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社会建设重要论述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中国式社会建设现代化,由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社会建设研究基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北京市社会建设促进会联合主办的“第十届中国社会建设论坛”在北京召开,与会代表围绕“中国式社会建设现代化实践创新与理论建构”这一主题展开交流讨论。
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魏礼群、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会长陈存根、北京市关心下一代委员会主任梁伟出席并讲话,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李晓兵致开幕辞。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社会学院教授、北京市社会建设促进会会长宋贵伦,中央党校教授、北京市社会建设促进会首席专家丁元竹,原国家乡村振兴局综合司司长、北京市社会建设促进会咨询委员会副主任苏国霞,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谢立中,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张成岗,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社会建设研究基地主任、社会学系教授赵延东,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杨智辉,新京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刘军胜,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王兆进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演讲。
中国式社会建设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
李晓兵在代表主办方致辞时表示,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为社会建设带来了一系列新挑战新要求,社会建设的发展动力、发展的资源约束条件等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应对这些新挑战、新趋势,需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保持定力,积极应对,走出一条十几亿人口大国实现社会建设现代化的新路。“中国式社会建设现代化必将是一个崭新的、复杂的、长远的系统工程,需要深入研讨、认真研究。”
多次参加中国社会建设论坛的魏礼群在致辞时表示,要深入学习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建设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社会建设现代化的内涵和要义、深入把握推进社会建设现代化历史方位和面临的任务,正确认识社会建设现代化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深入研究推进社会建设现代化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三个方面谈了自己的体会和认识。
陈存根在致辞时强调,目前我国的社会工作,由于专业化本土化建设不足,难以满足新时代社会治理对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需求。陈存根认为,中国式社会工作的发展,需要建立符合中国国情、适应发展要求的中国式社会工作的学科理论体系、专业技术体系和工作服务体系,回应我国现代社会治理的需要,并向世界贡献中国社会工作的经验、智慧和方案。
作为曾经分管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的市委常委,梁伟围绕实际工作中的突出问题,推动社会建设工作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要研究加强社会建设的长效机制;二是要积极探索新时代社会建设规律特点;三是要加强提升社会动员能力的研究;四是要着力破解民生保障难题。
加强社会建设学理化研究
主旨演讲环节,宋贵伦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治理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宋贵伦看来,“习近平社会建设思想”思想体系可以梳理为八个方面,概括为“八个坚持”,分别是坚持党对社会建设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持推进社会建设体系现代化、坚持不断提升社会建设现代化能力水平、坚持社会建设重心下移、重在基层。
深入推进社会建设,需要破解社会关系密码。丁元竹基于第一性原理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人们交往中有一种说不清的关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二是随着人工智能发展,养老服务中出现了机器人陪伴,但也面临着机器人能不能跟老年人通过意会和言传理解老年人难题。基于这些问题,丁元竹在理论解释上提出“默感知”概念,即除了直接的感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一种默感知,这种默感知只能通过表情、个人体验、个人经历去理解。在丁元竹看来,要通过人机互动,进一步理解、获得人类的默感知,通过人类和机器的互动默感知。“计算机本身落具有的暗知识,通过相互的互动和合作,形成未来一个时期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人机互动的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模式。”
作为公共政策制定的参与者,苏国霞认为,农村的社会建设水平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极大地提高了基层的治理能力。二是充分发挥了农民的主体作用。三是基本满足了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四是有效保障了特殊困难群体的发展权利。五是参与农村的社会动员空前广泛。不过,苏国霞同时呼吁,对一些特殊关注的群体给予相应的关注,包括农村的老年人、新生态农民工、异地扶贫安置区人员等。
“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这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上,杨智辉介绍,经过几年的努力,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心理体系建设研究》已经完成,主要包括十大体系——构建社会心理服务制度保障体系、构建社会心理服务主体培育体系、构建个体社会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构建群体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构建公众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构建基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构建应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构建社会心理服务发展环境体系、构建社会心理风险评估体系和构建社会心理服务评价指标体系。
对于“社会建设”的具体内容,谢立中表示,任一形式的“社会”一旦建立起来,若要正常存在,必须满足四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有一定的数量、质量和结构比例的人口。二是这些人口的基本生存条件能够得到保障。三是这些人口能够始终和谐平安地共处一处,合作共存。四是这些人口得以按照特定的结构和形式被组织起来,并且将这些人口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具体“社会”的那些结构和形式能够得到持续再生产。谢立中把上述四个基本条件归纳为四个方面,分别叫作人口建设、生计建设、关系建设和结构建设。在谢立中看来,第一和第二两个方面的任务可以归纳概括为社会成员身体及其生存条件的建设,第三和第四两个方面的任务可以归纳概括为社会成员关系及其结构的建设。
从“智治”到“质治”
对于智能社会治理,张成岗表示,数字时代社会治理面临转型与变革。在治理理念上,从“经济主导型”向“社会服务型”转变;在治理目标上,从“相机决策”向“精准化决策”转变;在治理架构上,从“分散协同型”向“整体智能型”转变;在治理主体上,从“信息互联”向“价值互联”转变。同时,张成岗也认为,构建“有温度”的社会治理体系需要 从“智治”到“质治”,包括加快推动基层智慧治理配套体制机制创新,构建以人为中心的“有温度社会治理体系” 和走向“善治”与“善智”的良性互动。
赵延东则强调,数字社会时代的到来,社会的风险越来越大。在风险社会中间,社会治理同时也是一个风险的治理。“要隐私,还是要安全”风险社会治理中公众面临两难抉择。赵延东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人的隐私观存在阶层差异。受到风险冲击的群体更支持公开相关个人信息,受到风险冲击后,高阶层群体隐私态度相对稳定,低阶层群体隐私态度则变化较大。
因此,赵延东建议,可以对公开的个人信息进行“脱敏化处理”,隐去个人信息中可以推断主体身份或某方面的特质的信息,如姓名、性别、年龄及职业等。此外,也要建立正当的信息披露程序,在公开信息时应尽量对信息主体做到知情同意,并在官方渠道对相关信息进行披露,防治虚假信息传播造成的负面影响。
在数字化时代,数字政府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政府治理创新的关键所在。刘军胜表示,两年来,新京报社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千龙网等联合主办“数字政府建设优秀案例”征集活动。两年间,全国24省份67城市共计400多个案例参加了这一征集活动。基于案例分析,刘军胜介绍,公共服务是政府数字履职能力的核心内容,过去两年间的案例中,我国各地政府在公共服务能力方向,推出了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例。此外,数字政府建设在经济调节能力方面的作用日益显著。
同样是聚焦基层治理工作创新实践,王兆进表示,国家鼓励技术与应用创新加快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大量智慧社区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使基层在应急处突、矛盾化解、综合治理、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工作能力大幅提高。但同时,基层治理的地方性极强,条线职能在基层交织,一边是基层的智慧化平台类型繁多、良莠不齐、职能单一、互不连通的问题,另一边是社会治理对基层情况和信息报送日渐提高的要求,难免滋生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降低了各方参与基层治理的获得感和积极性。对此,王兆进建议,在数字化的背景下,技术应当配合机制创新发挥作用。在数字中国大背景下,顺应国家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要求,从基层治理为切入口,通过基层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激活基层的治理动能,提升基层治理的能力、效率和质量。
开幕式上,还举行了“新时代中国社会建设系列教材”首发式、“网格化+”智慧社区品牌项目启动式、“大学生服务社区发展”志愿服务项目启动式。当天下午,第十届中国社会建设论坛还举办了四个平行分论坛,分别围绕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社会企业发展、推进社区物业治理规范化建设等专题进行深入研究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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