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场与废墟之间：花森安治与战后日本的国民回忆

在下文中，东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加藤阳子细致解读和分析了花森安治记录下的战后日本的生活和国民心理。

脚下的废墟才是最残酷的战场：

花森安治笔下的战后日本

1968年8月，《生活记事本》杂志发行的特辑《战争生活的记录》收获了巨大的舆论反响。由于该特辑大受好评，翌年便作为单行本出版。本章的目的是在通读《战争生活的记录》基础上，解读花森安治在全书开篇撰写的散文诗《战场》。战争期间，日军将中国大陆、东南亚、太平洋岛屿变成了战场，到了战争末期，盟军为了削弱日本的抵抗意志，以日本本土城市或是农村的居民为攻击目标展开了一系列空袭。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本土的妇女和儿童也被迫体验到了战争的残酷。

《战争生活的记录》封面上画着一本记事本和一枝玫瑰花。皮革质地的记事本位于封面的正中央，大小比军队记事本略小些。记事本左侧的部分有些烧焦的痕迹，四周还散落着一些未烧尽的纸张碎屑。记事本上是一枝带着朝露的深红色玫瑰花。提起含有哀悼战争死难者意义的花卉，想必大家会首先想起虞美人。在欧洲，每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等战争纪念日，出席纪念仪式的人们都会胸前佩戴虞美人。对于欧洲的这一传统，花森安治想必也了然于胸。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笔者推测花森编纂本书的主要目的并非悼念战争。红玫瑰的花语为纯洁、奉献真心，花森可能是想通过本书向读者传达“抱着真挚的情感，珍视自己的记忆与记录，并将其传达给下一代人”这一充满爱的话语。

花森在开篇所写的散文诗《战场》也印证了这一点。书的开篇，以双联页的方式印刷有12幅反映自1945年3月10日东京大轰炸至8月15日玉音放送为止的历史照片。散文诗《战场》就印刷在这些历史照片之上。“‘战场’永远在海的另一边，在那遥远的，似乎永远无法企及的地方。”花森在诗中对东京大轰炸次日清晨的惨状进行了描写，“眼前的风景只是单纯的‘废墟’而非‘战场’。没人会将昨夜死去的人称为‘战死者’。”此后，对数值有着异常执念的花森罗列了一系列数字：“三月十日凌晨零点八分至二时三十七分，在一百四十九分钟里，八万八千七百九十三人死于轰炸，十一万三千零六十二人负伤。这一数字超过了广岛与长崎的原子弹死难者。”“大家所生活的这座城市曾是‘战场’，本次战争中最为凄惨残酷的‘战场’。”在散文诗中花森无暇对战争进行悼念，而是直接对将民众幸福生活的城镇化为战场的日美两国政府发起了控诉。

《战争生活的记录》在1968年8月作为《生活记事本》杂志第96期的特辑刊行，出版前曾在报纸上公开征集关于战争时代的回忆文章。花森总计收到了1736篇投稿，他从中精选了一部分放进书中。书中收集的关于战争生活的回忆和记录都是广大民众的心声。一经出版，第一刷80万册立即发售一空，杂志社立即增印了10万册，并在翌年8月15日推出了典藏版。毫无疑问，那本书在出版过程中细心地考虑了动荡的时代背景。出版时，正值日本国内针对明治百年纪念典礼的反对运动高涨，大学纷争也日渐走向激化之际；国际上，美国正陷于越战的泥沼中，而越战特需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日美两国还在针对冲绳回归问题进行谈判。为何花森要选择在此动荡的时代背景下，收集总结1944年马里亚纳海战大败之后，民众关于每况愈下的战时日常生活、空袭以及集团疏开的回忆和记录呢？花森认为，如果将在战争中被摧毁的城市称为“废墟”或是“焦土”，关于战争的记忆将会被逐渐模糊，对此花森抱有很强的危机意识。他强调脚下的这座城市才是“本次战争中最为凄惨残酷的‘战场’”。如今这种战场意识早已被日本大众所接受，然而在1968年时这种意识十分薄弱。

2010年8月14日，在太平洋战争末期的空袭中受伤或是失去亲人的受害者们，组建了全国空袭受害者联络协会。此前官方对于民间的战争受害问题的态度一直是，“战争中的损失，必须由全体国民平等承担”。因此，政府并未给予空袭受害者任何救济与支援。然而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之后，政府开始基于国家赔偿理念，向旧军人、军属和战死军人家属发放了总额约50兆日元的恩给和年金。此后不少人开始质疑“由全体国民平等承担战争损失”的官方态度是否真的公平，空袭受害问题迅速受到舆论关注。而值得注意的是，全国空袭受害者联络协会一直以来都在努力与重庆大轰炸中遭受日军空袭的中国受害者组织合作，从加害者、受害者两方面来强调日本官方态度的不公平性，并在此基础上要求国家对战争受害民众进行赔偿。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全面战争等历次大战的历史经验，在日本人的脑中植入了这样一种认知：战争仿佛是大海那边军人们的事情。吉田健一在《欧洲的人们》一书中，针对欧洲人意识中战争的残酷性做了如下描述：

