扫除,从而对包头形成了半包围态势。

由于玉皇庙可以瞰视全城,发电厂是包头唯一的电源,董其武严令部队死守这两处要点,并以城内炮火进行有力地支援,因而攻包部队久攻不下。

同时,城内守军加固城门,凭坚死守,双方形成相峙局面。

12日深夜,攻城部队集中力量对包头城发起第一次攻击,一度攻入包头城西北门,突入城内,与守军展开巷战,接连攻下了西营盘等重要阵地,控制了城内约三分之一的街区。

13日,守军集中优势兵力火力连续进行反冲击。突入城内的部队与守军展开白刃战,但终因众寡悬殊,弹药耗尽,又加不善巷战,被迫撤出战斗,第一次攻包失利。

16日夜,攻包部队除以部分兵力继续对玉皇庙、发电厂两处据点实施牵制性攻击外,以绝大部分主力从东、南、西、北四面再次向城内守军发起了猛烈攻击。

战至17日下午,第二次攻城也没有成功。

由于包头不能迅速攻克,两区部队在绥远战场面临东西扯制、两面作战的形势:

在包头,除双方在地面对峙以外,北平敌军每日派3至6架飞机前来侦察、轰炸,对民众和房舍摧毁甚大;

在归绥,守军除原有的6个师外,又空运加强1个重炮团,兵力达到2.4万人,火力进一步加强,故围城近半月没有明显进展。

聂贺产生分歧,中央军委倾向集中力量攻取包头

11月13日,包头第一次攻坚失利消息传来,聂荣臻、贺龙作出分兵两面作战的部署:

贺龙率晋绥部队主力全力西援,进占包头,并打击由五原、临河、陕坝向包头增援的马鸿逵部;

晋察冀主力部队则继续围困归绥,策应晋绥部队的攻包行动。

1月16日午时,毛泽东复电同意贺部主力西进的部署,同时指示聂部主力也全力西进。

这时,聂、贺产生分歧:“贺龙是想倾全力攻下包头,实现中共中央战略意图的。”

11月17日,贺龙率领晋绥部队主力全部进到包头附近,他在包头东郊沙尔沁对部队说:

“我们先打下包头,再打五原、临河,抄傅作义的老窝,回过头来再打归绥、大同。”

19日,贺龙等致电中央军委表示“同意军委十六日电示”,坚持首先夺取包头、五原、临河,孤立绥远傅作义部。

并提议,晋察冀部队再抽出3个团,协助攻包,配合打马家援军和加强攻城突击力量,这样攻下包头的兵力更优,把握更大。

对于毛泽东指示晋察冀参战主力也西进,聂荣臻有不同意见:“这基本上是一个置归绥于不顾,而倾全力取包头的方案,这显然是不妥的。”

11月17日20时,他就目前困难情况及部署经过,向中央军委陈述了三点意见:

“第一,如果晋察冀部队主力西进,围城部队即转为劣势,而敌人必然乘机反击,全部战局有恶化的危险。

第二,如以全部主力西进,去夺取五原、临河、陕坝,这样,就分为归绥、包头、河套三个战场,相距800余里,势必兵力分散,三处力量皆弱,难以相互策应。

第三,第三,绥远地区并非根据地,没有巩固的后方补给线,粮食、弹药无法迅速前运,伤员后送也是个大问题。”

因而,他主张仍按原部署进行,视情况发展,必要时考虑结束战役。

不过,在中央军委复电之前,聂荣臻充分考虑了贺龙的作战需要。

11月19日23时,聂荣臻得知宁夏马其良率骑兵师3000余人已经由五原东进,新编骑兵第4师又由归绥西援的情况。

为确保攻包突击力量,解除贺部攻包的东西顾虑,遂令围困归绥的一个旅由马龙、傅崇碧率领全部西上,以两日行程进抵萨县,归贺龙指挥。

11月22日,毛泽东复电,再次阐明中央战略意图和发动绥远战役的意义,并提出打破僵持局面的三个办法:

一是按照聂荣臻的意见执行,以晋察冀部队围困归绥,贺李全力攻取包头,但短期内不会获得结果,天气渐冷,不是上策;

二是放弃围困归绥,聂、贺两部主力集中攻取包头,并打击可能增援部队,但后方可能被傅部截断;

三是围困归绥与攻取包头两个任务均放弃,战役暂告结束,部队撤退到机动位置整理,等候机会再打,但战略任务未能完成,傅部仍为大患。

以上办法,“中央对于前方情况不了解,望你们根据情况实行之。”

但电报明确指出:毛泽东倾向执行第二种,即集中力量攻取包头。

这样一来,聂荣臻不无压力。

11月23日,毛泽东以军委名义来电降压:如果在短期内没有把握攻下包头、归绥,可以考虑将部队撤退到机动位置进行整训,相机再计划以后的行动。

11月24日,聂荣臻分别致电中央军委和贺龙等,坚持晋察冀部队不西进的意见:

如果攻包头确实有把握,贺部即按原计划行动,单独攻坚包头;否则,为避免与敌僵持,撤至机动位置。

贺龙等经过反复研究,认为攻占包头是战役转变的关键,决心再次攻包。

“未完成绥远战役任务是应当很好检讨总结,以作今后的经验教训。”

根据傅作义派兵从归绥突围西援和马其良部从宁夏东援的情况,贺龙决定先打援,后攻城。

第一步围城打援,首先阻击和消灭东、西援军;第二步阻援攻城,以少部兵力阻击援军残部,集中大部兵力攻打包头。

12月3日黄昏,攻包部队集中力量,对包头城发起攻击。由于守军已加强了满弱地段的防御,加上天气寒冷,虽然连续发起多次猛攻,但均未奏效。

在当时的战地日记中,董其武写道:“包头地处塞上高寒地区,现已进入隆冬季节,朔风呼啸,冰雪皑皑,平均气温在零下10多摄氏度。

为了增加共军攻城难度,每天夜间,我令部队往城墙外侧浇水,水随浇随冻,包头四周城墙变成冰雕雪铸的一般”;

“20多天来,我军先后击退共军数十次进攻,虽然付出了重大代价,幸赖天助我等,总算城池未失”。

考虑到已经进入塞外严冬季节,各种补给十分困难,士兵服装单薄,病员日增,战斗力下降。

而守军则御寒物资齐备,弹药粮秣充足,战役持续下去对攻城部队十分不利,贺龙遂决定停止进攻。

12月13日,聂荣臻下达了关于结束绥远战役的命令。

第二天,参加绥远战役的各部队均先后撤出了对包头、归绥的包围,集结主力控制绥东、绥南地区,准备新的机动,绥远战役遂告结束。

《聂荣臻传》指出,“绥远战役历时近两个月,收复了绥远的广大地区,消灭了傅作义部队1.2万余人,但没有达到消灭傅作义部主力,解放绥远,收复归绥的预期目的。”

12月8日,中央军委致电晋察冀、晋绥军区主要领导人,没有过多指责,而是慰勉有加:

绥远战役虽未消灭傅顽主力,未全部完成战役任务,但由于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已给了傅顽以严重打击……在战役中取得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将成为下次战役胜利的基础。

12月11日,聂荣臻在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未完成绥远战役任务是应当很好检讨总结,以作今后的经验教训。”

同时,他又客观地提到,此次晋察冀参加绥远战役的只有5个老团,有的部队70%以上是1945年的新兵,未经任何训练。

“在技术兵种方面,原炮兵营去延安未返,工兵营所余不及50人。今后部队在思想上、政治上、战术上进行整训,力求提高,是迫不及待的。”

绥远战役是在抗日民族战争向国内革命战争、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初始阶段展开的一次大兵团正规作战。

晋察冀、晋绥两区部队刚编成野战兵团,各级指挥机构很不健全。

特别是作战思想、战役指导、组织指挥等方面,大多还停留在游击战争的阶段,不能够适应打运动战、歼灭战等要求,缺乏大兵团协同作战的经验和必要的思想、物质准备。

致使在战役筹划、力量使用、组织协调、作战保障上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难以达成在运动中歼灭傅部主力的战役目标。

绥远战役是在平绥铁路沿线广大地区展开的一次大规模机动作战。

参战部队在收复丰镇、集宁前后,不是集中主力及时西进,一举楔入傅部纵深,割裂其部署,在运动中创造和捕捉战机,实施各个歼灭;

而是采取全线正面平推的战法,击溃战多、歼灭战少,使傅部迅速西撤,集结于归绥、包头,凭坚固守,负隅顽抗,使参战主力失去野战歼敌的有利战机,被迫转入攻坚。

贺龙在战后感慨地说:“毛主席的话是对的,很有远见,在开局打了几场胜仗后,应该和晋察冀部队一起西进打包头,这样胜算就大了。”

在攻城中,由于装备技术条件差,攻坚火力严重不足,难于有效摧毁守军坚固的设防工事,加之部队缺乏攻坚经验;

尤其是攻城主力分兵绥、包,两面作战,相互掣肘,致使绥、包两城攻击部队均兵力不足,久攻不下,形成对峙局面。

绥远战役是在远离解放区、深入傅部纵深地带展开的一次长时间攻势作战。

参战部队对傅作义长期经营绥远,具有完整的设防体系,及其部队地形熟悉、流窜性大等特点,缺乏充分的估计;

特别是深入国民党占领区后,补给困难,地形不熟,又缺乏群众基础,思想和物资准备均明显不足,遇到实际困难难以解决;

战后,贺龙和聂荣臻在总结经验教训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战前低估傅作义实力,是这次受挫的关键。

绥远地区地处塞外高原,进入冬季,气候恶劣,给战役持续作战带来巨大影响,也制约了作战任务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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