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吴晓波,又到了每周和大家分享商业经典的时刻。今天我邀请张笑宇老师,来为大家解读《商贸与文明》。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本新的书目的解读,这本书的名字叫作《商贸与文明》,它的副标题叫作“现代世界的诞生”。
其实聊到现代社会的诞生,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这可能是人类历史最重大的一个转折,也是最值得解释的变化之一。什么概念?其实有一张图片,讲的就是说人类历史以来的人均GDP的基本变化。这个图片的内容非常简单,就是人类在18世纪以前的人均GDP,整体而言几乎就是一条水平的直线,直到18世纪以后快速上扬、变成了一个折角。
我们说现代社会诞生以前的人类历史,多少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都是占这个社会5%的人的故事。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整个古代社会可以说是极其乏味的,因为基本上你生活在平均线(就是温饱线)这个级别上,你经常会吃不饱饭,80%的人没有后代,一场疾病或者一个天灾或者一个突发因素,就直接你这辈子就没了。直到现代社会诞生以后,我们普通人才算过上了一个有温饱、有体面、有尊严,对未来稍有预期的生活。这就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的状况和局面。
那么对于现代社会怎么诞生,当然也有非常多的经典的社会科学的文献予以回答和解决,我也不在这里一一赘述,因为我们今天讨论主题主要就是这本书。这本书主要是我自己的一些观点和想法。
现代社会是怎么诞生的?我来介绍一下我自己的视角。我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视角,其实跟我个人的一个经历有关系。我2018年结婚的时候,跟我爱人去法国度蜜月,我们住在一个特别漂亮的小城叫科尔马。
在法国历史上,它是个兵家必争之地,就在法德之间来回地切换,归属权转换了很多次。事实上也是如此,就是阿尔萨斯地区其实在这场战争之前,也有过反复的易手。但是我去了之后,发现这个地方的老城保存得特别完好。你拿科尔马来说,商人公会大概是1300年前后,市政厅是1400—1500年的前后。然后我们住在Airbnb,别人家里边,法国老太太她对周边老房子是哪一家的、往上数几代人,那是如数家珍。包括我接下来在农村里面,因为当地是葡萄酒产区,各种村落也都是非常古老、保存得非常完好。
我当时就非常纳闷,我就问法国老太太,你这个地方不是历史上打过很多次仗吗?她说对。我说怎么建筑保存得这么完好,好像没有被战火波及一样。
她说,大概是因为他们也不笨,我们也不笨,“他们”指的是军队。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每一次军队来的时候,我们就给钱,给了钱之后,他们拿我们的钱去买装备,找人雇用打仗,他们继续打仗。为什么一定要赶尽杀绝?
我当时听了这个回答之后,我也非常震撼,因为这跟我们中国人理解的历史好像很不一样,但我们中国人理解历史那绝对是对的。你自己去看看历史书上有多少,就是战争之后伏尸百万、流血漂橹、荒无人烟。你看蒙古大军打成都的时候城中140万,屠城了;然后明末清初、明清代际的时候,四川地区人迹罕至,人口减少95%,以至于成都这个地方,进城之后就有一堆虎灾,就是人太少,结果这个城市变成了老虎进出的场所。改朝换代、战争之惨烈,中国人绝对是刻骨铭心。
但是你仔细看人家的历史,人家说的也没错。我后来确实回去查了之后,不光是科尔马,旁边的斯特拉斯堡,再远一点的法兰克福、科隆,历史上不是说没有经历过战争,但是确实也发生过很多次给钱、投降、然后命可以保住,城市也基本不怎么遭破坏。除了可能近代就是一战、二战时候破坏多一点,以往的战争还真是破坏不大。
所以这个体验就让我特别警醒,就是说可能存在什么,就文明和文明之间的底层逻辑都是不一样。我们理解战争这个东西,本来应该是说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活动,结果东西方居然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战争逻辑。我把其中一种叫作“要钱”的逻辑,另外一种叫作“要命”的逻辑。
按照“要命”的逻辑来组织社会形态,它整个从战争到和平的组织形态都完全不一样。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咱们中国人都非常熟悉一个成语叫作街坊四邻,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四邻?为什么不是五邻、六邻、七邻、八邻、九邻?这其实跟中国古代长期存在一个军事管制制度有关,这个制度叫作“什伍之制”,就是五人为一伍,十人为一什。