一旦对外宣战，敌军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出现在自家门前，必须为此做好心理准备。当然，这份心理准备中也包括祖国和本国文明随时都有可能走向灭亡的觉悟。

到中日全面战争为止日本所经历的历次对外战争的战场都远在海外，这确实与吉田健一描述的欧洲战争不同。然而随着1944年7月7日塞班岛沦陷，日本本土进入了美军远程轰炸机B29的作战半径。敌机从自家上空飞过逐渐变成司空见惯的情景，日本人被迫做好了国家和文明会走向毁灭的觉悟。花森将受到轰炸的日本城市称为“本次战争中最为凄惨残酷的‘战场’”，这一认识无疑是正确的。美军针对日本城市的夜间战略轰炸，使非战斗人员也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凄惨境地。为了让日本人丧失抵抗意志，美军对日本各大城市轮番进行燃烧弹轰炸。而这种作战方式，在心理战和被害的深度广度上都创造了一种新的局面。花森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战争中，美国提出发动侵略战争是一种犯罪行为，战争领导人必须为战争行为负刑事责任，试图将这两点作为新的战争犯罪概念进行规范化。在此情况下，军部担心一旦战败，不仅战争领导人会受到制裁，国体也会遭到变革。在这种恐惧心态之下，军部开始企图绑架国民，将国民也拉进绝望的战争中。在美军的连番无差别轰炸下，日本民众开始意识到日军根本无力防御美军对本土的攻击，原本顺从的国民心中逐渐产生对于军部的不满，开始期待天皇能够站在军部的对立面。对日本国民来说，原先那种本国军队在决定性战役中击溃敌军主力，在军事层面使敌军主力失去战斗力，并以此宣告战争结束的美好的古典战争模式自此不复存在了。

为了让日本民众承受的痛苦绝对值最大化，美国方面也作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东京大轰炸中损失惨重的地区和关东大地震中发生大火灾的地区几乎完全一致，这一点绝非偶然。美军在轰炸东京之前，曾经对关东大地震受灾状况进行过深入分析，并专门针对日式房屋量身打造能够产生更好延烧效果的燃烧弹。指挥东京大轰炸的是美军第20航空队第21轰炸机司令部司令官柯蒂斯·李梅。后来在越战中出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当时也隶属于李梅麾下。麦克纳马拉借助一系列数学手段进行分析，设法提高了轰炸的效率。这也是太平洋战争末期空袭和后来越战的一个关联之处。

堕落至饿鬼道的日本国民

花森还以另一种视角观察着这场残酷的现代战争带来的惨祸。《战争生活的记录》所收录的文章中，最令读者触目的可能就是在物资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民众互相争夺食物的相关内容。其中有的是1968年时投稿人对战争末期学童疏开的回忆，有的则是战时写下的生活记录。作为后者的代表，胜矢武男在《日日之歌》中，用出色的彩色铅笔画和简洁的感言对战时生活进行了记录。例如缝制防空头巾的妇人、捣糙米的孩童、配给品、发放给疏开学童的慰问品等。胜矢在战后也是一位颇有知名度的作家，出版过《太平洋物语》《魔海的悲剧》等面向少年读者的小说。

在有关食用油配给的部分，胜矢写道：“食用油的配给采用分段制，三口之家发放四合，七口之家六合，八口以上一升。我们家一共七口人，于是就只能领到六合油。街后面某人家比我们家就多了一个八十多岁，吃不了多少东西的老太太，然而算人头数他们家就能领一升油。我们家的孩子一个个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哪怕多给我们几滴油也好啊，就因为差了一口人，就只能拿到六合油，差不多比八口之家少了整整一半。”当时有5个孩子的胜矢看“街后面某人家”的眼神，无疑是殷切又赤裸裸的。与其说是羡慕嫉妒，不如说是一种强烈的不满和愤怒。就这样，人们对于发动战争的政府，以及持续着绝望抵抗的军部的愤怒，被发泄到了身边无辜且无力的一般人身上。

