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战峰：加快建设ESG制度，推进企业现代绿色治理

12月12日，以“碳路先锋 绿启未来”为主题的新京报“2023零碳研究院绿色发展论坛”在北京举办。论坛围绕全球气候行动目标下的中国路径，展开深入交流。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政策所副所长董战峰在主旨演讲对ESG发展的新形势、面临的关键问题、ESG体系建设的重点方向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董战峰指出，当前我国ESG发展进入快车道，要以加强环境信息披露为抓手，逐步规范ESG评级、标准、投资体系。“在当前全面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美丽中国建设新发展阶段， ESG发展中的E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重视。”

此外，董战峰认为，ESG投资是补充绿色投融资缺口的重要来源，构建依托银行主体的ESG产品体系将是我国的重要发展方向。

ESG发展需进一步完善信披标准和规范

相较于国际，我国ESG的起步较晚，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2002年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国ESG进入起步阶段，这时环境信息披露以“环境信息公开”政策建议为主；2009年之后，中国ESG进入探索发展阶段，环境信息披露要求更加明确、严格；2017年以来，中国ESG进入深化提升阶段，环境信息披露要求进一步细化，上市公司全面披露成趋势。

董战峰认为，“十三五”至今，伴随生态文明与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等深入推进，我国ESG发展进入快车道。不过，当前缺乏统一的ESG信息披露标准，存在着发行主体众多，缺乏统一规范不同上市公司遵循的信息披露标准各异，可比性差等问题。

“披露-评级-投资间的信息需求存在割裂，信息透明度低导致较高的ESG应用成本，加剧投资利益相关方间的信息差。”对此，董战峰认为，一体化信息标准与第三方服务是潜在的解决途径。

具体来看，下一步，我国ESG需要进一步在数据上下功夫。数据质量方面，应充分利用高分辨率的环保监测监管数据开展ESG评级，例如使用好符合国家监测规范的污染物自动监测数据、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数据；监管方面，进一步完善ESG评价体系设计，推动量化可比的ESG信息披露框架指引性文件出台；深化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构建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等。

当前，ESG投资产品还存在“漂绿”操作，投资目的和风险不相匹配。董战峰补充说道，“投资者对ESG投资策略缺乏了解降低投资意愿，ESG债券投资比重很小，相关衍生品在中国还是空白，绿色债券渗透率仍较低，绿色金融债、绿色债务融资工具渗透率不足 1%。”

针对上述我国ESG发展面临的问题。董战峰指出，在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下，我国为ESG发展赋予新内涵。企业在关注传统财务绩效之外，应注重履行促进生态文明、双碳目标建设的环境责任，以及共同富裕、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的社会责任。

加快构建面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中国ESG制度体系

如何加快构建面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中国ESG制度体系？

董战峰认为，政府及监管部门可进一步完善ESG评价体系顶层设计，推动量化可比的ESG信息披露框架指引性文件出台，强调环境、碳中和相关指标的创新与构建；出台ESG投资指引性文件，引导市场深化ESG投资意识；对接国际ESG披露标准，结合企事业单位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与环境信用评价制度实施，考虑环境指标的多元性和系统性，逐渐扩大框架，保证有效性。

金融机构要将ESG纳入金融机构支持绿色创新及转型项目筛选；为机构投资者开发更多的绿色可持续投资产品选项；加强对市场参与者的引导，提高机构投资者环境风险辨识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引导更多个人ESG信息投资者。

对于企业，要提高企业绿色治理意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公司实际经营计划中，认识到绿色治理对于长期价值的重要性；加强ESG实践，改善自身ESG表现，加强公司内部治理，提高投资效率；进一步完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2020年1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的《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方案》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成环境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

对于在ESG框架下深化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改革建设，董战峰提出，一是要推动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与ESG协同发展，二是构建自愿与强制相结合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三是要加强环境信息披露与环保信用评价政策衔接，四是要聚焦系统建设和市场服务提高披露质量，五是要加强环境信息披露的调度评估和宣传推广。