这个制度最早是从什么时代诞生的?从战国时代。我之前讲解《技术与文明》时候讲到了,墨家的社会动员,实际上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五人为一伍的制度最大的初衷是什么呢?是防敌,防止敌人间谍的渗透。就你们5个人互相认识,5个人连坐担保,有1个不认识的人混进来了,马上举报,举报了就没事;不举报5个人连坐。
那么到了后面,皇帝发现这个制度打仗的时候管间谍有用,和平时期你收税、监督徭役、管理治安、统计人丁全都有用,所以这个制度就刻在我们血液里边,一代一代传到今天。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背后的逻辑是说政治体制根本上来讲,是把你当作一个战争动员的一分子,就和平时代它有这个制度,其实归根结底是为了战争时代能够快速地进行动员,所以这个叫作“要命”的逻辑。
欧洲也有要命逻辑,中国也有要钱的逻辑,在人类社会都普遍存在,但是逻辑本身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你要钱,战争的时候不一定把你赶尽杀绝,所以它这种政治秩序归根结底是把你看作钱袋子、看作税源,就是不是把你看作兵源。
那么我觉得就是说,从横向对比来讲,第一,你不能说中国完全是要命,西方完全是要钱。第二,你也不能随随便便说谁好谁坏,因为这种要命逻辑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能够大规模地凝聚和动员一个社会的组织力,那么你就更有可能在毁天灭地的顶级的灾害之中生存下来。你换成要钱的逻辑,如果外敌入侵了,然后你给个钱,你就很容易投降了。然后你被占领之后,你可能就被同化了,然后你这个文明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
我们看到,在西方或者中东的历史上,它是反复出现的。所以我说横向对比,你不一定能够说谁好谁坏,但是如果你给这两种逻辑加上一个时间变量,就是我们把它搞纵向对比,你会发现这个要钱的逻辑它有一个优点。什么优点?就是在它这个社会里边,你传承的经验、智慧、知识、财富,它比较好地能够得到保存。你打仗过来,你把人保住了,钱虽然没了可以再挣,比如说我是一个老板,我把钱献出去了,但是我的经验、人脉、技能都还在,从头再来。
所以你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边它就容易出现,这个一点一点积累,直到在一个可能的环境下面,它曲线出现这样一个突破,然后引发质变,然后带来把你的社会进化到另外一个层次。你会发现这种进化是比较容易在要钱的逻辑中诞生。
这一切好像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有没有实证?是有实证。我们过去20年在经济史学界,尤其是量化历史研究中的,对于古代社会的人均GDP的产出进行了一些比较大的重构,我们会发现确实有这两种不同的模式的变化。
你比如说拿中国来讲,中国社会古代人均GDP的巅峰出现在什么时间?出现在公元980年,从唐末到北宋,基本就是宋初的时代。那么从那以后,中国的人均GDP是一路下跌,到公元1800年左右的时候,已经跌到了巅峰时代的1/3。当然这个数字还稍微有点粗,如果你去看更细致的研究,比如说像上海的刘逖先生,他曾经对明代末年到清代中叶,中间240年中国的人均GDP做过统计,他发现240年里面整个的人均GDP萎缩了25%,那么换算成年均就是每年增长-0.12%。
但是你反观比如说欧洲的部分地区,比如说荷兰,它是大概从1250年左右人均增长一直往上走,虽然很缓慢,但是一直在增长。英国1300年左右,意大利北部佛罗伦萨这些地区也大概是1300年以后到1500年都能够实现人均的长期增长。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两种逻辑,在历史的长时间段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你仔细地去琢磨一下,你会发现在这两种逻辑之中,你的生活方式、你的策略选择、你的博弈是完全不一样。我把其中的一种归结为叫作“零增长秩序”,把另外一种归结叫作“正增长秩序”。
我们说现代世界是怎么诞生的?是从正增长秩序中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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