根据东京都的梅野美智子回忆，同样的事情在孩子们中间也时有发生。战争末期，正就读国民学校三年级的梅野被集团疏开到了大阪府南河内郡的神社里。当时疏开的学生们顿顿吃的都是大豆饭和高粱饭，于是一些学生因为消化不良开始拉肚子。跟班的老师担心学生们得的是痢疾，便要求拉肚子的学生主动报告，如果发现朋友拉肚子也要及时向老师通报。然而此后便出现了不少本末倒置的事情。为了生存下去，孩子们开始钩心斗角，因为老师们会暂时不让拉肚子的孩子吃大豆饭、高粱饭，而是改让他们喝粥。“这样一来，其他孩子分到的饭就会多一些。但光靠喝粥是填不饱肚子的，为了继续吃饭，拉肚子的孩子也会谎称自己没病。而周围的同学则会躲在厕所旁边偷听，一旦发现有拉肚子的动静，便会立刻去找老师打小报告。这样自己分到的饭就会多一些。”在未满10岁的孩子中间也产生了这种“社会”现象。

当时为了生存下去，无论是大人之间还是孩子之间都爆发了激烈的“内战”，有时大人和孩子之间也会爆发“内战”，熊本县的山下隆男在回忆兵库县柏原町的集团疏开生活时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当时有不少家长给自家被疏开的孩子送去了饱含爱意的慰问食品。老师们在收到家长们送来的慰问品后，一边向家长们保证“之后一定会公平地将慰问品分配给孩子们”，一边却私自将其没收，学生们苦等许久都未等到老师们发放慰问品。此后学生们通过墙上广播线穿过的小洞观察老师们都在干什么时，却发现老师们每天夜里都在偷吃家长们送来的炼乳罐头。对此山下评论说：“自己通过这件事目睹了在生理接近极限的状况下，人类社会的各种伦理道德观念究竟是多么的脆弱。”实际上，从战后被美军接收的没来得及烧掉的特高警察史料来看，这类丑恶现象在日本全国可谓比比皆是。

国家绝对不能发动这种让全体国民沦落至饿鬼道的战争。在发动战争时，政府根本没有自觉认识到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内的大米消费很大程度上仰赖从殖民地进口。此外，即便在开战前日方已经估算想要维持对美战争，必须在本土和南方产油地带之间的海上交通线上维持至少200万吨的石油运力，但是军部最终仍然在只保有60万吨石油运力的情况下贸然对美开战。最终在美国的封锁之下，日本国民不得不在饥饿中挣扎，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也不得不尽早宣布投降。从这个角度来看，饥饿也可以被称为“本次战争中最为凄惨残酷的‘战场’”。人口数量、粮食保有量、燃料保有量三者之间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地狱般的景象便会在人间出现。无论政治体制如何变化，无论科学技术如何进步，这一定律都不会改变。2011年地震、海啸、核电站事故时的景象也印证了这一点。在1968年，花森通过一系列妇女儿童的回忆和记录，向我们鲜活地展现了在日本本土后方爆发的，国民与国民之间饱含憎恶的另一番战争景象。这也是花森将本土称为“凄惨战场”的原因之一。

电影导演伊丹万作在去世半年前，写过一篇短文，题为《战争责任者的问题》。他说，有不少人慨叹这次战争中国民都被政府和军人欺骗了，但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仅靠几个人的智慧是无法欺骗一亿人的”。他还在文中针对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发出的“恶意”作了非常尖锐的暴露。

在整个战争期间，最为直接地、持续地压迫折磨我们的人是谁？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想必大部分人脑海里立刻浮现的那张脸，可能是自家附近的小商贩，或是邻组长、町会长，或是郊外的农民，或是区政府、邮局、配给部门中的芝麻官、雇员、劳动者，抑或是学校的老师。总之都是些我们会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的较为熟悉的人。而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身患重病、行将就木的伊丹对于辩称在战争中“被欺骗了”的民众抱着冷淡的态度。他说：“心安理得地辩称战争中自己‘被骗了’的日本国民，怕是将来仍然会屡屡被骗吧，甚至不用等到将来，眼下他们怕是已经又落入了什么骗局之中了吧。”伊丹撰写这篇短文时46岁，战争中堕落放荡的日本人形象给伊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战后，日本人打着“我们被骗了”的旗号，企图淡化或是篡改这段历史记忆。这种行为想必是伊丹不愿看到的。与此类似，花森在1968年收集整理妇女儿童对于“战场”的回忆记录，并将其呈现在国民面前时，其内心深处的情感并不单单是对于美国或是日本的为政者的愤怒，更多则是迫切地感受到有必要去唤醒人们对于战时纷纷堕落至饿鬼道的日本国民形象的记忆。只有抱着这样的精神和觉悟，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反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