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周总理宴请溥仪，溥仪讲了个慈禧的故事，总理陷入了沉思

1959年9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特赦战犯的决定。当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罪犯们，得知这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时，仿佛又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但有一个人却对此忧心忡忡，甚至压根就不抱任何希望，这个人就是已经接受近十年思想改造的溥仪。起初，他坚定的认为：“我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无论特赦谁都不可能有我。”当时，类似溥仪这种想法的战犯不在少数，他们都非常悲观地认为，只有那些影响力小以及罪恶少的人，才有可能被列入首批特赦名单。反观，对于溥仪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人来讲，他自知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所以对特赦根本不敢抱有太多的奢望。然而，同年12月4日，抚顺战犯管理所召开了首批特赦战犯大会。当溥仪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坐在台下时，却听到了一个足以令他欢呼雀跃的好消息。那天，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通知所有战犯到俱乐部集合。当他们刚走进俱乐部时，就看到了一行醒目的大字：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战犯大会。对于这些战犯而言，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即便不知道特赦名单中是否会有自己的名字，但大家激动的心情却溢于言表。每个战犯似乎都感受到了自由的气息，正在向他们扑面而来。当时，溥仪的心情既激动又复杂，他希望自己能被特赦，但又担心自己的罪过太大，根本没有被特赦的资格。当台上的工作人员高声朗读“特赦通知书”时，那一刻整个会场都陷入了停滞状态，所有人几乎都在屏气凝神，生怕错过自己的名字。溥仪在战犯管理所期间的编号是“981”，身为一个罪大恶极的战犯，在这里接受了多年的思想再教育和劳动改造。但溥仪却认为自己在改造期间，根本无法和其他人相提并论，他自认为改造成果一般。就在他思绪万千之时，却突然听到工作人员念到了他的名字。对于溥仪而言，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甚至认为自己是因为太激动而听错了。殊不知他的确是第一个被念到名字的人，也是第一个被特赦的战犯。当溥仪确认自己没有听错时，泪水几乎在一瞬间夺眶而出，因为他早已经对特赦不抱任何希望了。但幸福来得实在是太突然了，事后他才得知，能够特赦与毛泽东的关照密不可分。1959年12月9日，恢复公民身份的溥仪回到北京，他原本以为自己的余生，都将在默默无闻中度过。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就接到了周总理的接见邀请。当溥仪见到周总理后，先是毕恭毕敬地给他鞠了一躬，然后还不断向他道歉。周总理笑着对溥仪说道：“你现在是中国公民了，已经开始新生活了，不要再为过去的事情道歉了。”在会面期间，周总理和溥仪聊了很多，从满族的文化习俗聊到了溥仪的人生经历，他希望溥仪可以自己的经历，以回忆录的形式写出来。其实，早在战犯管理所期间，溥仪就已经开始着手撰写《我的前半生》一书，受到了周总来的鼓励之后，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本回忆录写完。1960年春节期间，溥仪再度受到了周总理的邀请，只不过这一次周总理给了他一个惊喜。春节前一天，在周总理的安排下，溥仪全家都要被邀请到了全国政协礼堂餐厅。这个举动让溥仪大为感动，因为能和家人吃上一顿热乎的年夜饭，可是溥仪一直期盼的事情。这顿年夜饭吃了近三个半小时，席间周总理询问溥仪：“今后的工作和生活怎么安排的？”溥仪告诉周总理：“当年在宫里我就喜欢看医书，后来在抚顺的时候，还曾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中医，所以我想做一名医生。”不过周总理却并没有答应溥仪的这个请求，他认为溥仪的医术有限，一旦把人治出点儿毛病来就不好办了。在这次宴会进行到一半时，溥仪向周总理讲述了一个有关慈禧的故事。甲午战争爆发之际，正值慈禧过大寿，她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居然挪用军费修颐和园。周总理听后陷入了深思，随后语调低沉地说：“这都是赤裸裸的教训啊！只顾自己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种人怎么能建设好国家呢？”后来，在周总理的建议下，溥仪被安排到北京植物园劳动一年，确切地说是做一名“花工”。溥仪每当提到这段往事时，都会十分感慨地说：“在植物园的日子，我享受到了公民待遇。”在植物园的那段时光里，溥仪不仅学会了如何劳动，也学会了如何融入社会。后来，在周总理的关照下，溥仪和李淑贤走入了婚姻，过完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后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